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商业世界里有两大主要摩擦，一个是信息不对称，另一个是代理问题。

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呢？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实我们讲的是事前，这个“事”就是签约。

也就是说我们在签约之前可能会存在对信息掌握得不全面、了解得不充分，也就是说一方具有另外一方所不具备，或者是观察不到的信息，这个就是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逆向选择的问题。

代理问题实际上就是事后，也就是在签约后，我们会有看不见的行动，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道德风险的问题。

我给你举一个买保险的例子，你就能够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区别了。

信息不对称就是说，在事前我们谁会去买保险？

一定是那些风险更高的人，他第二天就要去蹦极，他才会去买保险，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就是逆向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风险高的人才会去买保险。

代理问题或者说道德风险的问题就是事后，也就是说在我买保险以后，比如说我买了车险，我可能就不会像原来那样仔细地来看管我的车辆，因为我知道反正我买了保险，车丢了有人赔，或者说我买了财产险，我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关心我家里会不会着火，因为我知道即使我房子烧毁了，也有保险公司来赔偿。

所以通过保险的这个例子，你就应该能够区分出事前和事后，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公司治理里边，我们究竟怎么样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

一个重要的方法，信号传递。

首先，我们来理解什么是逆向选择的问题。

我为什么先给你介绍逆向选择问题呢？很简单，因为它是发生在事前的。我之后会给你介绍发生在事后的问题，也就是道德风险问题。

说起逆向选择，它实际上最早是由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叫做乔治·阿克洛夫，他在1970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里边，首先提出来的。在这篇文章里边，他其实考虑的是一个二手车的市场。

比如说你现在走入到一个二手车的市场，这个二手车市场里边有三辆二手车来卖，它们都是宝马车。

对于买家来说，你其实并不了解这三辆二手宝马车它真实的性能怎么样，但是卖家他是具备这方面的信息的。

假如说这三辆里边有一个保养得非常的好，就跟新车一样，我们管它叫做优等车，假设它价值100万；还有一辆车保养得一般，我们叫做中等车，它的价值是50万；还有一辆车保养得非常的差，我们管它叫做劣等车，它的价值是30万。

作为买家来说，你没有办法区分出这三辆车，因为这三辆车漆都喷得很漂亮，长得一模一样，你也区分不出来，只有卖家才知道它的真实价值。

作为掌握信息比较少的一方，就是你，你愿意出多少钱呢？

你可能只愿意出一个平均价，对吧？100、50，加上30的一个平均价就是60万。当你出价60万的时候，那个优等车的车主，他就不会愿意把他的车卖出去了，他不愿意卖出这个价值100万的车，最后只拿回60万，所以他就会从这个市场里退出去了。那么留在市场里边的只有中等车和劣等车。

当你知道留在市场里只是中等车和劣等车的时候，你可能就又会调整你的出价，再出一个平均价，50万和30万的平均价就是40万。

当你出价40万的时候，那个中等车就又退出去了，对吧？那个车主肯定不愿意卖。

 

所以，最后留在市场上的只有那辆价值30万的劣等车，这就是典型的逆向选择问题。

因为阿克洛夫在1970年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逆向选择的问题，所以他在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起阿克洛夫，你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他的太太你一定听说过，就是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就是那个白头发的老太太。

这个逆向选择的问题除了在经济学里边，其实在我们金融学里边也有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一个企业发行股票，它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我们这些投资者，其实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而企业的内部高管是能够区分出来的。

假如说我们有两类公司，一类公司是未来发展非常好的公司，一类公司可能表现得不会那么好，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区分。这个时候这两类公司都来发行股票，一类公司的股票可以值50块钱一股，另一类公司的股票只值30块钱一股。

但是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区分，所以我们只愿意支付平均40块钱。那个好公司看到我们的出价以后，他就不会再去卖股票了，所以留在市场上的只是最差的公司，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逆向选择的问题。

我再给你举一个银行贷款的例子，基于一个给定的利率，谁会去银行去贷款？一定是那个风险更高的借款人才会去银行贷款，这就是另外一个逆向选择的典型的运用。

所以一句话，到底什么是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质量高的人或者质量高的企业退出了这个市场，你可以粗略地把它理解成为，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这么多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市场上交易无法进行，市场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

逆向选择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处可见，我们怎么来解决逆向选择或者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

 

