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经济理论中从来不曾真正有过凯恩斯革命一样，从来也不曾真正有过凯恩斯政策……从凯恩斯政策制定和推崇者那里，能吸取借鉴的无非是对深度萧条时期的经济分析，以及赤字融资的政策工具。

——明斯基，1986，p.291

我们首先回顾主流经济学理论，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主流经济学无法预测危机的到来。随后，我们会讨论主流经济学是如何借鉴凯恩斯经济观点的，他的观点是一种思想革命。在某些重要领域，凯恩斯革命失败了，然而，这深刻影响了明斯基。为此，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读主流学派的错误非常具有分析价值。

全球经济危机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

在我们深入探讨明斯基的方法之前，有必要快速回顾一下他所批判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我们早前介绍过，明斯基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往哈佛大学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芝加哥大学当时是制度经济学的发源地（随后才变成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派的堡垒），而哈佛大学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中心之一。

在哈佛大学，明斯基被指派担任阿尔文·汉森的助教。汉森可以被称作“美国的凯恩斯”，因为他对于改进推广主要的凯恩斯模型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IS-LM模型逐步出现于所有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明斯基发现汉森分析凯恩斯的方法“太过机械化”，而他也指责“凯恩斯主义者”“缺乏勇气”，因为他们并不认可收入再分配（从富人到穷人）是提高总需求（因为与富人相比，穷人开支更多、储蓄更少，再分配应该能提高消费需求）的一种方法。因此，尽管凯恩斯本身的理论对于明斯基建立自己的方法非常重要，但是他拒绝认可“凯恩斯主义者”所推广的那些理论。

与明斯基一样，很多其他学者也质疑究竟“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凯恩斯的基本理论。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宏观经济学家提出将“凯恩斯主义者”的IS-LM模型，与基于个人理性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前凯恩斯主义微观经济理论（即新古典主义学派对于公司和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方法）相结合。保罗·萨缪尔森称之为“新古典综合主义”，这成为目前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基础。

宏观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持续发展，詹姆士·托宾提出了资产组合理论，唐·帕廷金提出实际余额效应，该理论使劳动力市场成为主导，还有菲利普斯曲线（反映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也进一步补充了希克斯的IS-LM模型。同样，基于综合观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在战后逐步发展，最终成为肯尼迪政府的主要管理理念。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货币主义理论发展成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自由主义”理论，凯恩斯主义主要依赖政府干预。20多年来，“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方法是经济学争论的两大焦点。凯恩斯主义者推崇财政政策的相机微调，而货币主义者更提倡规则性的货币政策。

然而，货币主义观点很快被新古典综合主义吸纳整合，因此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大争论”演化转变成针对参数（投资的利率弹性和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政策主张（相机利率目标或货币增长原则）的争论。

在上述两大理论方法中，货币和金融机构均只发挥了简单作用，而货币从长期看是“中性的”，实际变量只决定价格水平。在短期内，货币可能是非中性的（影响决策），因为工人和公司可能将名义价格上涨错误理解为实际或相对价格上涨。

例如，如果你的每小时工资上涨了10%，但是购买的所有商品价格也提高了10%，那么“实际”或者相对价格并没有改变，而你也不应该改变行为。假若你忽略了价格通胀而受“愚弄”，你可能会因为上涨的名义工资而愿意工作更长时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受“愚弄”的程度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主流经济学观点分化的最大争议。

争论的焦点在于货币供给的增加能否简单推动价格上涨（不改变行为）或者能否推动实际支出和收入增长。相对应的，如果中央银行减少货币供给，这会降低价格，那么工人能否接受名义工资减少？或者会因为错将减少的名义工资（物价也降低）看作实际工资下降而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呢？

对于政策是否会“愚弄”大众这一问题，货币主义者认为很难欺骗工人和公司，而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这很简单。

