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具体阶段而言，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当前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整体生产力水平还相对较低，人均收入水平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要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高水平、绿色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升级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在此过程中，国有经济必然扮演领头羊角色。

认为国有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导力量，这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掌握了经济命脉，能够带动其他部门协同转变。此外，国有经济能够从全局出发，抓住根本的、关键的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及长远发展目标的项目进行投资经营。一方面，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能够通过整合兼并，提高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能够持续投资核心技术开发，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增多，中国经济高质量、绿色可续地增长对我国自身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由1383.3亿元飞跃至4.42万亿元，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由52.89亿元2.44万亿元1。同时，我国拥有位居世界第一的8.94亿劳动力。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拥有了扎实的劳动力、资本和科技基础。但是我国幅员广阔，并且经济发展模式正处于转型阶段，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发展状态和阶段还有较大差异。这便要求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需要参考地区实际情况。国有经济是政府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经济基础，国有资本是国有经济的具体体现形式。因此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同样需要“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因企制宜”，这样才能更高效合理地配置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的良性融合、相互促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作用。

西方经济学中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于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经济学。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存在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刚性缺陷和不平衡的发展模式。这些学者认为，政府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成为了主流思潮。

而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受结构主义理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力量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导致经济发展失衡，不但人均收入水平始终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质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逐渐替代结构主义理论。

在总结反思结构经济学中存在的缺陷后，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倡的阶梯式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循的发展模式。新结构经济学旨在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推动落后国家可持续发展。

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各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而这些结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各个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通过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因势利导的发展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与古典经济学传统观点一样，经济社会用于生产的要素禀赋包括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在此基础上在引入了新的经济体禀赋，即由政府提供的例如能源、交通和通讯系统等硬性基础设施，以及例如金融、管制、教育、司法体系的软性基础设施。第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差异，其经济结构也相应地有所区别，这便决定了最优产业结构。

初级发展国家一般具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因而适合集中发展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型行业；高收入国家一般具备了丰裕的资本积累，因而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具备比较优势。第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是由低收入持续向高收入转型的连续频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顺着产业阶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拾级而上的过程。

因此不能单纯地使用二分法将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发展中的农业国家”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两种情况。第四，将生产资源的配置交由市场决定是最明智且有效的方式。除此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各个发展阶段中不断地发挥协调作用，提供和改进基础设施、完善制度设置、偿经济的外部性作用,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因地制宜的使用当地的优势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才能使经济体保持活力和竞争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同时也能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剩余，从而不断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当量变引起质变，实现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会首先出现调整升级，然后引导地方行业结构转型，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此外，为了能使企业准确判断产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必须要有一个能反映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价格体系，而这必须要由竞争性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才能实现。同时，政府需要因势利导地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与经济结构形成必要的协调。

与产业比较优势理论最关联的经济政策即是产业政策。研究发现，中央产业政策所指定的重点扶持和鼓励的行业更偏向于在东部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中已经拥有产业比较优势的行业，或者是有较大可能性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形成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些由中央产业政策指定扶持或鼓励的产业却始终难以在中西部地区中培育出较强的地方产业比较优势。

还发现，全国各地在确定地方产业政策中所包含扶持行业时，都倾向于将中央产业政策所规划的重点产业纳入其中；这一现象中西部地区中尤为突出。地方政府选择放弃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扶持对象，反而将目标锁定为中央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目的是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国家开发区。这也就使得中西部地区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违背了地区产业比较优势。

由于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鼓励政策的实施，受扶持的主导产业内企业的出口额明显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在出口开发区政策所选择的“主导产业”符合本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时，出口鼓励政策才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出口额；但如果“主导产业”与当地比较优势相悖，那么出口鼓励政策对企业出口额的促进作用就收效甚微。

聚焦于近年来企业改革措施的聚焦点——僵尸企业，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原因。认为，违背了地区比较优势的企业很难充分地运用本地的优势资源，无法有效地管理生产成本和盈利能力，因此丧失了自主经营能力。这类企业只能依赖于地方政府和银行的补贴和信贷支持，最终成为了“僵而不死”的问题企业。因此认为，僵尸企业的成因主要归结于企业发展路径与地区产业比较优势不匹配。

从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角度分析经济开发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发现，经济开发区政策可以十分有效地促进地区制造业的内部结构变动，这集中体现为开发区政策显著提高了目标行业的各项经济指标。此外，如果政策所制定的扶持行业符合本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那么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将给产业结构变动带来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