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洪武至宣德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前叶)，中期(正统至万历中期15世纪前叶至16世纪末)后期(万历中期至明亡17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在前期和中期，社会生产力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在逐步提高和发展，并且分别出现过经济繁荣时期;后期，生产力遭到破坏，社会经济转向低落。

明前期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已经达到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代最高水平。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扩大生产，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水利设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手工业规模和技术，商业城市，交通等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呈现一派复兴之势。正如史家所描述:“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军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志》)。在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劳动力数量和耕地面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编户1600万户，人口6000万口，已经超过元代最高数额，比宋前期也高出许多，洪武二一六年，全国田土计850万余顷，比宋初真宗时期524万余顷也高出不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虽然主要还是农业生产力的量的提高，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田野辟，户口增”的势头还由经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内地向边陲伸展，促进了全国广大范围的生产力的提高。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于永乐年间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郑和舰队的远航，京师北京的营建，南北大运河的沟通，都是当时国家和社会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体现。而郑和舰队的世界性远航又是经济繁荣的主要标志。郑和庞大舰队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中国封建时代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富说服力地展现了15世纪初叶的中国所具有的高超的造船技术，巨大的造船能力，先进的航海知识和充足的物资、丰富的商品、强大的军力。而这些又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整体水平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为基础。郑和运航所代表的强盛的综合国力和博大的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地位。

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并不是绝对排斥的，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其他样体，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自给自足。如果说明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的发展，那么明中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则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生产在农业经济中也逐渐发展起来。明前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明中期在劳动生产率上也有了提高。农具的改进和配套，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肥料的施用和上壤的改良，水利的兴修，双季稻的推广，水稻在北方的种植，杂粮在南方的推广,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进步，特别是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红薯的引进推广，使得农业生产力在明前期的基础上又有了明显提高，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首先，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社会总产量的增加，为将更多的粮食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提供了可能并激励一部分土地经营者从事商品粮的生产。例如，经济作物和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平仰给于江楚庐安之粟”;山多田少经商者众的徽州地区“大半取于江西、湖广之稻”。粮食成为明中期商业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

其次,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为将更多的耕地从耕地总面积中切割出来种植经济作物提供了可能。“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明中期不仅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扩大，而且农业生产内部的社会和区域性分工也在加强，形成一些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种植区。明代的经济作物除历史悠久的桑麻、甘蔗、茶叶、林果等继续发展外，具有时代新景象的是花生和烟草的引进与推广，特别是棉花种植的大幅度增长。我国棉花的种植始于宋元之际，但大面积推广则在明代。明代著名经济学家丘在其弘治年间编纂的《大学衍义补》中曾经这样描述棉花的普及情况:“(棉花)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某盖百倍焉。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棉花种植已遍布于长江南北、黄河流域、华北平原，并且形成一些专业化种植基地。经济作物的生产，除一部分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产品供生产者自我消费外，相当部分是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产品成为商品进人流通过程。经济作物的推广，不仅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而且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原料。

第三，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为将更多的劳动人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工商业提供了可能。明中叶以后弃本逐末”者日渐增多，按照松江名士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的说法，到了嘉靖、隆庆年间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士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全国各地由务农转为工商的数量和比重尽管不同，但“去农而改业为工商”的趋势、潮流确实是存在的。众多脱离土地的非农业人口的存在，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并促进了工商业城镇的勃兴。

明中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在各地是不平衡的，所达到的程度还不足以改变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但却对其产生了强大的分解作用。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

手工业生产在明中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手工业生产的规模、能力、工具、工艺、分工以及劳动组织、管理经验等都比前代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和改进。纺织、陶瓷、矿冶、造纸、印刷、木材、制糖、榨油、酿酒、制茶、制盐、军工等传统手工业都有新的发展，并在嘉靖、隆庆、万历(中期以前)年间出现繁荣景象。古老的丝织业到了明代中期焕发出勃勃生机，尤以东南地区为盛。除三吴闽越皖蜀外，北方山西潞安也是著名的丝织中心，最盛时织机多达9000多张。丝织业生产不仅仅是量的增长，而且有质的提高，当时江南流行的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缎机，表明了生产工具的改进,专业化分工的加细和品种的丰富多彩。陶瓷业生产亦呈现兴旺之势而且工艺技术日臻完美。陶瓷业中心景德镇有万余甚至数万制瓷工匠“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有“四时雷电镇”之称。除景德镇外，浙江处州、福建德化、河南禹州、北直曲阳、南直宜兴等地的陶瓷业也很发达。矿冶业的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冶铁、炼钢等部门形成不少规模较大、分上较细的冶炼手工工场:银矿开采空前高涨，为白银货币化提供了条件;煤炭作为燃料已普遍应用于居民生活和手工业生产。明代的造纸业和印刷业也很发达，特别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饭版，拱花等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是我国印刷史上的又一创举。

除了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提高外，还兴起一些新兴手工业成为社会经济新的增长产业。最突出的足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棉纺织业出现于元代，但在当时纺织业的主体仍是丝麻业，棉纺织业只处于辅助的次要地位。至明代，棉纺织业快步前进,至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呈现出超过传统的丝麻业而居纺织业领先和主体地位之势，成为各地百姓的主要服装原料。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不仅有普遍的家庭手工业,而且有为市场生产商品的棉纺织业中心，江南的松江享有以其生产的棉布“衣被大下”的美称;北方的肃宁，棉布的数量、质量虽然比不上松江，但价格却比之便宜仅当十之六七”，因此颇具竞争力。