什么样的信号更可信？

什么是信号传递理论呢？信号传递理论，它的逻辑就是我们有两方，一方具有信息，另外一方不具有信息。具有信息的这一方，可能通过做一件事情来传递一个信号，告诉不具备私人信息的这一方，他的真实的水平或者是他真实的质量。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信号理论最早是由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一个美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在1973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第一次提出了信号理论。

他当时写这篇文章的逻辑是什么呢？

在他还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博士生的时候，他发现哈佛商学院的这些MBA学生，他们好像来读了两年书，其实好像也不是特别努力地在学习，课上讨论一些案例，基本上一到晚上，就去酒吧、去K歌，或者去追女生，然后晃晃悠悠，反正这两年就过来了。

他们虽然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发现这些哈佛MBA的学生都能够找到非常好的工作，他们的薪酬比入学前可能会翻倍，翻两倍甚至更高。

他觉得这个现象非常的有趣，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模型，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理论。

他的逻辑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求职者，具有私人信息，我知道我到底是一个能力更高的学生，还是一个能力更低的学生，但是我的雇主是不知道的，他没有办法区分出来。

那么信号理论到底是什么呢？

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一方没有办法知道另外一方真实的价值，所以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通过发射一个信号，告诉信息劣势的一方，自己真实的价值。

那么，我们要想让我们传递的信号更加可信，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行胜于言”。也就是说你要让你的这个信号更可信的话，你必须要做出来。而且，它的一个最重要的逻辑，就是对于高能力的人，他发射这个信号的成本，要比那个低能力的人发信号的成本要来得更低，这样他的这个信号才会更加的可信。

在这个模型里边，当一个人去求职，他能够发射的信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受教育。

我们还回到哈佛MBA这个例子里边，他所谓受教育都是有成本的，他在他的模型里边，这个成本并不一定是学费，而是一个人受教育里的不适，或者说是负效应，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成本。

 

在他的逻辑里边，好学生或者说能力比较高的学生，他可以轻松地完成哈佛的学业，老师也喜欢，同学也崇拜，他的成本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而那些能力比较低的学生，首先他考不上哈佛，就算考上哈佛，他吭哧吭哧地学习也非常的费劲。

所以他通过受教育这件事情，他能够因为成本不一样，就能够区分出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和能力比较差的学生。所以在他的模型里，他假设这个教育对一个学生的水平没有任何的作用，也就是教育很无用，即使它不能够提高一个学生的能力，它是无用的，它也能够作为一个信号机制，能够告诉雇主谁是高能力的人、谁是低能力的人。

所以对于信号理论来说，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信息不对称，具有更多信息的这些人首先来行动发射这个信号；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信号必须要对其中的一部分人，要比另外一部分人发射这个信号的成本要来得更低，这样这个信号才会可信。

为什么那么多人买名牌，买豪车。

很多人不是为了享受，他只是为了向外部传递我不缺钱的信号。有些开豪车的人只和开豪车的人做朋友，因为这是一个很好区分每个人价值最简单的信息。

在我们生活当中传递信号的例子也特别的多，比如说婚姻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婚姻本质上是一个契约。

当一个男生娶了一个女生，他其实做的事情就限制了自己很多的自由，比如说他到晚上9点和哥们儿一起吃饭、喝酒、吹牛，到9点他就必须要回家，或者说他赚的钱，零花钱都要上交，他其实限制了自己很多的自由。

他通过结婚这件事情就发射这个信号，告诉这个女生，你看，我确确实实是喜欢你，我确确实实愿意和你在一起，所以我宁可限制了我这么多的自由，我也愿意和你在一起。而那个没有特别喜欢这个女生的男生，可能就不愿意放弃这些自由。

刚才我举的是个男生的例子，其实女生也存在，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种说法，很早有一种说法叫做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是什么意思？其实在中国的古代人是很封建的，女孩儿这一辈子只能和一个男生在一起，这都是套路了，像英雄救美以后，美女一看这个英雄高富帅，她说什么？说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假如说英雄救美，美女一看这个英雄矮丑矬，那怎么说呀？那只能说小女子无以为报，来世做牛做马，这就变成来世了。

所以你通过这个例子，你就能够知道，以身相许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号，她只有真的这么愿意去做才会去做。因为这样做的话，对于真爱来说以身相许的成本会来得更低。

 