主流凯恩斯理论将凯恩斯观点简化成黏性工资和价格，即工人固执地拒绝工资降低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解决失业问题应该刺激总需求（加大政府支出并配合减税，或者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尽管“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方法不太有效），但这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使工人误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已经提高从而延长工作时间。同时，雇主也误认为不断上涨的价格表明需求增加从而会雇用更多的工人。

因此，折中方案就是更多就业但价格也更高。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在失业与通胀之间做出选择。

“货币主义者”反驳认为，这种方法只能暂时奏效。克林顿总统曾说：“你可以暂时愚弄所有人，并一直愚弄部分人，但是你无法一直愚弄所有人。”因此，如果一项政策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降低失业，那么只会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者”为此提倡限制财政政策，并对货币增长制定规则以确保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滞胀为“凯恩斯主义者”和提倡米尔顿·弗里德曼规则的“货币主义者”之间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者”对于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出现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案，相关政策应该刺激需求来减少失业，但是也应该减少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他们对于滞胀束手无策。政策制定者选择了“货币主义者”的建议，即根据一定的规则控制货币供给增速。

但是，“货币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遇到了挫败，当时美联储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试图实现货币增长目标（与弗里德曼的主张一致），但却多次失败。因此，不仅仅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令人失望，货币主义理论也面临困境。

这使得基于前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更激进的理论获得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说以及查尔斯·普罗索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等。

正如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的传记作家）所质疑的，“在历史上很少会有强大的思想致力推动这种奇特的观点”。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所说的“奇特的观点”是什么。

首先，新古典理论重建了最极端的新古典经济学，引入持久的市场出清（包括持久充分就业）和“理性预期理论”，保证经济主体不会总是犯错。这种重建导致即使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也很难愚弄理性行为者，因为预期的形成具有前瞻性，而且是基于经济的修正模型。

这也意味着非随机性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因为行为者会立刻觉察到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如果政策不是随机的，也是可以预测的），并对自身行为做最优化的调整。货币只能暂时发挥作用，而行为者会收集必要信息来区分实际与名义价格。财政政策也并非一直有效。例如，赤字支出具有完全的挤占效应，因为纳税人知道他们会为政府债务买单，因此会立即增加储蓄，使得储蓄额等于赤字额（这也被称作李嘉图等价定理）。

然而，新古典理论对于商业周期的解释，依赖货币供应的随机变化所产生的短期非中性（导致将名义价格上涨错误理解为相对价格上涨）。

实际商业周期理论通过只用实际变量构建商业周期函数最终降低了货币效果。随机并大幅波动的生产力是最重要的。因此该理论认为，大萧条并不是需求不足（凯恩斯的观点）或者错误货币政策（弗里德曼的观点）的问题，而是源于生产力的负向冲击。工人生产力突然下降，因此他们的实际工资也降低。工人拿着较低的实际工资，决定留出更多休闲时间。因此，在大萧条时期非自愿失业并未增加，人们只是因为技术革新降低了人工生产力而休长假，因此也同意接受工资降低。实际工资水平较低使得人们更看重休闲而非工作。

这种观点中，所有行为总是最优的，所有市场总是出清的，因此所有观察到的商业周期根本不是周期；相反，经济遵循“有漂移的随机游走”。（经济会按照稳定速度增长直至受到冲击，会根据生产力增速等“实际”因素立刻形成新的增速。）政府对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或萧条不应该采取任何措施，因为这实际上是对随机冲击的最优反应。

由此，你不难理解为何斯基德尔斯基会称这些理论是“奇特的”——大萧条中的失业是“最优”选择，因为工人宁愿接受救济而非接受较低的实际工资。实际上，建立上述理论的学者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金融理论的发展反映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从某种角度讲只有新古典理论主张货币中性，而金融业是不相关的。只要市场有效，所有形式的金融均应该是等价的，无论你是使用自有资金，还是买股票或贷款，均没有差异。金融机构是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中介，将储蓄有效分配给更好的项目。金融实践的改革能不断降低储蓄者所拿到与投资者所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差异”，鼓励更多的储蓄和投资。

