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地解决。但是，社会政策如何应对社会问题这绝不仅是各个部门制定或执行具体社会政策的简单任务。

首先，解决“问题”，社会政策需要“主义”的指导。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所不同的是，当年中共创始人倾向于用“主义”而非社会政策以寻求“问题”的彻底解决之办法，那是因为只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才能找到正确的路径和方向。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社会政策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主义”的作用并不是否定社会政策，而是指导其以最合理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但怎样才是最合理，首先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去找答案。十九大关于既求充分又求平衡并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部署，其核心是社会经济公平，体现了在“主义”与GPP双重指导下，发展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的客观需要。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思想界的实际情况远比一些描述和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和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不公以及各类歧视的种种表现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等等，都还需要理论界发奋努力去研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进一步操作化。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但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社会学问题；政治经济学等许多相关学科，也能提供理解社会问题的有益观点与独特视角，尤其是在“主义”指导的理论高度上。

其次，解决社会问题，社会政策部门需要得到GPP层面的进一步重视。十九大做出平衡发展的战略决断之后，社会政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必须长期坚持系统观念和平衡发展方向，谨防各种片面、偏离甚至极端化倾向（其中也包括可能重蹈福利国家某些覆辙或陷阱）。

再次，“问题”不仅需要解决，更重要的还在于预防，因此，必须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有透彻了解和准确的判断。这就要求各个不同的政策部门，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掌握社会问题的客观和主观构成要件，且重视需求评估的资料。在制定干预方案时，考虑各种可能以及最佳实例。着力建设新时期有效的指标体系，包括善用国际通用的社会公平衡量监控指标，如基尼系数等。

今天，我们正在强调共同富裕问题，而共同富裕就是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经济公平。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很复杂，但最直接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有关研究，从调整生产关系到建立合理的再分配体系，尽快拿出实质性又可行的政策建议。

最后，从社会问题的生成原因和预防措施着眼，必须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发扬优势（如反腐扶贫和疫情防控），弥补短板（如分配不公以及行政成本）。对于我们的干部来说，需要引起注意的还有基层滥权问题，要防止社会与社区治理在一些地方误入歧途，甚至走向丢掉“服务”初心的反面。

社会工作是社会与社区服务的重要生力军，但也需要各级主要领导对社会工作专业有更为全面的认识。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亟须所有有关部门（包括劳动、卫生、司法、教育、工、青、妇等等）和大小社区协同努力，而不能一强调社会工作就把球只抛给民政部门，这样既难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又会把民政部门置于力不从心的尴尬境地，亦可能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设置难以逾越的局限和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