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有限的土地和稀缺的资源，劳动力人口几乎是无限的，从而导致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在研究农村增收之前，首先要明确城乡劳动力与收入的关系。

一九五四年刘易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该理论假设发展中国家只存在农村部门和工业部门两个单位。

刘易斯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农村的劳动力是可以无限供应的。

 

在此前提下，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已经全部充分就业，而且该部门的工资率比农村部门的工资率高。

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人们会自发的向更高工资率的部门转移。

只要农村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要两个部门存在工资差，那么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的供给到工业部门。

工业部门的扩张不会导致工资的下降。

因为工业部门利用剩余劳动力所转化的利润可以转化为投资，投资所带来的的结果便是工业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可以吸收容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农村部门由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都将逐渐提高。

这一过程直到剩余劳动力全部被消除，两部门的工资率保持一致才停止。

最终的结果就是工业部门得到扩张，农业部门生产效率得到提升，剩余劳动力获得应有的报酬，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国民经济得到发展。

二元经济理论是研究农村增收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该理论指出劳动力转移是提高农村收入的重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黄大湖等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有效缓解农村贫困，且其不仅对本区域内的农村贫困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

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城镇工业的进步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成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两者的理论存在相似之处，例如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最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能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两者都体现了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刘易斯强调的是过剩农业劳动力向外部城市工业部门转移。

 

而舒尔茨强调的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提高农村人口质量，促使农村内部就业从农业到非农领域的转变。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多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情况较为特殊，主要通过城市吞并农村来完成劳动力转移，且刘易斯模型的假设与中国情况并不完全相符。

故二元经济理论对研究的指导意义需要站在中国基本国情的立场上有选择的借鉴。

 

二、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可持续性生计方法基本概念提出来源于二十世纪末期对于贫困的属性理解的加深。

 

该方法在研究传统收入贫困的同时，加深了对贫困的内涵，认为贫困不单单是收入上的，更应该是能力上的，即缺少相应的能力去完成基本的生计活动。

诸多学者在此框架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拓展，其中最为成熟和广泛应用的便是英国国际发展机构建立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

可持续生计框架揭示了理解农村贫困的框架，同时指出如何利用各种方法脱离贫困。

分别是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转变、生计战略和生计输出。

这五个部分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影响和制约，箭头的方向代表着影响的路径。

 

生计资本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共五个部分构成。

农村家庭所拥有的这五个部分的数量和结构组合视为“生计五边形”，该五边形的大小可以反映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这五个资本的构成比例。

脆弱性背景主要包括环境的改变和个体本身的改变，环境脆弱性会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影响个体的生计资本。

结构和制度转变包括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和企业的政策改变，这些改变通过对脆弱性环境和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去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的影响会改变农户的生计输出，从而进一步的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

在此基础上，“生计”一词不仅仅代表了农户的收入，而被诸多学者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通过五种生计资本的组合，更加清楚的了解到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

目前学者所研究的关于农村收入的影响这课题的主要变量都包含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之中，说明利用该框架去研究农民的增收效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是高学历人才水平，高等学历一般指高中以上的学历，因此我们运用大专、本科、研究生这三者的数量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来量化高学历水平。

该指标越高，说明农村的高学历人口水平越高，该地区教育的水平越高。

 

其次是劳动力人口规模，青壮年是劳动的主体。

以15-60岁的人为青壮年，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便是劳动力人口规模，该数值越大，说明农村存在的青壮年比例就越高，从事工作的人就越多。

最后是区域就业能力，用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衡量。

农村中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农村的就业水平越高，从而说明农村人力资本越高。

物质资本维度通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和住房水平两个方面来衡量。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家庭住房条件和乡村道路建设等方面均属于农村物质资本，任晓红在研究中指出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和流量均对农村收入有正向显著影响。

水电设施的完善和普及，农具的更新和升级也能提高农村生产效率。

但是基于数据的不可得，本文用人均一般财政支出作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的变量指标，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

住房水平用人均住房面积代替，人均住房面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庭状况。

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居民收入两个指标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

 

城镇化水平按照该市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而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会吸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自然资源主要包括水资源、风能、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矿产资源不具备普遍性。

因此本文以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来代表自然资本，主要选取的变量是粮食产量，用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衡量。

粮食产量可以很好的反映当地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技术的效率。环境脆弱性维度的变量是地形坡度。

 

一般来说，适宜人类耕作和居住的坡度是小于15度，因此使用坡度大于15度面积占比来表示环境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