放松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付诸实践）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对于提高效率并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市场约束金融机构，因此金融机构的自我管理是足够的，因为它们有动力确保各类操作是安全的。这个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要求“放开”金融管制的最主要理由。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新”新古典综合主义理论（常称为“新货币共识”），接受了很多“奇特的观点”但是仍坚持“凯恩斯主义”的黏性工资和价格。斯基德尔斯基再次对这个观念予以精彩形象的批判，“他们已经吞掉了理性预期这个庞然大物，但依旧尽力吸收持久充分就业这种小概念，并建立了市场失败理论，以便政府发挥作用”。黏性工资和其他的市场不完善减慢了向充分就业的靠近，提供了政策空间。

与早期战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提倡使用财政政策来微调经济不同，该理论强调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然而这次，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放弃弗里德曼所主张的让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供应，而是主张让中央银行控制利率。

但是目的是一致的。按照著名的泰勒法则，中央银行会根据实际通货膨胀率对目标的偏离以及产出缺口（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的差异）来调整利率。例如，如果通货膨胀高于目标，而且实际产出超过潜在产出，则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为经济降温。这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稍事改进。菲利普斯曲线中，如果失业率太低，那么通货膨胀率就会高，这一理论对通货膨胀的关注超过失业。

一些人提出进一步的设想，建议设定具体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政策制定者完全忽视失业因素），而全球的部分中央银行也明确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不管怎样，其中的信念是，所有政府实际上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低通货膨胀，这会推动经济强劲增长，接近充分就业。而且，还有一种信念是，货币政策是非常有效的——中央银行能保持通胀水平处于目标区间（即每年1%~2%），而这种政策能实现经济微调，因为市场会快速调整重新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出现了新的争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支持者（如伯南克）认为价格稳定不仅能推动经济强劲增长而且有利于金融稳定。中央银行能一石三鸟（用利率目标实现价格稳定、产出稳定和金融稳定）。这非常难得！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2007年前通货膨胀目标制一直运行的很有效。全球的中央银行为保持低通货膨胀水平感到很自豪。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被公认为是“大师”，被称赞为不仅仅是最杰出的中央银行家，而且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

他退休后，美联储主席的职位由本·伯南克担任，伯南克是“大缓和”理念的倡导者，并推动美联储在“大缓和”时代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全球中央银行家共同成功促进了经济稳定（大缓和）。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中央银行家坚定维护稳定，而且所有人都期待稳定，因此我们将会实现经济稳定。

现在我们清楚要管理预期。市场参与者知道中央银行会保持低通货膨胀，如果有任何经济问题，中央银行会快速采取举措恢复稳定。因此，这本身就对市场提供了巨大信心，即著名的“格林斯潘对策”以及随后的“伯南克对策”，美联储主席会尽力避免灾难发生。房地产价格上涨，商品价格泡沫，股票市场价格飙升，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获得巨额利润。

这种理论和相关政策一直有效，直至2007年春天出现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明显失败，因为世界经济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危机（只有几个国家免于危机，特别是中国，中国尚未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几大主要中央银行对本国市场采取措施以重建市场信心。但是，降低利率，甚至零利率都明显没有效果。危机日益严重，导致失业率不断提高，销售低迷，房地产市场出现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崩盘，而且一个又一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大师”和“大缓和”就此画上句号。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常规经济学的弊端。

要知道，我们曾经历过同样的阶段。大萧条时代推翻了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当时主要依赖自由放任政策。凯恩斯提出了思想革命。遗憾的是，革命失败了，或者至少说，被类似保罗·萨缪尔森的“折中者”改变了。他们吸收借鉴了少部分的凯恩斯变革理论，并将其转变成旧的新古典主义方法。

在明斯基看来，战后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缺失了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很多重要观点。例如，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综合观点从未包括真实不确定性或者“未知性”，因此与凯恩斯对于预期的处理完全偏离。主流理论中忽视不确定性对于它自身的理论信念非常重要，因为它相信经济自身能重新恢复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状态。

