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比较优势理论受到质疑，有研究者指出，要证实比较优势理论十分困难，因为实证案例非常罕见。有作者提出“反比较优势之迷”：即美国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出口额相对较少；且其行业生产率超出中国越多，该行业对中国的出口占其世界总出口的比重则越低。这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越大，出口越多的认识相距甚远。张维迎提出了另一个“反比较优势之迷”：浙江的义乌在交通区位上没有比较优势，却做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同样，横店并没有特殊禀赋或区位优势，却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影视基地。也就是说，有优势的产品没有增加贸易，没有优势的产品却出口到全国甚至全世界。人们还注意到，在国内进行产业组织，开辟大量产业园、孵化器却总是招商困难，门可罗雀。企业并没如政府所预期的那样纷纷进入园区组成想象中的产业集群。

“反比较优势之迷”的提法，反映出理论界与决策层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受到简单化和外在广角视野的定式思维的影响，在理论上无法解释多种因素影响下非典型、非互补、非对称贸易样态的运行机理，在实践中政府的产业政策过于粗线条、一刀切，缺乏柔韧性和细腻设计。这种思维方式的简化和僵化对处理当今波诡云谲的国际贸易形势十分不利。

本文试图对比较优势理论模型进行扩展并精细化解读，使之动态化，并针对研究界静态化、简化、僵化的思维方式，提出运用中国辩证的、一体的“易经思维”统合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中支离的视角，用《易经》阴阳应对、互补、互变之道来审视中美贸易关系变化，提出战略方向及应对之道。

 

一、对精简对称的比较优势模型的扩展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被模式化，出现在各种经济学教程中。

按照典型的对称的比较优势理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个人都可以发现自己的优势。即便是总体上没有全面超越对方的绝对优势，自己与自己比，也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两个人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差异，且互为对方所需要，就有可能发生优势互补。两个人在同一产品上的生产效率或机会成本的差异越大，它们的交易空间就越大。达成价格合意的概率或机会就越多，交易就越容易成功，多次合作的诚意就越大。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低于或高于机会成本的部分都是剩余。中美两国的互补性明显强于竞争性，在产品结构上，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相对于美国的较强的比较优势，而美国相对于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其高技术。这就可以解释中美贸易曾经使双方受益之不争事实。

相反，如果双方在同一产品上的生产效率或机会成本十分接近，它们的交易空间就越小，交易成功的机率就越低，就越容易引起误解、摩擦、甚至冲突。长期以来出于称霸世界的政治考量，美国宁愿承受巨额的贸易赤字也不愿意放松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是用它的农产品出口来对冲进口中国产品造成的逆差。中国则不得不尽量以低端制造的顺差来购买其农产品。两国具有相似的贸易结构，高技术的农业对低技术的加工业，没有特殊的安排是很难实现共赢的。这便是近年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

无论你最初的禀赋多么糟糕，最没有生产力的人也能从自由贸易中收益，因为你总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由于每个生产者都专注于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专业化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两个人的总产出就必会加大。蛋糕做大，就必然是双赢结果。总体效率和总产品都有所提升。

国际贸易、地区贸易、企业间贸易，甚至工序与工序之间的企业内贸易、家庭与家庭、户与户间的贸易，都是以人与人之间贸易作为最基本的单位的。也就是说，比较的主体是微观个人。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要细化落实到非常微观的层面。

总之，自由交易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增益，交易是每个人的事情，不完全是国家的事情，我国理论界的研究焦点往往忽略了微观主体的贸易样态，也就忽略了微观层面上多种因素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在宏观层面的引导作用。似乎有了政府的政策扶植、区位交通、土地价格、税收优惠、物产资源等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就可以培养出一个活力十足的产业集群。忽视了还有家庭人员性别、年龄结构、子女教育、文化因素、习俗、语言、家族关系、技术、技能、技艺、技巧、心理、性格、谈判沟通方式、监督约束方式等等的作用。实际上比较优势是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

 

精简的、对称的模型设计了一对极其罕见的交易双方，好比在六十四卦中同时抽到纯阳的干卦和纯阴的坤卦，其概率是很低的。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很多交易是在绝对优势相差极大，非对称的比较优势、甚至在同样的产品上都具有相对优势的双方间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贸易结构上具有相似性。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初期，很多来料加工是由乡镇企业完成的，甚至就是相邻的两家人、相邻的几个村镇企业进行交易。考虑到产业之间的前后联系，除了生产最终产品，产业间相互提供中间产品，一个产业的价格变化，将会影响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出的变化，且同一行业的生产者也具有异质性，可以存在行业内甚至企业内、家庭内贸易。在产业和产品种类之间也存在专业技术的特质差异，每一种产品种类间也会存在贸易流。

