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也是居民幸福指数的刚性体现。当下，是什么原因让居民消费意愿消失，“自觉”放弃幸福？

一是失业增加就业不稳，可支配收入下降，居民消费能力持续减弱。居民消费能力主要受可支配收入的左右。居民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投资收入等构成，对大多数居民特别低收入阶层来说，可支配收入只有工资收入。但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许多居民赖以生存的工资收入因失业停工或已不再，或一降再降。据悉，仅2022年上半年国内就有40多万家企业破产，1-11月全国城镇失业率均值达到5.6%，占全部人口41%的低收入人群月均收入仅有1000多元。手中没钱如何消费？稳定消费者收入预期、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是重振居民消费的重中之重。

二是社会分配失去公允，贫富间差距扩大，居民消费倾向不断降低。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呈现出全范围、多层次扩展趋势，这种差距既体现在现金收入上，更体现在财富拥有上；既体现在城乡差距上，又体现在不同行业中。数据显示，我国排名前1%的富人占有财富总量高达33%，而底端25%的居民只拥有财富总量的1%。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已达3.3倍，行业收入差距则高达15倍。同一蓝天下，出生不同、身份不同、行业不同，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不但会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也极大地抑制着居民的消费意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告诉我们，中低收入阶层才是社会商品购买的生力军。

三是公共服务作用不显，多层次保障缺位，居民后顾之忧有所放大。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是国家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国家也明确要求各地确保内容无缺项、人群全覆盖、标准不攀高、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的确，学校在建、医院在建、养老院在建、住房在建，但除去9年义务教育，大多数居民每月刚过千元甚至刚过百元的工资收入或养老金，是住得起院、买得起房、养得起自己、还是上得起养老院？建固然重要，但建完了事，不配套考虑利民惠民政策，不让老百姓真正用得起，就算不上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之说更无从谈起。

四是基础产品同质过剩，发展型产品不足，居民消费升级无法实现。经过40年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供给已经从无到有、从缺到余，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资已极大丰富，可以说我们已跨过单纯的生存需求，开始向发展享受型迈进。这是一个从量到质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人们更渴求优质化、高端化、差异化的产品服务。事实上，在高端产品上，我们的品牌、设计、技术、安全、质量等方面严重不足；在新兴服务上，我们的优质养老、优质教育、优质医疗、优质娱乐等方面严重缺项。时代在发展，人们希冀在提升，当下有效供给的不足已无法刺激和满足人们的消费升级欲望。

五是城乡网点布局失衡，双向性物流阻滞，居民买卖路径严重不畅。相较于城中商场林立，乡村商业网点少且分散。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大多数村的买卖渠道仍是小卖部和大集，所卖物品也只是油盐酱醋等日用品，品种少的可怜且过期和劣质产品充斥其中。至于娱乐休闲、康养保健等消费场所，根本不见或简陋至极。近年来虽有电商补充，但收取等不便之处很多，有消费意愿的居民往往有种欲购无门的感觉。同时，农村的物流通道特别是冷链物流仍然落后，很多地方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根本辐射不到，以致于农村生鲜产品运不走卖不出。畅通国内大循环，改善农村基础条件是重要的一环。

六是政策抑制仍然存在，消费环境不友善，居民消费权益没有保障。当前，我国消费领域仍然管制较多、干预频繁，各种审批许可不胜枚举，不但在医疗、教育、文化、养老等领域进入壁垒较高，而且在人员流动、高端消费如汽车购置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限制性政策。与此不同的是，在社会信用体系、产品质量体系、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等方面，我们的建设却严重滞后，导致餐饮、家政、美容美发等生活性服务消费良莠不齐，一些假冒伪劣商品层次不穷，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升居民消费意愿，需要一个人们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的环境，而非处处设限，甚至一禁了之。

“堵点”不除，消费难兴。国家正为畅通国内大循环而“通堵疏淤”，在这场即将到来的轰轰烈烈的扩大内需运动中，你能受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