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动体系的罗盘

1 资本增殖体系的大一统框架：三位一体的资本增殖螺旋

2 枢纽物的正/反作用力

3 资本增殖运动的极限及反向运动

正文

二 资本运动体系的罗盘

（一）资本增殖体系的大一统框架：三位一体的资本增殖螺旋

 

注：这个图比第一版进行了一点优化，也可能还需要优化

资本增殖体系是各主体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资本增殖是其最大的动力机制，是一个不停运动的螺旋体系。整个资本增殖运动稳定在这个体系的模式中，整个资本主义的演变也是每一组模式不断演进和组合发展而来，直到体系内每一组模式/模块发展到一种极限。演变顺序：从第①组到第②组再到第③组，而且形式规模在不断变化，主导权力也随之而变。总的模式是稳定的，但每一组模块的比重、具体运作方法与每一个具体载体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既要聚合的整体分析，也要庖丁解牛的分解，分解开来有太多重的运动和组合，难以一一分解。本文取其大者分解为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主体，以此主要结构做一般性的整体聚合分析，详尽的分解分析需要像CT那样做多层扫描，后面再逐层扫描。下面讨论当下的主要结构，具体如下：

1 三重资本增殖模式：资本增殖模式决定社会发展

第①组M—W-W'—M+

这是生产资本化模式，企业从融资M到买材料W到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而得到增殖产品W'，再卖出产品获得收入M+，+为利润。在债务货币发行模式下，要先有货币发行D—M←M—D+，所以在总模式下简化的这组资本增殖公式是D—M—W-W'—M+—D+。这里先略去货币发行对融资部分的影响，在后面再总体论述这一过程对资本增殖模式的影响。

这一组模式是常说的实体经济，是各行各业，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过程，这是社会的根本支柱与物质基础。这一组模式的基本决定因素是：供给和需求。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和制约，需求是最终目的，供给是最终制约，比如资源制约、生态制约、生产力制约。

这一组模式发展的基本结果与矛盾是：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分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相对过剩，即资本主义社会经典的‘倒牛奶’场景。一方面整个社会还有大量的需求，但因为分配不公形成的贫富差距使得没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却是产品过剩而只能限制产能甚至销毁产品。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将相对过剩的产能变成一种社会化生产，垫高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这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垫高生活基本水平。

另一种结果是普遍的垄断化：通过供给的垄断特权而获得垄断租金，比如一些垄断企业在垄断产品上获取超额收益，如平台、垄断技术、专利等的特权垄断；或者垄断企业则作为公共基础事业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比如公共基础设施。但还有最大的土地和各种资源则完全由供给主体决定，要么获取超额垄断租金，要么作为公共基础事业让利于民。

第②组M—D/M/W/W'/M+—M+

D/M/W/W'/M+是指这一组资本增殖模式的载体，是第1组的生产资本化过程的四大生产要素，这组模式是以这三要素为载体的资本增殖模式。按其性质载体类别为货币、商品和所有权。广义上一切商品都可以作为增殖载体，但受到供给需求的限制，只有一部分商品适合作为增殖载体通过金融化手段实现资本增殖。增殖载体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要么在供给端，要么在需求端，要么在任何买者与卖者的买卖物上。此组模式通过买卖载体而获得资本增殖，并不改变增殖载体，载体本身不会发生如第一组模式中的商品增殖。这里顺便需要指出的是，下面的模块分解只是相对的划分，很多金融产品与金融运作都是不同模块的交叉组合，而不是只是单独在一个模块内，而是跨度几个模块。

对应顺序下：

D—M：代表增量货币发行借贷部分，包括央行和商行把债务换成货币部分。这是货币体系中首先的货币发行部分，影响所有资本增殖模式组中的货币，所以放在这里跟以下的部分作一区分