现实存在的多是非典型、非互补、非对称的交易样态，例如，A在生产效率上比B有绝对优势，两方的相对优势又都在同一种产品上，表面上看双方没有交易必要。但是即便如此，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资源配置，即时间分配比例的调整与变动，造成一种分工，并由分工带来专业化效率提升，固化为比较优势的分化格局，结果还是双赢的。

中美贸易关系中，中方希望通过低端产品出口的顺差来购买美国的高端产品受阻后，就面临着非典型、非互补、非对称的交易结构，这就需要微观层面更精细的谈判协商。需要对双方比较优势的数理模型进行梳理和扩展。把2×2的矩阵，扩展成n×m的可以任意组合的矩阵。如果能确定通过模型的参数关系演算法，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多种参数左右交易结果，寻求共赢的安排。下表是一个非对称、非互补的比较优势模型。

 

（1）T劳动投入

模型中可以看出每个生产者的产量是由一定的生产时间的投入及劳动生产效率决定的。即A先生一天的时间生产QAX的产量，假设一天工作8小时，A先生的劳动生产率可表示为：VAX=TAX / QAX =480分钟/8公斤=60分钟/公斤。同样，VAY= TAY/ QAY =480分钟/16公斤=30分钟/公斤。

所以，按照劳动生产率的公式分析，一个人或国家增加出口数量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提高T即劳动时间的投入，二是提高V即效率。参与交易或国际贸易的一方要挣得更多的外汇，或出口更多产品，只有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或加强自身的生产组织效率，或提高劳动时间或人工的投入，或在提高工时投入同时也提高技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大，说明该国人民付出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或者劳动效率高。进而，一个国家贸易逆差大，从某种角度上看，是该国人民没有那么吃苦地工作有关，故不能在道德评判上认为顺差的一方占便宜，逆差的一方吃亏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规模不大，只在沿海开放区有一些乡镇企业承接一些香港、新加波、台湾、马来西亚地区的来料加工业务。这时的主要投入是劳动力资源。

 

（2）Q资源投入

加入WTO以前，我国扩大对外贸易，发展出口，除了增加劳动力外，开始增加资源投入。出让土地、引资开工厂，放宽环境监管。除来料加工外，增加了资源的出口。

 

（3）V科技投入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官方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0.51万亿美元，2017年则为27.79万亿美元，约为入世前的50多倍。而且，已经开始完成从来料加工到出口高科技产品的转型。比如海尔，已经开始利用其自身智能制造优势，迅速向海外输送智能家电技术，开拓高端化、智能化市场路径。据统计，海尔智能家电已经进入全球近30个国家，畅销美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波兰、丹麦、葡萄牙等发达国家。

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大，说明该国人民付出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或者劳动效率高。

上述三个参数构成了参与分工前出口量的决定公式Q= T / V。并可以此类推得到2×2矩阵的各项参数QAX 、QAY、QBX、QBY。在扩展矩阵中是Qij。

 

（4）λ订价议价权力

X机会成本CX=ΔY/ΔX, Y的机会成本CY=CX-1，交换中的价格可以写成PX=CAX±λ-1|CBX-CAX|。这当中的λ值越大，对于有比较优势的一方越不利。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显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对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征关税，就相当于提高了λ值，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收益。交易的一方拥有制定价格的权力，也是一种实力的表现。这背后的格局也非一朝一夕形成和改变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经济震荡。之后就开始出现逆差的一方大叫吃亏了，强势的一方大叫被欺负了的怪现象，不外乎是要抬高贸易门槛，再次压价以削减中国出口的收益。

当分工后的QBX任取一个大于等于分工前的TBX/ VBX时，类推可以得到矩阵的其它参数。也就是说，即便是无法通过交易得到美国的高技术产品，仍然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找到共赢的方案。就像浙江的企业那样，把低端产品做到全球。这样的实力也是让世界无法复制的。

QAY= TAX / VAX - QBX ×PAX= QBX×[CAX±λ-1|CBX-CAX|]

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产品对美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8个月，我国对美国出口1.96万亿元，增长6.5%；自美国进口7141.3亿元，增长4.4%；对美贸易顺差1.24万亿元，扩大7.7%。中美双边贸易额达2.67万亿元，同比增长5.9%。所以在全球化贸易的今天，各国之间的贸易使制衡变成相互的，各国间的关系即是博弈的关系，也是一种演化共生的关系。