明中期,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仍占着优势，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自然经济不仅占优势而且还很顽强。但是历史事实表明，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确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由农业的副业转变为独立手工业;在独立手工业中，某些发展程度较高的行业，有的手工作坊又已转变为手工工场。手工业生产分工的加大，规模的扩展，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技术的改进都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当我们今天回顾和评估十六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所占的地位的时候，也许还不如当时的欧洲人从亲身感受中作出的评价更为充分。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输出的丰富而精美的手工业品十分惊讶和羡慕，他们说，中国“是异端的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十分重要，这可以从来自那里的富足和珍贵的商品看出，故此我认为在全世界没有比那儿更好和更多的商品了。”当他们看到中国出口的“极大量的布料和布块”时，认为中国生产的棉布“足够供应全世界”。(何高济:《中国商品在印度洋上一据十六世纪欧洲人的记述》《燕京学报》第4期。)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明中期出现了商业的空前繁荣;商业的繁荣反过来又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农业(特别是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较多的商品,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盐、茶瓷器铁器等成为流通领域中的大宗商品。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加强还扩大了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这种需求，从国内来说，既包括上层社会的奢侈性需求，也包括广大民众的日常消费性需求，还有农业手工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国外来说，则是亚洲和欧洲对中国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需求，适应供给与需求明显增加的需要，全国各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大小商人日益增多，南直、山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陕西等地经商者尤众。不仅商人，而且大小文武百官，乃至皇帝、贵族也都冲破了大祖的禁戒，纷纷经商营利。明中期，特别是嘉靖以后，经商已成为一股社会风气和潮流。随着商人阶层的日益壮大，在其中还崛起了一些以地域为中心的商人群体或集团俗称商帮。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都是拥有巨资、称雄商界的商人集团。在众多行商和坐商的经营和争逐下，商品交易空前活跃，各地市场联为一体，全国性商业市场形成。“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这些都是明中期全国商品市场广大和商业贸易繁荣的真实写照。不仅国内贸易前所未有的兴隆，而且国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明中期不论是官方贡舶贸易，还是民间海外贸易，进出口商品额度都有较大增长。尤其是官府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民间海外贸易额所占比重日渐扩大，特别是福建，各种货物“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

适应国内、国外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流通领域中货币量剧增,货币应用范围空前扩展，贵金属白银逐渐成为国家合法的主要货币，实现了我国货币体系的历史性变革。由于白银不仅成为主要交换工具，而且本身就是财富，因此社会对白银的需要量激增，除国内大规模开采外，还通过西班牙、萄葡牙商人从海外大量进口。

城市、市镇、集市的发展或兴起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繁荣的综合体现。首都北京、留都南京及各布政司、府、州、县治所在地虽然都还没有摆脱传统都会式城市的模式，但其中有不少无论是居民规模，还是工商业繁华程度都超过了前代，其商业贸易中心的经济功能明显上升。除前代延续下来的城市进一步发展外一批新的运河城市和中小市镇迅速兴起是明代城镇发展的时代特色。南北大运河自永乐年间贯通后，成为联接全国政治、军事、文化、商业中心的北京与经济发达、国家赋税主要来源的江浙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沿岸不少商业城市很快发展起来，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已经成为著名的商埠。在商品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大体从嘉靖年间起，在一些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特别是江南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一批新兴的市镇拔地而起，一股经济生活的新气息扑面而来。它们原来大都是只有几家或几十家的乡村，有的其至是荒沙一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短时期内，很快成长为千百家、数千家、甚至万余家的商旅辐辏、百货骈集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和商品集散地，成为非常引人注目的新的历史现象。遍布各地乡镇的集市是沟通乡镇之间及城市与乡镇之间商业贸易的桥梁和中介，它们的数量和规模在明代也有增加和扩大。城市、市镇、集市把全国各地城乡联络成商业贸易网络和国内市场，它们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社会文明的提高。城镇是市民阶层的居住地。在商品经济的培育下，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阶层不仅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使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也发生了代表他们利益的新的变化。

封建时代的商品流通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流通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是二者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从商品、商品交换、货币权力中间产生了资本权力”。明代中期发达的商品流通、雄厚的商人资本和贸易自由程度的增大，促进了货币财产的集中和较大规模的贸易销售;促进了社会分工和产品向商品的转化;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排挤人身关系和政治强制关系;促进了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对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产生了较强的分解和冲击作用，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提供了历史前提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以后，以神宗为首的反改革腐朽政治势力把持朝政，不仅丧失了自我调控能力，终止改革，而且倒行逆施，再加上明满战争加剧，自然灾害频仍，遂导致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以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滥派矿监税使为标志，明王朝转人后期。矿监税使是朝廷运用政治权力对工商业施行的强制性掠夺，是对明中期商品经济繁荣的反动，工商业遭到惨重打击;此后施行的“辽饷”、“剿饷”、“练饷”赋税加派又对广大农民竭泽而渔,农业生产又遭到严重破坏，于是社会经济由发展走向低落，由繁荣走向萧条，特别是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凋敝困顿，广大农民在饥馑中挣扎，于是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明王朝随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