明斯基强调应复原凯恩斯理论并对此改进修正，以便符合我们生存的时代特点。究竟什么是重要的？货币和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应重视不稳定，而且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凯恩斯的理论革命

凯恩斯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中心观点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企业家生产他们期望销售的产品，但不能认定这些生产决策的总数量与短期或长期充分就业水平下的产出水平是一致的。

而且，该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完全竞争与弹性工资制、充分实现预期以及稳定的经济环境中。换言之，凯恩斯并不依赖黏性工资、垄断支配、失望预期或者经济不稳定（例如，由外部冲击或随机政策所导致）来解释失业。尽管上述情况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他希望解释各种情况下的失业均衡，甚至这种情况可能接近新古典经济学模型。

凯恩斯的研究最初特别关注企业决策——每个公司生产它们希望销售的产品——这并非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企业决策是基于对当前生产成本与未来预期收入的比较。一项生产决策同时也是雇用工人和工人收入的决策。这可能使公司倾向于在一定时间内向工人支付固定的工资（因为公司至少会为部分生产成本进行融资）。

除非预期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当前和未来成本，否则公司不进行生产。成本和收入均以货币形式发生。如果对估计成本和预期收入的比较不乐观，则不会进行生产，而不产生收入。只有当预期有效需求不充足时才会导致失业。

此外，工资率的下行弹性并不能刺激更多就业，因为收入效应（低消费导致收入下降）会抵消替代效应（劳动力成本下降刺激雇用更多工人）。低收入会对利润产生负效应，公司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如此。凯恩斯这个重要的论断在过去40年对于劳动力市场是否具有弹性的争论中被遗忘了。

同样，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生产的开始与终结均是货币形式，凯恩斯拒绝认同货币中性。从某种重要意义上看，生产的目的是货币（凯恩斯称之为生产的货币理论；马克思称之为“货币—商品—货币”：企业家投入货币，生产产品，并期望获得更多货币）。

我们可以说，经济衰退和失业是“不消费”决策（即以货币的形式储蓄）所导致的结果。当发现销售额下降，公司则会解雇工人。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对于凯恩斯而言，最重要的决策是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因为该决策本质上是对不可知未来的前瞻性预测。如果企业家担心未来前景，则投资会减少，这随之会导致更低的就业水平和商品销售。更多的工人失去工作，而我们也走向经济萧条。

这就是为什么明斯基称凯恩斯的增长与衰退理论是“周期投资理论”——对应于主流理论认为周期是因为不当政策、欺骗或技术冲击而导致的结果。重要的是，凯恩斯创造了“外生”的周期理论——这符合“旋风式”的乐观与悲观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周期本质。因此，周期与投资决策相关，是基于对不确定未来的预期。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对流动性资产的偏好，并对实现充分就业造成障碍。再次重申，公司只生产它们希望能销售获得利润的产品，它们没必要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开展生产，以免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如果未来不确定，公司决定不投资，财富持有者决定寻求流动性资产——通常称为“贮藏货币”或者“寻求安全”——即寻求相对低风险的资产，如政府债券甚至是货币。

凯恩斯曾有如下名言：“新古典世界中没人会持有货币，因为持有无风险资产（低回报）没有价值。”该说法后来被弗兰克·哈恩证实，他遗憾地发现，严格传统的模型中货币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些模式忽视不确定性和破产。

查尔斯·古德哈特坚持称，在任何使用货币的经济分析中，违约可能性都是重点。由于现代的生产决策会使企业家在未来产生付款，因此他们有可能无法满足合同条款。然而，最严格传统的模型却明确排除违约，暗示所有的借款都是无风险的，因此忽视了金融机构对借款的监测需要。在这类模型中不仅货币没有价值，而且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金融不稳定也被排除了，因为不存在违约可能性要求人们具有完全的预见性或者完全竞争市场，以便各种情况均能实现套期保值。

