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过较大一次通货膨胀，曾康霖教授对那次通货膨胀分析过，短期内价格上涨到两位数以上的原因表面上看是银行货币供给增加宏观调控不当，事实上是由于决策的失误、宣传的推动和流动秩序的紊乱。那时，急于求成思想和经济特区及各种经济模式的示范效应；企业吃银行的大锅饭，统管变成统包；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三角债；企业虚盈实亏、虚收实支导致资不抵债；收购部门收购农产品打白条，逼专业银行、中央银行发货币，这些都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通货膨胀

1994年出现的通货膨胀，曾康霖教授特别关注研究了农业生产周期、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从农业生产周期与通货膨胀关系看，他通过分析1985年、1988年、1994年三年农业生产状况，认为正由于这三年农业歉收，粮油减产，导致这三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超过两位数。所以，衣业生产周期在通货膨胀形成中的作用不可小视，特别是我国是一个12亿人口大国，“民以食为天”，在人们的消费中，食的比重占绝大部分，而食品来自农业，所以，研究通胀与农业生产周期关系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他通过研究1988年、1994年通货膨胀，发现都导源于价格改革。

通货膨胀

为了不致使“一次价格的改革再带来一次通货膨胀”，他指出，要充分关注价格改革的通货膨胀效应，其中要充分考虑供求关系，提出了供不应求的商品、垄断行业的商品劳务、资源紧缺的商品、消费弹性小的商品、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都不宜放开的政策主张。之后的研究进一步提出，当前的通货膨胀绝不仅仅是由于“货币多”。形成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有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体制上的集中容易产生垄断价格或变相的垄断价格；政策贯彻上的走样，容易产生转嫁；心理上的不平衡容易产生攀比；社会分配的不公容易产生搭车。此外还有追求暴利乱涨价、乱定价等。所以，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仅仅控制货币，而要多管齐下，从改革体制、政策纠偏、思想教育、加强管理等等方面着手。

通货膨胀

针对90年代末出现的物价持续低迷引发的通货紧缩问题，曾康霖教授分析指出，我国转轨时期出现的物价持续低迷状况，既有货币因素，但更多的是非货币因素，还有收入差距拉大、消费结构变化和供给等经济因素，信心不足等心理因素。特别是，他强调了供给因素，认为当前经济中的无效供给严重，这与体制因素有关，因为在以GDP论英雄的年代，只要有产出，不论是有效还是无效供给，就有GDP，有了GDP，就有业绩、政绩。所以，他提出不追求GDP增长速度，消除无效供给，着力改善经济结构，增强人们信心是扭转物价长期低迷的最佳选择。

针对2007年开始出现的严峻通货膨胀形势，曾康霖教授结合当时物价上涨的因素以及货币供给与物价上涨的关系分析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治理通货膨胀只抓抑制需求是不行的，必须而且应当将扩大供给放在第一位”，进而提出，治理通货膨胀要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配合，整顿市场秩序与政治思想教育配合，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结合。到了2012年，经济态势出现的“滞胀”现象，曾康霖教授认为，考察中国经济“滞胀”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处理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问题。

如何预防或避免经济出现“滞胀”：一是要扩大需求。

这就要建立完善社保制度，建立起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二是要优化投入，改变过去货币惊人投放没有形成资本，进而没有形成真正生产力的状况。三是要关注就业。“滞胀”的直接受害者是普通老百姓，治理滞胀必需着力关注就业，这就要关注第三产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创造条件促进繁荣发展。以上三个方面问题解决了，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或紧缩，“滞胀”问题迎刃而解。

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1、基建投资→通货膨胀

一定意义上说，基建投资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联系，但投资资金来源以及投资效应等因素的作用使它们在某一特定时期联系上了。如1994年上半年通货膨胀，虽然消费品价格迅猛上涨是主要因素，固定资产投资过猛势头有所抑制，但介于基建规模仍然很大。

曾康霖教授还是敏锐观察到通货膨胀中基建投资因素的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他根据我国现实分析了基建投资影响通货膨胀的四种机制，这就是：

（1）需求拉上。即基建规模扩大一生产资料需求增加一银行贷款增加一货币供给增加一现金投放、派生存款增加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通货膨胀；

（2）成本推动。即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产品成本增加一产品价格上涨一通货膨胀；

（3）价格预期。即基建投资规模扩大，给人们带来经济繁荣预期的同时，也会产生价格预期；

（4）融资成本。基建投资所需资金规模很大，需要由浮动利率的借入资金弥补缺口，结果会带来融资成本的增加，导致基建产品价格的上涨。

收入扩张

2、收入扩张一通货膨胀

1994年上半年出现了通货膨胀，除了关注到基建投资影响外，曾康霖教授还敏锐观察到收入扩张因素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他尖锐指出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解释通货膨胀的需求拉动、成本推动以及结构性带动理论难以解释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现实，认为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除了政府调价等正常的涨价因素外，还有乱涨价、流通环节增加、随意增加从业人员的名义收入、吃回扣等许多不正常的因素。这些不正常因素的涨价不是需求拉动，实现供求平衡；不是成本推动，实现成本与利润平衡；也不是结构攀比，实现部门间利益平衡，而是要求实现收入分配平衡，实现心理上的平衡。为了实现这种平衡，要求增加名义收入，名义收入增加了，对涨价的承受力增加了，结果可能会形成涨价一增加名义收入一再涨价的恶性循环。

由此，曾康霖教授认为现阶段通货膨胀是收入扩张型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有人用“攀比”、“搭便车”来解释，但问题是，为何这种现象避免不了？曾康霖教授早在研究1991年通货膨胀时就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利益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影响没有消除，公平与效率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等，有人据此将通货膨胀称为“体制性通货膨胀”。

外汇储备

3、外汇储备增加一货币供给一通货膨胀

1990年代上半期，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基础货币投放的三分之二是通过外汇占款。这是否会影响货币供给，并引发通货膨胀，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曾康霖教授悉心研究认为，虽然从1994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增量看，外汇占款事实上改变了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但从流量结构比例来看，在投放的基础货币累计额中，外汇占款仅占小部分。从由外汇占款增加的基础货币所派生的存款情况看，也只有部分基础货币能派生存款，从传导机制分析，他认为，由于在结售汇制度下，当创汇企业将外汇卖给存款货币银行以及存款货币银行将购买的外汇卖给中央银行，这“一卖一买”的过程，没有增加多少派生存款。

同时，引进外资卖给银行，或以外汇做抵押取得人民币贷款，这“一先一后”在时间上限制了派生存款的倍数效应。更何况，一部分外汇占款直接投放的是现金，存在于银行系统之外，不可能派生存款。所以，由外汇占款而增加投放的基础货币派生存款的能力较小，进而对物价可能会有影响，但不能夸大。为减轻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及其派生存款压力导致的通货膨胀，他主张将外汇市场与货币市场结合起来，可考虑允许机构间的外汇交易；扩大外汇银行的外汇持有额度；允许个人在一定额度内买卖外汇；建立外汇储备基金，让财政预算资金进入外汇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