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提出了一种将价格与Lall et al.(2006)的产品技术含量相结合的测度方法，即通过对目标市场上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品价格进行分位数排序，将HS6分位产品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三个层次。通过测算，发现传统的产品技术含量测算方法由于没有区分产品价格层次，高估了同一类产品中处于低端层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低估了同一产品中高端层产品的技术含量。通过对Rodric结果的再测算，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高端和中端层产品。另外，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测算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相对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复杂度仍然较低；从动态看，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主要来自于低端和中端层产品；从分产品种类看，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提升则主要来自于低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

JEL分类号：F14；F01；L15

一、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中国出口增长的技术含量。就理论而言，产品的技术含量主要通过测算产品生产的实际要素投入得到，因而，投入产出表是科学测算产品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工具。然而在现实中，这一直接测算方法显然可行性较低，目前的投入产出表提供的仅是两分位产业数据，用产业层面的数据来替代产品层面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另外，除了缺乏产品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外，各国的投入产出表也基本是每五年才编制一次，而且不是每个国家都编制有投入产出表，因此，研究产品背后的技术含量只能借助间接测算。在现有文献中，关志雄(2002)和Lall et al.(2006)都指出，借助出口国的收入可以间接反映产品的技术含量，两者计算产品技术含量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高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有更多的技术要素禀赋，产品生产中采用的技术要素比例也通常更高，由此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或技术附加值高于低收入国家，依据出口这种产品的所有国家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国该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产品总出口额的比重，就可以间接反映产品的技术含量。随后的国内外学者包括Hausmann et al.（2007）、杜修立和王国维（2007）、杨汝岱和姚洋（2008）基本都是基于该思想并通过进一步完善指标来测算产品复杂度，如考虑到该指标权重的计算可能高估大国的作用，而忽视小国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另外，樊纲等（2006）、Rodrik(2006)和Hausmann et al.( 2007)以各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作为权重，修正该指数。考虑到每年各种产品出口国往往是变动的，因此导致各个商品的技术含量每年动态变化。尤其是随着国际分工细化，更多产品转移到低收入国家生产，出现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递减的现象，这显然有悖于世界技术总体上升的现实。为此，杜修立和王国维（2007）在权重中考察生产权重而不是出口额权重，试图克服指标存在的不稳定性，由于无法获得每种产品的生产权重，他们借助一国出口依存度来反推每种产品的生产权重（即以产品出口额权重除以出口依存度）。

借助各国收入来间接测算产品技术含量，这样的指标设计思想简单直观。由于所使用的数据仅为各国人均收入和出口或进口额，数据易于获得，无论是进行动态分析还是横向对比都易于操作，因此成为当前国内外测算各国产品技术含量的最常用方法。但值得指出，虽然一些学者试图完善该指标可能存在的问题，但这些完善目前仅从权重系数方面考察。本文则指出在测算产品技术含量时，产品的价格信息是不可忽视的，即需要将产品价格信息和产品技术含量进行有效的结合。现实中，同类产品价格存在空间异质性，这一现象在Schott（2008）、Baldwin and Ito（2011）、Baldwin and Harrigan（2007）对于产品价格空间分布的分析中都得到证实。因此，如果测算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仅考察出口国的收入而忽视现实中一国同一产品出口不同区域时存在较大价格差异这一事实，显然是不客观的。由此导致的结果会低估同类产品中处于市场高端的产品技术含量，而高估处于市场低端的产品技术含量。最典型的例子是Rodric教授在“中国的出口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文中，运用上述方法测算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复杂度，结果发现中国出口商品在1992年的平均复杂度指数所对应的人均GDP是当时中国人均GDP的六倍，说明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已经非常高，这也等同于说明中国产品具有较高的“质”。Schott（2008）从价格方面的测算则指出，虽然中国出口结构与发达国家类似，但中国所出口的是同类商品中的低端品种，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的“质”还非常低。Rodric（2006）和Schott（2008）对中国出口产品“质”的结论并不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产品技术含量测算指标中忽视了价格因素。为此，本文指出，对一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客观描述需要有效结合价格和产品技术含量，这样才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出产品的“质”。通过将产品价格竞争信息纳入产品技术含量测算中，本文将分别测算同类产品在市场高端、中端和低端三大层次的技术含量，并借助这一指标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同市场层次的产品技术复杂度相对世界是如何演进的，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在国际市场中是否出现提升以及哪些类型的产品复杂度实现了提升等一系列问题。

文章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如何将产品价格与当前产品技术含量指标测算相结合；第三部分为数据处理和世界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基本特征描述；第四部分分别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技术复杂度进行整体分析和分产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价格和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新的分析方法