因此，这类主流的宏观模型无法体现凯恩斯理论中所囊括的实际社会特点，包括动物精神和自信程度、市场心理以及流动性偏好。相较之下，凯恩斯的基本模型可以被简单拓展以解释不同评级结果，允许存在违约来影响预期，并包括一个大经济实体违约所带来的“传染”效应和其他影响。这类拓展的最好范例就是明斯基的研究成果。

总而言之，大部分经济学家“没有看到危机来临”，因为他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否认“危机”可能存在。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提供基础的新古典方法只有对于虚构世界才是适用的，他们所设想的经济重视基于易货贸易的市场交换。货币和金融是后来才加入模型的，并不重要。因为市场的无形之手会引导具有完全预见性的理性个体趋于所有资源都有效分配的均衡状态，政府的作用很小。

当前的危机已经显示出这种方法对于分析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是不适用的。相较之下，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起点的凯恩斯革命却提供了另外一种让我们了解所处世界的方法。凯恩斯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方法使他开创了“一般性”但也是“具体性”的理论，因为其包含了导致危机发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的特点。

在此领域开展研究的经济学家确实看到了危机发生，他们提出了有助于经济重回正轨并实施改革的各类政策建议，以便经济更加稳定，而且经济运行符合大众利益。

关于凯恩斯的政策革命

凯恩斯长期以来反对自由放任政策，在1926年曾撰写了题为“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的小册子。他除了反对那些声称“无形之手”能引导利己主义个人行为符合公众利益的人，还认为这些个体未必清楚了解他们的利益。

他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的观点从未真正被经济学家所接受。倒不如说这观点是空想家所接受的。当然，在1926年的小册子中，凯恩斯没有对自由放任的教条主义观点提出强有力的抨击。他在10年后才提出有效需求理论。直至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才清楚阐述为何无形之手会失效，以及为何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凯恩斯对于战后经济政策的影响至少与其对理论的影响同样重要，但是对于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究竟有多少植根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点是存在质疑的。尽管如此，凯恩斯著作对于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于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对于发展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是不能被否认的。

如果我们认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传达的中心思想是，不能期望企业家的生产决策能实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则明显的应对政策是政府提高产量，使其超过市场力所决定的基础水平。遗憾的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最终被过度简单解读成“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和“微调”，以确保总需求能恰好实现充分就业。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经过尝试但失败了。

实践中，战后政策通常包含了推动储蓄与投资两种模式。第一种推动储蓄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凯恩斯的观点，这是基于新古典放贷理论观点，即储蓄为投资提供融资；而第二种推动投资的政策是基于开支乘数观点，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凯恩斯对均衡产出水平的解释，但其依赖过度简化的关于企业家预期的观点，而忽视了重要的稳定性问题。明斯基有大量充足理由驳斥上述政策。

投资提振效应

第一，没有理由让我们相信，投资的需求（乘数）效应能足够吸收投资的供给效应所带来的额外产能。从阿尔文·汉森的经济停滞论文（现代资本主义易于因投资机会匮乏而导致经济停滞），到哈罗德·瓦特与约翰·沃克等开展大量相关研究表明，要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速需要政府部门相较私人部门不断加大投资，以便确保总需求能充分吸收新的产能。

不均衡的问题

第二，试图刺激私人投资以维持充分就业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这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均衡并因此降低社会的消费倾向——这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24章所讨论的问题。此外，高投资策略更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造成收入分配向高收入、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倾斜。这些效应随后会详细分析。

部门平衡问题

第三，明斯基在早期研究中所隐含使用，并被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同事韦恩·戈德利推动发展的部门平衡方法通过支出增长来分析财务平衡。后面我们会看到，戈德利基于宏观经济分类建立了这一方法，而经济分类要求国内私人部门、国内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的收支余额总数必须等于零。尽管任何一个部门都可能面临赤字或盈余，但必须至少有一个部门是盈余。