 

（5）β改变资源配比

由于贸易结构的相似性，使这种非典型的贸易获得双赢结果的概率减少，除了调整订价议价权系数λ值外，还可以通过调整β系数，即在双方各自不同的资源配置组合中寻求一组可以得到共赢结果，βA=TAX/TAY，βB=TBX/TBY，这个比例组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把β值代入QAY =βA×TAY / VAX - QBX×PAX= QBX×[CAX±λ-1|CBX-CAX|]，如果把交易参与者扩展为n个，把产品扩展为m个，那么比较优势模型或扩展成n×m矩阵。可以把以上公式改写成扩展(i=1……n;j=1……m)的产量Qij矩阵。无论交易参与方、参与产品有多少，各国都会尽量提高高科技和高战略意义产业的资源投入，都希望通过贸易挣得更多的资本，然后改变技术构成系数β，减少对贸易环境的依附性和敏感性。

从美国根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1300种产品征收约5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中可以看出，清单主要覆盖了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医疗器械、高铁设备、新能源汽车及航空设备等领域，基本都属于“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范围。美国此番制造贸易摩擦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寻求贸易平衡，而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遏制中国崛起。

这两个贸易主体从互补转为互斥，也是事物发展规律使然。中方不能抱幻想用卖日用品的收入，购买美国的高端科技甚至战略产品。但完全可以用日用品收入改变资源投入的方向和比例，完成自主研发和制造。在自由交易的孕育下，浙江、广东等沿海乡镇企业就经历从来料加工——生产服装皮鞋——小商品生产、批发——影视旅游、物流——造船、汽车制造、互联网……；东莞也是从来料加工——仿制走私电子产品——引入外资开工厂——加工制造电子产品——生产自动化产品——出口自动化产品的转变。

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寻求贸易平衡，而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遏制中国崛起。

（6）ω阶段——增加对外选择机会

当自己的产业结构完成自我升级后，有了一定的综合实力，就可以开拓较宽的市场面，发展更宽的对外经济和交易的关系，即提高ω以增加对外选择，增加新的交易机会，同时也会增加交易成本和风险。就有可能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国不愿意也无力承担大国责任和全球公共产品所导致的陷阱。就目前的体量和能力，中国不可能马上替代美国。

六个系数还代表了交易主体成长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

第一，T:增加劳动投入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

第二，Q:增加分工交易数量阶段，邓小平南巡，沿海开放，开展来料加工，出口低端制造业阶段。

第三，V：提高专业化劳动生产率，加入WTO。由轻纺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的阶段。

第四，λ：提升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进出口市场格局，“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实践阶段。

第五，十八大以后β：“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和实施阶段。

第六，2013—2017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ω：提高对外选择机会。

把影响贸易格局的六参数写成以下公式，即F(Y)=F(T，Q，V, λ, β，ω)。

 

二、用立体辩证的《易经》思维理解“反比较优势之迷”及中美贸易摩擦

 

从以上分析可知，比较优势模型不仅是一个交易模型，还应理解为是一个关于生产、分工、合作、博弈的动态模型，不仅仅涉及交易样态和结果，也反映一个经济体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一个博弈双方演化共生的互动过程。在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一百多年后，现代博弈论经济学也已经提出了演化共生理论，说明再仅仅用比较优势的极简模式和僵硬、极端的理解，是不可能理解这种复杂的生产、分工、合作、交易、博弈、较量、变异的过程的。而这种跨时空、跨学科、互动过程的理解非更高概括力不能把握，而中国古老的《易经》思维恰有这样的高度，让善长静态对象分析、模型思维的经济理论，得以从原始思维的原点寻找对复杂问题认知的自由度，在更高的哲学高度找到整合思维碎片的概括工具。

《周易》是群经之首，具有哲学思维的高度，简易、玄奥。“太极者无极也，可大到无穷大，小到无穷小”，即可用来理解国际格局变化，也可以用来理解人际交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中包含着一正一反两种力量，而这两种力量就是阴阳。阴阳互补，互不分开，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成阳，阳极成阴，阴阳互动、交互对应，才能生生不息，生出万象，动中有序。

