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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每月与M1、M2同时公布，与货币政策关系紧密的概念，是社会融资规模（简称“社融”）。它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由金融机构表内业务（人民币和外币各项贷款）、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筹资和企业债券融资）和其他项目四大类构成。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2020年底，社融存量规模达284.83万亿元。

M2对应的是金融机构的负债（如我们存在银行的钱），而社融统计的是金融机构的资产（如我们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因此二者常被人们形容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但真实情况并不这么简单，两者的统计范围和创生机制都有所差异：M2的统计对象主要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社、财务公司等），而社融不光统计存款类金融机构，还计算非存款金融机构（如券商、保险、信托等）对实体的支持。此外，外汇占款能派生M2（简单例子就是企业或个人把赚取的外汇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但却不能增加社融；企业IPO或发债直接融资能够增加社融，却不能派生M2。因而社融和M2仅部分内容存在对应关系，但互有不对应项目，并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简单对等。

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重大金融创新成果，据被尊为“社融之父”的央行调查统计司前司长盛松成研究表明，社融是GDP、CPI和进出口等重要经济数据的先行指标（先行1～3个季度），且相关系数甚至比M2更高。它反映的是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程度，而M2反映的是金融系统向社会提供的流动性，体现全社会的购买力水平。

尽管一般情况下两者走势趋同，但某些时期也会出现数据上的背离。如2016年商业银行盛行把钱委托给券商、基金子公司等打理，派生出大量M2，但这些钱都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套利，未能对实体经济构成支持，无法计入社融。而此后去杠杆后同业间套利受到打压，M2开始大规模回笼。同时实体企业融资需求强劲，这推升了2017年的社融和M2的第一次背离。

进入2019年后，去杠杆虽接近尾声但仍在继续，而金融企业对实体的信贷政策逐渐宽松（所谓“宽信用”），叠加地方债的大量发行，这让社融和M2又一次出现背离。但近似的现象，背后原因不同，导致2017年利率上升，2019年利率反而有所下降，故而对股市和债市造成的影响也区别甚大。

因此，虽然理论上社融增速快一般会提振市场情绪，利好股票等风险资产，利空债券等避险资产，但除了笼统看总量外，还得拆分看结构——如果社融的高增长是由短期贷款、票据或其他表外融资支撑，很可能是资金空转、套利盛行的结果，很难带动实体经济改善。对股市除了作为“利好消息”短线刺激下市场情绪外，也难以产生持续的正面影响。社融和M2剪刀差扩大，也并不绝对就是实体融资需求强、经济景气的表现，还是需要对总量、各细项、同／环比数据和增速差成因等展开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