(一)具体测算方法

由于同一产品价格往往存在空间异质性。我们首先需要将产品进行有效分层。为了能客观反映产品空间价格差异分布，本文依据国际市场营销学中最常用的产品细分维度-价格，对同一产品在同一目标市场依据价格排序将产品区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三大层次，本文称之为“区域排序”。具体而言，我们将不同国家或地区出口同一产品（即“国家-产品对”）到同一市场的价格自高到低排序，排序在前1/3分位数(包括1/3)的产品为市场高端层产品（简称“HP”）；排序在1/3(不包括1/3)至2/3分位数(包含2/3)区间为市场中端层产品(简称“MP”)；排序在后1/3分位数(不包括2/3)为市场低端层产品(简称“LP”)。比如，在美国市场上，2009年包括中国在内共有22个国家出口HS630800（套梭织面料和纱线，用于制地毯等等）到美国市场。该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分布非常不均匀，市场平均价格为49.6美元，其中价格最低的仅为6.6美元（来自非洲埃及），而价格最高的则可达到184.5美元（来自欧洲瑞士），中国出口的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为13.9美元。将22个竞争国家按照价格从高到低排序，中国位于出口价格分位数排序的第17位，价格分位数为0.77，大于2/3，属于低端产品。以此类推，我们将世界各国出口产品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三大层次。由于某些市场上同一产品可能只来自一国垄断或两国双寡占产品，无法将该产品通过价格排序方式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三大层次。这类产品通常是较为特殊产品，由于这类产品所占比重通常不足2%，故本文剔除了这类样本，仅保留同一市场上同一产品至少来自三个及三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样本。

值得指出，上述“区域排序”提出依据价格信息来进行的产品市场区分，简单直观，但依据“区域排序”也可能存在同一价格的同一产品出口到A国归入产品高端区，而出口到B国则有可能落入到产品低端区(比如，由于A国竞争对手少，B国竞争对手多等原因)。为此，我们对“国家-产品对”进一步在全球范围进行价格从高到低排序，即“全球排序”，测算“区域排序”可能存在的产品市场分层扭曲的程度。类似于“区域排序”，我们仍取“1/3”和“2/3”分别作为产品高端与中端，以及中端与低端的分界点。举例而言，2009年全球出口产品HS630800共有519个“国家-产品对”，出口产品单价最高为法国出口到泰国，价格为447.2美元；最低为葡萄牙出口到西班牙，价格为0.38美元。中国出口该产品到38个国家，其中中国出口HS630800到澳大利亚，单价是70.8美元，位于全球排序中的第61位，价格分位数为0.12，小于1/3，属于产品市场高端区。依此类推，我们可将这519个“国家-产品对”区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三大层次。表1我们对比“国家-产品对”进行“区域排序”和“全球排序”后的产品分层匹配率（附录中我们以中国出口HS630800为例说明“区域排序”和“全球排序”下两种产品市场分层的具体结果）。对于世界而言，当我们保留同一区域同一产品竞争对手数为3个以上时，同一产品分别采用区域排序和全球排序，被划入的市场高端、中端或低端层次的产品匹配率，1996年为69.7%，2009年为68.9%；当我们将同一区域同一产品竞争对手数扩大为10以上时，1996年的对应匹配率提高到74%，2009年的则提高为71.7%。当进一步将竞争对手数扩大到15以上时，区域排序和全球排序的产品匹配率则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我们担心的区域排序法可能带来产品分层的扭曲并不严重，尤其是针对中国的产品分层考察，扭曲更小。

三、数据处理和世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基本特征

(一)数据处理

本文中的各国人均实际收入来自世界银行，以2000年为基期。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COMTRADE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双边贸易HS6分位产品代码、出口额、出口量、出口方向等基本信息。其中出口额单位为千美元，出口量的口径都统一为吨，具有可比性。本文将HS6分位产品定义为产品。将出口额除以出口量可以获得HS6分位产品的出口价格。考虑到小额出口产品的数据可靠性较低，为了减少小额产品出现的价格“噪音”，首先，我们剔除产品出口额小于1万美元和出口量小于10公斤的产品；其次，我们对每一市场上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出口产品的价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剔除前后2.5%分位数的价格异常值。然后，我们对一国出口的产品种类HS6分位建立“国家-产品对”，将“国家-产品对”在同一目标市场上对同一HS6分位产品分别按照价格进行从高到低排序，并依据价格分位数排序结果将一国出口到某目标市场的产品进行归类。

