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新古典经济学派技术进步理论

 

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Harrod和Domar提出了西方发展经济学领域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即“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Model）。遗憾的是，该模型仅将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则被当作了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因而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没有直接的解释。

 

在此基础上，著名经济学家Solow（1957）进一步验证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初步形成了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引入该函数，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Solow（1957）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通过“既定生产函数任何一种形式的变动”表现出来，主要包括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资本质量的改善或者新资本中所蕴含的技术成果等。

 

在定义技术进步的基础上，Solow进一步利用数学推导给出了Solow残值公式，不仅打破了过去固定技术系数生产函数的假设，同时也开启了对技术进步作用展开定量分析的先河。在此之后，通过借用Solow残值这一概念，可以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间接估算。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因此可以推论，农业经济增长不仅源于传统生产要素投入，而且在某一时期的技术进步才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诱致性农业技术进步理论

 

诱致性农业技术进步理论最早由Hayami和Rutton（1971）所提出。在该理论看来，要素相对价格改变可以诱致要素之间相互替代并产生要素节约，即一种要素相对于其它要素的价格上涨，导致降低该要素相对于其它要素使用量的技术进步。

 

以诱致性生化型技术进步为例，假定Y0为基期等产量曲线，此时化肥与土地两种要素的价格比率为aa，并且在M点实现最低成本的均衡。Y1为第1期等产量曲线，从基期到第1期的过程中，土地要素越来越稀缺，土地和化肥要素的价格比率调整为bb，此时便会出现新的生化型技术，新技术有利于节约土地要素，对化肥的反应也更加敏感。生化技术与化肥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型的关系，生化技术与化肥的组合可以表示为直线c。

 

由图中可以看出，由于生化型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土地要素逐步被生化技术与化肥之间的组合所替代，这即是要素相对稀缺导致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产生的结果。

 

根据诱致性农业技术进步理论的观点，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道路也应有所不同，其中，对于土地要素贫乏而劳动力要素丰盈的国家而言，理应坚持走生化型技术进步的发展道路；对于土地要素丰富而劳动力要素缺乏的国家而言，则应坚持走机械型技术进步的发展道路。诱致性农业技术进步理论的启示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移植照搬发达国家现行采用的农业技术，否则可能会导致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增长，这对于现阶段中国大力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技术扩散是指某项新技术在特定时间内通过特定渠道，在特定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被传播的过程（Rogers，1983）。而农业技术扩散则指的是一种农业新技术从技术源头不断传播到周围，并被广大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以及农户）逐步接受和采纳的过程（刘笑明和李同升，2006）。

 

一般而言，任何一种农业新技术的出现和扩散均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在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随着某种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采用该项新技术，当采用农户的数量达到高峰之后，由于该技术又会被某项更新的新技术所代替，因而采用农户也会逐渐减少，最终呈现出一种农业新技术扩散的“S”型寿命周期。

 

图中的纵坐标轴表示农业新技术采用数量的累计采用率，横坐标轴表示时间。从中可以发现，初期阶段考虑到农业技术潜在的风险性，如果盲目采用，其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可能持续一个季度甚至一年，此时的绝大多数农户均是风险厌恶者，并不愿积极采用农业技术创新成果，从而使得农业技术创新扩散初期的扩散速度和进程相对较为缓慢。

 

当某种农业技术创新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示范并产生一定经济效益后，作为理性经济人，越来越多的农户将会乐意接受并采用该项农业技术创新，从而不断加快这种农业技术创新的扩散速度。当在广大农民普遍接受该项农业技术创新之后，即使没有任何的外在驱动力，农户个体也会选择采用该项技术，此时，这项农业技术创新又会被新的农业技术创新所替代，从而导致农业技术创新的扩散速度逐步变缓。

 

农业技术推广理论

 

农业技术推广主要包括农业技术推广沟通理论和农业技术推广框架理论。一是农业技术推广沟通理论。早期农业推广认为农业技术推广者与农户之间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传输”关系，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无论是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还是农户的新技术采用率均不甚理想，难以真正达到农业技术推广的预期效果。为此，农业推广学中的沟通理论应运而生，在该理论看来，农业技术推广应该是“双向沟通”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重点解决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与推广对象（农户）之间的双方问题。农业技术推广沟通中的核心要素为推广内容信息沟通与推广方式方法沟通，二者共同决定着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成效。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只有依据不同农户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对应的沟通方法，才能够较好地达到预期效果（卢敏，2005）。

 

二是农业技术推广框架理论。Albrecht（1987）较早地构建了农业推广框架理论，这个框架包括农业技术推广目标团体系统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系统，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范围。其中，农业技术推广目标团体系统是指农户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主要用于评估农业技术推广的具体策略与方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系统则指的是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人员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是诱使农户行为改变的关键所在。此外，农业技术推广框架系统的运行绩效，还会受到诸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以及农村区域发展等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

 

（安根团队摘自李晓龙：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安根团队，20余位各领域农业专家，提供成熟的土壤恢复集成方案、生态修复集成方案、农残解决集成方案和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