一般而言，国内私人部门（公司和家庭）应该为盈余（支出少于收入）以便积累储蓄和财富。但这意味着要么一国政府必须为预算赤字，要么必须为经常账户盈余（如出口大于进口）。

明斯基认为，私人部门赤字支出的扩张（公司借款为投资超过内部收入流的部分进行融资）意味着私人债务增长可能快于收入。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1996年之后10年间的现实写照，助长了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私人部门过度负债。这是明斯基驳斥“凯恩斯主义”主流观点的另一个原因，“凯恩斯主义”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投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金融不稳定

第四，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得到相关关注。在投资带来经济繁荣的过程中，私人公司获取流动性（借款更多以便能通过举债获得收入流，而安全资产对负债的比率下降），带来日益脆弱的金融头寸。

综合金融不稳定假说和戈德利的部门均衡方法，很显然政府预算在经济降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收入的快速增长会使政府预算趋于平衡甚至达到盈余。最常被忽视的政府部门盈余的另一个效应是私人部门赤字（在国外部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因此政府预算的“改善”意味着从经济部门分类看，非政府部门的收支均衡变得更加不稳定。

从温和走向崩溃

因此，明斯基和戈德利的信奉者因克林顿时期的预算盈余而得意，并推测说全部联邦政府债务会在后15年内兑付。明斯基的信奉者认为财政盈余会终止经济繁荣并变成财政赤字，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在经济暴跌时预算盈余会自动变成赤字，以便维持利润流并强化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私人部门会以安全的政府性债券的形式积累净财富。

因此，明斯基所提倡的凯恩斯观点，即私人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可靠动力是受质疑的。政府诱导性投资政策也被质疑。相反，政策制定必须是目标明确的、具体的，需要有健全的监管政策来约束私有公司，需要有目标明确的政府投资。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放开已被证实是巨大的错误。金融机构只剩下自我监督，华尔街的机构创造了复杂和极高风险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允许家庭和非金融公司（还有国家和地方政府）举债生存或经营。我们后面会看到，依赖这种方式会加剧脆弱性，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华尔街也促使收入分配向金融部门以及前1%的收入获得者和财富拥有者倾斜。一国公司和家庭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债务。但是，增长需要更多的借款。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如明斯基经常强调的，不可持续的都不是持久的。

经济崩溃的政策经验

明斯基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那些能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标准的政策。如果明斯基并不相信经济能“微调”，那应该怎么做？政策应该针对那些已经被忽视了30多年的领域以及新出现的问题。美国公共基础设施是非常欠缺的，从倒塌的桥梁、堤坝，到拥挤的城市高速公路和机场、老旧的电网，以及高速铁路网等均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与凯恩斯一样，明斯基提倡目标明确的政府支出而非刺激性政府投资（之前已讨论）。如果政策想减少失业，最好的方法是创造就业、雇用工人。改善基础设施的最好方法是引导这些工人从事这类项目，从而达成上述目标。

全球变暖提出了亟须应对的新问题，我们需要转变生产更清洁的能源、扩展公共交通、改进建筑以节能，以及实施再造林。在所有这些领域，政府必须加大支出、直接实施项目或者对私人开支进行补贴。因为这类支出会使美国更有生产力，这类支出比普通的刺激性支出更有效，而且不存在之前我们讨论过的种种缺陷。

尽管如此，即使上述所有的项目都得以开展，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可能依旧无法找到工作。首先，没有理由相信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足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其次，可能会出现技能不匹配、歧视问题（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残疾人歧视、低学历歧视或者对有犯罪记录的人歧视）以及区域错配（应该在失业者居住地创造就业岗位）等问题。凯恩斯再次重申了一个观点，随着经济改善，需求分配的恰当性与总需求的提高相比是更重要的问题。为此，明斯基呼吁“最后雇主计划”。我们在后面章节会详细介绍他的相关建议。