数据显示，一国同类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以2009年数据为例，2009年世界同类产品价格平均极差（极差=最大价格-最小价格）为353美元，价格离散度（价格离散度=标准差/均值）平均为0.75。同年，美国同类出口产品的价格平均极差为497美元，价格离散度为0.77；中国的价格平均极差为179.8美元，价格离散度为0.66。进一步以具体产品为例，如中国共出口HS630800产品到33个国家，其中最高价格为70.8美元（出口到澳大利亚），最低价格为1.02美元（出口到肯尼亚），该类产品的离散度为1.10，平均价格11.9美元，中位数为8.5美元；美国出口同类产品到26个国家，其中最高出口价格为104.0美元（出口到意大利），最低出口价格为2.53美元（出口到西班牙），出口平均价格为37.8美元，中位价格为40.0美元，该类产品离散度为0.63。这表明在本文指标设计中，对同类产品依据价格进行的划分具有客观合理性。

（二)世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基本特征

从全世界来看，在高端、中端和低端层产品层次上，1996年世界处于市场高端层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为34%，中端层产品占40.7%，低端层产品占25.3%；2009年世界高端层产品出口额比重增加到38.2%，中端和低端层产品比重则分别下降到37%和24.9%。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区分，OECD国家的高端和中端层产品比重高于世界同类产品比重，低端层产品比重则低于世界同类产品比重；非OECD国家则正好相反，高端和中端层产品比重低于世界同类产品比重，低端层产品出口额比重则高于世界同类产品出口额比重。从具体国家看，发达国家中的日本出口高端层产品和中端层产品比重超过80%；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层次最高的是韩国，其2009年有近65%的产品为高端和中端层产品；其他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出口低端层产品（图5）。显然，发达国家主要占据高端层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占据低端层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中端层产品比重虽然较大，但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就中国而言，虽然其在1996年到2009年里高端和中端层产品比重有显著的增长，出口的低端层产品比重大大下降，但出口的低端层产品比重仍远高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依据本文提出的测算方法依次测算1996-2009年世界总体产品和高端、中端及低端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见表2），结果显示高端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平均值为0.60）和中端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平均值为0.55）都高于整体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平均值为0.52），低端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平均值为0.41）则低于整体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在具体产品上，也都呈现出这一特征，如2009年世界出口HS630800产品的平均技术含量为0.46，该产品高端的平均技术含量为0.58，中端为0.50，低端仅为0.34，证实了在目前产品技术复杂度测算中，如果没有对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进行有效区分，就容易导致低估同一产品中处于高端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和高估处于低端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的问题。进一步从时间序列看，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区分不同市场层次，相应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总体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是出口产品更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我们发现低端层产品技术复杂度下降的速度高于中端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下降速度，而中端层产品技术复杂度下降的速度则高于高端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下降速度，这可能反映出低端层产品较中端和高端层产品更快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国际产业链中产品转移主要为同类产品的低端层产品。在区分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后，依据上述方法测算，我们发现OECD国家不仅在总体产品技术复杂度（平均为0.57）高于非OECD国家（平均为0.43），而且无论是高端、中端及低端层产品平均技术复杂度都将高于非OECD国家。

（三）世界分产品种类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基本特征

现有文献对产品分类方法很多，如Lall et al.（2006）的产品种类划分是将产品技术含量排序后按照产品数目六等分，而杜修立和王国维（2007）则是将产品依据技术含量排序后按照出口额比重五等分。本文认为产品技术含量分类不应忽视产品本身的技术含量。为此，我们将对所有产品分别按照高端、中端和低端层产品依据产品技术含量指数TCI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将TCI指数高于0.75界定为高技术含量产品(HT)（不包括0.75）；TCI指数位于0.5 - 0.75为中高技术含量产品（MHT）（包括0.75）；TCI指数位于0.25 - 0.5为中低技术含量产品(MLT)（包括0.5）；0 - 0.25认为低技术含量产品(LT)（包括0.25）。图6为高端、中端和低端层产品包含的各类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种类。我们发现，高端、中端和低端层产品都包含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其中，高端层产品的HT（370种）和MHT的产品种类（2598种）均高于中端产品的同类产品种类（分别为180和2326种），中端产品的HT和MHT的产品种类均高于低端层产品中同类产品种类（分别为69和1382种）；而低端层产品的MLT和LT的产品种类（分别为1649和933种）则高于中端产品的MLT与LT的产品种类（分别为1195和326种），中端产品的MLT和LT的产品种类高于高端产品的MLT和LT的产品种类（分别为902和141种）。由此，高端、中端和低端层产品虽然都包含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但相比于低端层产品，高端层产品则拥有更多相对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种类。