在比较优势理论中，也正体现了互补互变的阴阳之道。在交易双方中，有绝对优势的一方为老阳、没有绝对优势的一方为老阴，或者两方都没有绝对优势，但各自又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即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少阳，无比较优势的产品为少阴，阴阳互补者交易空间大，交易发生且成功的概率大。即便是没有绝对优势、也没有相对优势时，可以通过调整产业或产品结构，即资源配比来约定一个分工和专业化的合作协定。互动中变有相对微弱的优势差异为有明显的优势差异，形成共赢合意，达到相互制约最终进入演化共生。所有的卦和爻，非阴即阳、非综即错、非覆即变一样，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一个简单的2×2模型中不易表现到位，要表现到位就要用大数据建模。而我们古老的太极图生动地表现了这种复杂的、流动的、演化共生的意象，很好地起到了统合思维的作用。

《易经》用阳阴爻的交替来表示复杂的细腻的互动过程和具体的情境。借助这样隐喻的思维工具，就不难解释横店、义乌这些看似没有比较优势的却交易成功的案例，它们并不是反比较优势，而是贸易结构中相似的非典型、非互补、非对称的交易样态，是一种以人际贸易为基本单元的家内贸易、工序间贸易、企业贸易。把比较优势理解得过于简化、极端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当然无法理解这种从人际贸易、家内贸易、工序间贸易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贸易集群，当然无法理解“没有比较优势就是比较优势”的道理。这样的例子还有广东的东莞，就是在没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在与一个有绝对优势的一方合作中，协作进行专业分工，培养出一个相对低端的产业的比较优势，随之又发展综合实力，提高了竞争优势。

 

所以，在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格局中，更需要精细的、自由的、有弹性的贸易政策、要给予民间资本和商家更多的由自空间，让双方自由选择，更加充分地接触、沟通、谈判，而不是把摩擦当作政治对抗，成为政府互动的政治事件。

在比较优势的模型中，由于价格定价权和谈判力的变动、资源配比或技术构成的变动，使交易双方的实力在悄然变动，而图表中只是表达一个静态的过程，至多也只是有限的交易过程，再详细的数据建模也无法类比那么复杂的实际过程，这也就是许多学者说的，实证的案例十分罕见的原因。这种实力悄然变动的过程在《易经》的太极思维中叫做“老阴变阳，老阳变阴”，即一个没有优势的一方通过协作分工会积累起比较优势，一个有绝对优势的一方也可能会因为另一方的高强度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而实力渐弱，开始靠提高门槛、搞贸易摩擦来保存实力、消耗对手，侵占和缩小对手的利益。这种过程完全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过分夸张过度反应都是没有益处的。

自古以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被中国人所尊崇，中国人也将自己称作龙的传人。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当下，在这场鹰与龙的对决中，中国人应该如何应对呢？仅仅就贸易谈贸易、就价格谈价格、就关税谈关税，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治吗？

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看似宏大而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借助《易经》的思维工具，动态地分析这个主体的发展经历，可以使思考变得超越学科界线、简易而深刻、且举重若轻。

《易经》中，干卦以六条阳爻为象，表示宇宙的广阔和层出不穷。首卦以龙为代表的干卦，六个爻用太阳和月亮周而复始日出日落隐喻事物发展分成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即所谓“六位时成”。“位”和“时”是连在一起的，位是空间，时是时间，时空合一，每卦六根爻，每根爻就代表一个时位，即一个阶段。六爻就是六龙，“时乘六龙以御天”。观看干卦六爻的变化过程，看龙腾飞的六个状态即可明了万物由始至终发展变化的普遍道理。

那么，干卦的六条阳爻究竟有着怎样的寓意？自下而上，干卦的每一爻又是什么意思？如上分析所述，比较优势模型的六个系数对应不同发展阶段，我们或可用六爻的卦来做类比，看看中国龙应怎样一步一步地去走自己的路？

干卦初爻的爻辞是：“潜龙勿用”。潜龙的“潜”是指一方面是刚刚冒出来，将来到底会怎么样，难以预料。另外，这个刚刚冒出来的人也好，事也好，自己本身也没有把控将来之力，整个环境对他合不合适暂时还不知道，潜龙就是一种潜在的能量。这里的勿用，是指一个人有潜在的能力，并能充实自己，做好准备之后，本来可以用的，但是为了整体的安全，暂时不表现出来。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对外贸易主要表现在来料加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开始为世界提供新的动能。中国龙还是在摸索学习阶段，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既挣些低利，也提高自身。