所有这些举措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但是也可能因减少对不创造就业、不提高美国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等领域的开支而抵消很多额外开支）。不过，正统观念担心预算赤字（很多人认为这只会“挤出”私人支出），将政府预算与家庭预算混为一谈。

一个主权政府的预算并不类似家庭或公司预算。政府发行货币，但家庭和公司是货币的使用者。正如货币主义者，或者现代货币方法所解释的，现代政府实际上通过贷记银行账户来进行支付。这实际上如同按键，在计算机按下一键就能记入某人的资产负债表。政府从来不会缺钱。

明斯基是这样解释的：

为了使法定货币被普遍接受并具有价值，必须有一系列货币能发挥功能的支付单元。税收就属于这种支付单元，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税收和支出，那么实际上就不需要创造法定货币。对应地，货币作为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一种负债，需要在市场有价值，因为有银行借款者这种单元的存在，信用货币才能被接受用于偿付。货币的接受度和价值取决于这种货币的支付性。因此，缺乏政府税收和支出的法定货币，以及缺乏负债者偿付约束的信用货币均是没有意义的概念。

一种“法定”货币（必须能记入资产负债表）是有价值的，因为税收必须以这种货币支付。人们接受它是因为他们需要纳税。“键入性”法定货币的发行方不可能耗尽这种货币，而且要通过接受其支付性保证其有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是美联储的主席本·伯南克曾向国会证实，美联储通过简单键入来实现支出，因此在必要时能购买大量资产以救助华尔街的银行。此外，我们发现财政部也是这种支出方式，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不用担忧每个人所认为必须担心的各类计划的“可负担性”，这类计划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绿色”投资以减轻全球变暖，还有创造就业计划。

要肯定的是，这不是鼓励“毫无限制”的政府支出。过度支出会引发通货膨胀并可能导致货币贬值。政府支出必须目标明确而且不能过于庞大。多少是庞大？一旦生产力被充分使用，而且劳动力已经完全就业，则额外支出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这也被称为“功能财政”，由明斯基的密友阿巴·勒纳提出。制定政策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提高生活标准，并实现民主进程中所界定的公共目标。不应该事先制定预算结果，譬如应该在一年或者一个周期内实现政府预算平衡。

也就是说，目的是通过政府“钱包”来实现公共目标——对政府总支出或赤字不做任何强制规定。

这并不代表着政府对各类计划的支出不需要受预算约束——国会需要审批单个计划的预算，而且计划负责人对实现预算负有义务。编制预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保联邦政府的整体预算平衡，而更多是为了减少浪费、贪污和腐败。

编制预算是对计划实施监控的一种途径，以确保计划服务于公众利益。不同于家庭或公司，主权政府在某一计划中支出较大，也总是“能够负担”，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应该浪费。

如果危机来临，人们从本能上会重新重视凯恩斯的观点，因为多届政府（包括布什的第二任期和奥巴马）均采取了财政刺激政策。然而，大政府赤字（奥巴马总统的政府赤字达到1万亿美元，尽管部分原因是支出的酌量增加以及减税政策，但主要是因为深度衰退减少了税收收入）会引发对于政府偿付能力不足的担心。

2015年初，经济复苏并没有明显信号，而实际上美国的很多家庭依旧面临失业问题，或者工资停滞不前，但债务负担却与2007年最高点时一样沉重！欧元区整体上也没有增长，而一些国家依然处于严重危机中。甚至连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减速。下一次经济减速有可能发生，并且看来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是解读明斯基周期理论的时候了。他认同凯恩斯的“周期投资理论”，并增加补充了“投资融资理论”。他的早期研究发现，投资决策中的金融因素导致了不稳定。正如我们所见的，这种解释使我们理解了主流观点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随后会研究明斯基对金融机构的分析方法以及他对政策改革所提出的建议。我们会发现他长期以来都提醒要关注过去30年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实践所存在的问题，这最终使他提出了“货币经理资本主义”。明斯基提出的改革能减少我们在几十年内所面临的金融脆弱性，并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之前美国有太多人不得不生存在这种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