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从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家的分工理论到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分工思想，再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工思想，都对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产生与形成具有一定的启迪价值和意义。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先哲们社会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分工理论体系。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详细论述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社会分工体现了每个人对于工作天赋的诠释，并基于兴趣产生了对工作的激情，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柏拉图从分工的视角理解了它与正义的关系，即适当的分工是正义的象征，正义是顺应自然的正确的分工；柏拉图根据社会分工划分了社会的等级与国家机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从经济意义理解社会分工，侧重分析社会分工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增加社会财富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分工起源于原始的货物交换，对于生产力发展及专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方面看重分工的积极影响即对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要求消灭分工，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场景。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以上各流派思想，将关注点落脚在人类公平和人的发展问题，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归属。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实质在于人的本质、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

早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就立誓要为“同时代人谋幸福”。19世纪40年代起，他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同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历史之谜解答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表述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哪个阶级，包括在资产阶级旧社会，每个人将成为联合体，维护自身的发展自由，并积极铸就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定为社会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就个人本身来考察个人，他屈从于分工，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畸形的、受限制的人。”社会分工促使人的活动与社会交往的片面性，进一步引发人的能力的片面性。针对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这一社会现实，结合不同历史形态中分工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未来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构想。历史是人的活动的过程，人是历史的主体。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人们越发认识到社会分工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会意识到私有制与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内在关系。旧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协调共进的。

总体上看，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每个人进行物质生产劳动，都是在一些不受主观意识支配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动。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社会分工促使了阶级的形态划分，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产生了与生产劳动的对立性。人通过社会关系而存在和发展，社会分工将社会关系与人的活动范围引向固定化和细致化，直接影响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形成过程。因此，从各种角度考察人的本质，都离不开社会分工。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社会分工实质与对劳动的异化，指明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只有人的活动不受外在强制性因素的制约，才能谈及人的全面发展。“消灭社会分工”，很显然并非消灭岗位的差别，而是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分化与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浪漫色彩形象描述了未来社会，目的就在于说明未来社会中个人不会屈从于分工，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等多方面来选择自己的活动。不能把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理解为人在许多活动领域中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是破除针对旧分工和私有制对人的种种限制，社会应为每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让每个人都有不受阻碍的自由发展的可能，都有展示自己才能的可能，真正地做到“人尽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