九二爻的爻辞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潜了很久的龙，见就是表现出来，可以从深渊里往上出来一点，但还不能飞，现到什么地步呢?出现的位置是在田，田就是地平线、田野，比喻一个人开始崭露头角了。但还不能太妄动。1980年代末，我国开始吸引外资，开办自己的实体企业，大量的低端日用品开始出口。这时期出现了最早一批农民企业家。

九三，“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这个君子就是指龙，干干是什么意思?——忧患意识，当龙见在田，就开始处于明处，而各种危险可能在暗处，有来自四方的打击，若不警觉怎么成呢？很多危险来自于对手的嫉妒，怕别人强大，更怕别人强大过自己。以我国加入WTO开始，我国开始让世界瞩目，出口产业层次开始提高，从低端日用品发展向制造业、高端科技产品发展也开始增加其占出口的比重。

警惕的目的是希望更上一层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干卦所说的六爻境界，达到干卦第四爻所说的高度，风险也就更大了。第四爻的爻辞为：“或跃在渊，无咎。”这就表示，倘若要跃，就有两种结果，或者高飞上天，或者跌落谷底。而2008年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大国形象开始显现，与此同时，中国的话语权引发周边相关国家的关注，也引发了争端和摩擦。不仅表现为中美，也表现在周边各国贸易摩擦和领土争端的频发。这就是学术界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的必然竞争所导致的陷阱，“当边缘地区经济充分发展，足以脱离对核心区的依附时，核心区国家就会采取有利于本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策略。与此同时，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区的经济起飞，老的核心区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方面不断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具体表现就是各种国际贸易摩擦，这种国际贸易摩擦会一直持续到新的核心国完全崛起之后。”

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如果能够跃过九四爻的境界，就可以到达干卦的第五爻的境界。说明这条龙已经大有力量，能够大有作为了。九五爻这个位置，就卦位来说，是处于中正之位，即是阳位，又是最高的阳位，也是龙飞跃的最高阶段了。如果从中国的国运讲，就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六爻，上九，“亢龙有悔”。到了飞龙后千万适可而止，度量要大，不要再把自己拱到像干卦上九一样高亢。“高亢”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做冒进或脱离实际，超越了自身基础和实力。一个人或国家能力强大了，还能处理好与其它国家或对手的关系，受人家欢迎、接受、口服心服，才是真正的强大。怎么才能受人欢迎呢？就是要负起大国的责任，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援助保护弱小，甚至提供治理规则和安全支持。这就是要避免在实力不够、条件不足时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易经》的太极理论以天道制人道，给出“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并规定的每一个爻，不仅有阴阳，还有时机、性位、德能品位，用以判断事物事件程序的各组分、各阶段、各状态是否偕时、是否当位、是否配德。也就是说阴阳互变的过程不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混乱无序的战场，而是受天地规律的制约，有违天时、地利、人和规则的人或事就会受到悔、吝、凶、亡的果报。当然无论天道还是人道，只有该阴时阴、该阳时阳，时而宜收、时而宜张，只有张弛有度、进退自如才是合道吉利的。按照上述分析，一个交易主体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有六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或者说是每一个阶段又有每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按照事物发展要阴阳应待、互补互动的时位规律，看看我国现阶段和能力是否当位匹配呢？

如果把六个系数和六个阶段的强弱、虚实、用六爻来表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贸发展状况和各个方面的禀赋、特征也可排列为一个阴阳的序列。比如我国外贸出口量虽大，但资源消耗大，创新不足，不可持续，这种状况即在第二阶段追求数量Q，牺牲资源环境的问题一直没有根本改变。用《易经》的爻表示就是九二，阳爻居阴位，是不当位的。另外，本应靠高技术支持出口才能快速积累，但是我国恰恰在高科技自主创新方面是短版的第三阶段提高效率V，六三爻，阴爻居阳位，是不当位的。上九不当位是因为阳爻居阴位，说明我国如果在实力不够时，对外扩大市场和投资，容易使自身陷于被动。

总体来看，我国的外贸经济发展各阶段性特征组成了一个中孚卦。中孚卦中间两根爻是阴爻，是空的，虚的，上下都是实的。

中孚卦实际上是关于诚信、信任、信用的卦，恰恰适合应用于贸易关系。《杂卦》说：“《中孚》，信也。”《周易正义》则曰：“信发于中，谓之中孚。”《彖传》释《中孚》卦辞“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兑而巽，孚乃化邦也。”从内心诚信，其实质是内柔刚中，和悦谦逊，其价值是能感化邦国。如果把此种美德发扬光大，则吉无不利。中孚的意思是双方应当诚恳相待，可以和谐合作。双方都不需要损害对方，诚恳地相互支持，互利共赢。