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技术复杂度虽然一直低于世界出口品的平均技术复杂度，但总出口品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将产品区分高端、中端和低端层后，我们发现中国出口品相对世界出口品技术复杂度持续上升主要来自中端和低端层产品，高端层出口产品相对世界高端层出口品的技术复杂度总体是下降的。在1999年前，我国高端层产品相对世界高端层产品技术复杂度高于中端、低端层产品技术复杂度，但在2000年后，高端层产品的相对世界技术复杂度则低于中端和低端层产品的相对世界技术复杂度。相对于中端和低端层产品，我国高端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中2000-2002年我国高端产品技术复杂度相对世界高端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出现大幅度下跌，2003年-2004年则相对上升，2005年再次出现一次大幅度下降，随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对这一变化趋势的可能解释是：我国作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吸引FDI开始更多转向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IT领域的投资，这导致高端产品技术含量相对中端和低端产品都较高；而2000-2002年正好是世界经济低谷期，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下降使得我国高端产品相对技术复杂度下降；2005年高端产品相对世界技术含量再次快速下降，则可能是2004年我国汇率体制改革导致人民币快速升值导致的市场急剧反应所致。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出口产品相对技术复杂度的上述特征都基本存在。然而，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同这些国家的差距虽在不断缩小，但无论在产品高端、中端还是低端层的相对技术复杂度仍低于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整体平均技术复杂度指数。综合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相对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仍然较低；从动态看，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在提升，这种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主要来自中端和低端层产品，高端层产品技术复杂度则相对不稳定。

（二）分产品种类分析

中国出口产品中究竟哪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提升呢?我们将分别计算中国出口的高端、中端和低端层产品中HT、MHT、MLT和LT相对世界的产品技术复杂度(RETC)，并运用四阶多项式拟合这些曲线，进行趋势性分析，结果分别为图8至图10所示。

整体而言，除了高端层产品中HT的技术复杂度与世界同类产品的相对技术复杂度较为接近外（即RETC接近于1），其他各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都低于世界同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其中LT和MLT相对世界的技术复杂度差距更大。

从动态看，LT相对世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无论是在高端、中端和低端层产品上都呈现出显著上升的态势。具体而言，在1996-2009年中国出口的高端层产品中，LT的技术复杂度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至1997年以来，出口的高端层产品中LT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持续上升，HT、MHT和MLT的技术复杂度则保持相对稳定；中端层产品中，LT的产品技术复杂度呈现显著的波动式上升，MLT的技术复杂度呈现一定的波动式上升，HT的技术复杂度则呈现一定的波动式下降，MHT的技术复杂度相对稳定；低端层产品中，LT的技术复杂度呈现持续上升，MLT的技术复杂度呈现波动性上升，HT和MHT的技术复杂度呈现U型变化特征，1999年后呈现一定上升趋势。由此可见，从分产品种类看，无论在高端、中端还是低端层产品，只有LT的技术复杂度总体上都呈现持续上升特征，MLT的技术复杂度呈现波动式上升，其他类型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走势则不稳定。

五、结论和主要政策启示

鉴于现有文献中产品技术含量测算方法往往忽视产品价格信息，本文提出了一种将价格与产品技术含量相结合的测度方法，这对于后续类似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结论及政策启示如下：

通过对于世界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我们发现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层产品较中端和高端层产品更快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无论在产品高端、中端还是低端层次都低于世界同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从动态看，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在逐步提升，这种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中端和低端层产品，高端层产品的相对技术复杂度不稳定，且总体呈现下降态势。在区分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后，我们发现中国出口产品中除了高端层产品中高技术含量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与世界同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较为接近外，其他各种技术含量产品的技术复杂度都低于世界同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其中LT和MLT相对世界的技术复杂度差距更大。虽然中国出口产品的“质”仍然非常低,但从动态看，LT产品的相对产品技术复杂度无论在高端、中端还是低端产品市场都呈现显著提升；MLT在低端层产品市场的技术复杂度有一定提升，中端和高端市场的复杂度提升不显著；MHT和HT在中端和高端层产品市场的相对技术复杂度甚至出现一定的下降。这说明中国出口的LT产品已经具备内在的质量提升机制，但其他层次产品都尚未出现显著的质量提升机制。

对照发达国家日本和发展中国家韩国，前者出口产品的“质”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后者则是发展中国家产品质量表现突出的国家。日本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后，一直重视产品内在质量的提升，不仅在国家层面树立产品质量形象，而且在企业层面不断创新产品的质量管理，日本产品优良的品质可谓是国家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发展中国家，韩国也借鉴日本开始不断加强产品质量，不断创造国际品牌。为此，中国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产品质量低下的困境，不仅需要完善产品质量提升的制度环境，还需要企业拥有质量优先的意识，只有通过更深层次地融入国际市场分工，参与国际竞争，才有助于提升我国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