企业如何传递有效的信号？

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企业的高管可能知道一些企业的外部人员不知道的信息，内部投资人和外部投资人也会有信息不对称。

那么企业高管怎么来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

他就可以通过传递信号的方法，告诉企业的外部投资人，自己是一个兢兢业业为企业努力工作的经理，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牺牲股东的利益。

企业传递信号有哪几种方法呢？

一个就是企业高管的主动降薪；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自愿信息披露。

我们会看到很多企业的CEO，他会主动把自己的薪酬降得比较低。

比如说2019年3月5号，我国某公司它的CEO就发公告，他说我要主动降薪，我把我的年薪降到8万人民币每年，每个月还不到7000块钱。他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要告诉外界，我要努力地为企业来工作。这个主动降薪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当时克莱斯勒的情况非常不好，负债累累，它的总裁就主动降薪到一美元。

后来很多的高管都模仿他，比如说像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比如说像特斯拉的马斯克，他们都是只是收取一美元的这样一个年薪。我国像三一重工的梁稳根，他也只收取一元人民币的年薪。

还有比如说像平安保险的董事长马明哲，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报出来他的年薪是6000多万，当时引起了舆论的哗然，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他就主动说我收取零年薪。其实他向外界想传递的信息就是，我要和我的员工同甘共苦，我要努力地去工作。

 

我们来分析一下，企业高管为什么要通过降薪来传递这个信号？

其实你也知道，对于企业高管来说，他的工资只是他薪酬的一部分，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股票、像股票期权，股票和股票期权更多的是代表企业未来的收益。

所以当一个企业的CEO，他主动降薪的时候，他其实向市场上传递的信号是什么呢？是他对这个企业未来非常的有信心，他更多地去依赖于企业未来的收入。他的股票、他的期权部分来给他更高的报酬，而不是靠企业现在的现金。

所以企业的高管主动降薪，他传递的就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好的信号，因为对于那些好的高管来说，这个信号的成本来得更低，逻辑就是因为，他可以通过股票和股票期权来赚钱。

第二个在公司治理我们常见的传递信号的方法，就是信息的披露。

你知道一个企业上市以后，每一个季度都要向公众来披露自己的信息。尤其我国最近开启科创板，来试行注册制。

注册制的一个最重要的逻辑，就是你企业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企业的信息，而且你需要披露企业的各个方面的信息，把企业暴露在监管机构、暴露在新闻媒体、暴露在投资人的眼皮子底下。所以企业的高管就没有办法做那些蝇营狗苟、损害股东利益的事情。

那么，一个企业愿意上市，愿意把自己暴露在众多监管的目光之下，它实际就是在发射一个信号，告诉投资者，我是一个好的企业，我不会损害你的利益。

尤其在上市了以后，我们知道除了证监会要求的强制的披露，很多企业还有很多自愿的披露，也就是在强制披露之外，它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

这些自愿披露其实也是在向市场上传递一个信号——我这个公司不会做损害股东利益的事情，我的公司治理是非常好的。

而那些公司治理比较差，或者说公司的高管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的人，他就不会去做这些自愿披露，或者他就不愿意上市。

不管是强制披露还是自愿披露，其实都是向市场传递一个我是好公司的信号。

 

在本世纪初，著名的安然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安然是一家石油公司，它财务严重造假，包括给它做的审计公司的安达信也和它串谋，合伙起来造假，以致它的股价虚涨，一直涨到100多块。

但是后来它财务造假的事情被揭发出来，造成安然的轰然倒塌，几十人受到了刑事的追责，连安达信也倒闭了，所以原来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最后就变成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所以安然的教训告诉我们，虚假披露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包括在美国，后来由于安然事件，美国也通过了SOX法案，加强了对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对内部审计的监管，所以也使信息披露成为公司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在不完美的世界里边，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或者说是逆向选择问题，这也是我们公司治理要解决的头号问题。那么到底如何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

信号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发射一个信号来给信息劣势的一方。

这个信号要可信，它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信号要有成本；

第二个条件就是发射这个信号的成本，对于那些优质的企业、那些优质的人才，要比那些相对来说劣质的企业或者是能力比较低的人，这个信号的成本要来得更低，这样这个信号才会更加可信。

那么在公司治理里边，企业可以通过高管的主动降薪或者是更频繁的披露，来传递这样一个好的信号，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