《中孚》的六爻具体解释来看：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虞”，是安的意思，指安守住诚信，就吉祥了。“燕”，古同“宴”，安闲，安乐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他求的话，那就不安宁了。泰然相对于贸易对手，诚信合作，没有非分之想。

“九二，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鹤在树荫下鸣叫，小鹤应声附和；我有美酒一爵，愿与你共享其乐。这里可以联想到我国外贸迅速发展的初期，大量来料加工，安装生产线，增加了收入和就业，也锻炼了一批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家。这时可以说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入蜜月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面临强劲的敌人，或者敲起战鼓发动进攻，或者兵疲将乏而致败退，或因为惧怕敌人的反击而哭泣，或由于敌人不加侵害而高兴地歌唱。由于科技水准制约，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趋近，摩擦也开始出现了，焦虑也随之而来，这个阶段的表现是敏感、紧张。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这条爻是阴爻，它表示客方行动被动。而第一爻表示主方行动积极，尽管客方消极被动，不过由于双方素质都良好，主方需要长期与客方保持联系，这样才能受益。交往时间拖得很长，月亮几乎圆了，甚至马匹也累死了，主方尽力保持正常关系，无所咎怪。我国的对外出口到了靠资源枯竭为代价换来的贸易市场，几乎到边际收益为零的阶段，降价空间也一再压低。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挛”，互相牵系。有了相互信任，就能亲如孪生兄弟。主客双方互相配合，对主方就无所咎怪。这个阶段双方的关系要调整。两个世界主要大国，要相互信任才有出路。而不是向对方互秀肌肉。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鸟高飞着，鸣叫声响彻天空”，这种声音虚而不实，声高于情，怎么可能长久保持呢？上九爻的爻辞，是反对不诚信的虚张声势的做法。所以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更要诚信打动世界各国，不要让中国的形象受损。

《中孚》六爻，初爻为“守”，即安守诚信；二爻为“感”，以诚相感；三爻为“变”，语言无常；四爻为“专”，诚信不二；五爻为“广”，广施诚信。上爻为“虚”，信衰则诈起，结果为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照发现我国生产及贸易结构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存在严重问题，要主动自我改进，提出以下对应之策：

第一，针对九二爻的问题，即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应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品质，持续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品质，不断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生产效率。促进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加强环保力度。中国有两大因素必须消除，一是各地政府过于急功近利，喜欢搞大开发、要规模化，不考虑商家和企业的个体差异和比较优势。用命令动员的方式搞运动、拉郎配，结果形成了一些无效的投入，打破原有的产权界线和机理，把供给侧改革变成了折腾企业。二是动不动就进行大力度、大跨度政策扶植、倾斜、诱导。打乱了价格信号，让企业不得不从满足市场的要求，变成满足政策的要求。

第二，针对六三爻的问题，即自主创新技术研发短板的问题，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究深度融合的技术自主创新体制。很多地方搞开发区、产业园、孵化器，但其初衷是圈地、占位、收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企业和自主研发的机构不仅要冒研发失败的风险，还要背上涨房租的负担。实际上自主创新的研发，需求的不是多么高大上的园区建筑和核心区位，而是知识产权的价值得到保护和价值实现，克服科研中浮躁甚至造假的问题。在中美关系摩擦中，我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弱项和短板已有所显现。如果不能解决自主研发能力提升的战略问题的话，抱怨美国不卖给我们高技术产品，企图用钱买尖端科技和发明是不可能的。

第三，针对上六爻的问题，即对外开拓的倡议问题，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企业还在唯政策是瞻的时候，让民间资本盲目向海外、让民营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不发达市场、文化传统差异极大的市场的时机是不成熟的。中国应避免还没有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又要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被动。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应聚焦主业，加强自主创新、练好内功，努力实现新的发展。

总之，只有企业家自己才最知道自己企业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知道如何寻找自己的贸易对手和伙伴。只要给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让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自己处理贸易往来，不要太多地进行政策干预，让企业在与各国家、各企业建立交易网络时更多发挥自主性，在其中寻找共赢方案的机会就更多，其实美国的企业也不是都完全听从政府的指令的。

所以，要应对我国外贸经济所处艰难的局面，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再次就非公经济的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要真诚地对待民营企业，依靠民营企业，他说：“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前途不可限量。重视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企业，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好条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政策、融资、营商环境等方面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也希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聚焦主业，加强自主创新、练好内功，努力实现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