M—D—M+：代表债券市场、债务资产证券化。这是以存量货币为基础的融资借贷体系，需要和D—M区别开来

M—M—M+：代表影子银行，外汇市场

M—M/D—M+代表货币基金市场，它脚踩两边。

回购市场则分布在D—M和M—D—M+两个模块中，增量货币体系和存量货币体系里都有，增量存量还会发生转化

（注：由于最需要进行划分和统计的增量货币和存量货币现在在制度上是模糊混乱的，所以这里的区分也只能是粗糙的）

M—W—M+：以基础生产资料为载体的资本增殖模式，主要载体是大宗商品和地产。以及未来可能形成巨大规模的碳排放权，如果碳排放还能再次提上全球政治议程的话。这组里的商品期货市场主要指要交割的部分，而不交割部分占比较大，放在下一组。

M—W'—M+：以消费品为载体的资本增殖模式，其中可以分为中间生产商品和最终消费商品，最具代表性最具规模的就是住房。黄金可以归在此类但黄金又具有其他特殊性。

M—M+—M+：以所有权为载体的资本增殖模式，中间的M+是第①组模式中M+，此模式中用来代指企业的所有权—股权，不是准确的等同，因为其在形式上更匹配的代表资本运动的模式和主体，所以用其进行特定的指代，特此说明。所有权代表着一种组合性质的生产增殖载体，持有其股权就等于持有一组不断生产增殖的载体。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股票市场）。

M—X—M+：X代指除常规商品类的另类商品，就其规模而言以加密‘货币’市场规模最大，以比特币、以太坊和泰达币等最具代表性，当然以后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类似物。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第②模式中获得的增殖收益都是从第①模式的资产资本增殖中分配出来的，而不是自身循环凭空产生增殖收益，它只是进行的再分配。粗略的说，M—D/M—M+是对经营信用与货币分配增殖收益，M—W—M+是对利用大自然财富分配增殖收益，M—W'—M+是对劳动力价值分配增殖收益，M—M+—M+是对所有权—增殖分配权分配增殖收益。

第②组模式从生产资料价格方面影响生产端，对供给端要么起着降低生产成本，要么抬高生产成本的作用；从生活资料价格方面影响消费端，对需求端最大块的住房起着要么降低其支出份额，要么抬高其支出份额的作用，而这必然挤出其他消费与支出份额；从所有权方面对分配端产生影响，对资产资本增殖部分进行分配，使其获得对集体财富和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所以这是最大的分配权力与分配份额的分配，这是两极分化与固化最大的放大器。所有权集中到少数人/集团手中是对集体劳动成果的集中剥夺，正如皮凯蒂所言，这是一种经济/企业的君主制制度与意识形态。

第③组M—(D/M/W/W'/M+)—M+

这一组模式主要方式是：金融合约—保险、期货和衍生品，通过对标的物D/M/W/W'/M+的风险下注的金融合约。这组模式的特征是不买卖标的物载体，只通过合约对标的物的风险与价格变化进行对冲/对赌的一种模式。保险市场是对事件风险对冲/对赌，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是对标的物商业风险/价格变化进行对冲/对赌。这组模式中他们只充当标的物，而不作为增殖载体经过买卖这个环节，所以用括号表示这种区分。当然，现实中很多具有跨越交叉性质，并不完全泾渭分明，特别是当很多金融合约把几种资产价格变化对赌组合到一起时更是如此，但不影响这一大体划分。

具体如下：

M—(D)—M+：主要是信用违约互换，总是成为规模最大、暴雷反向冲击力最大的衍生产品。

M—(M)—M+：主要是外汇互换，利率互换等，指融资市场上对货币的对赌，

M—(W)—M+：主要是不交割的商品期货及其衍生品。

M—(W')—M+：主要以地产为标的，主要有房地产指数等

M—(M+)—M+：主要有股票期货、股票期权、股指期货，股指期权等

M—(X)—M+：(X)指其他任何合成的或重新组合的对赌标的，比如恐慌指数等等。

同时，针对不同风险存在大量的合成组合式的衍生品，把不同类别与内容组合在一份产品里，其灵活性和多样性在不断变化。最终，这一组居于风险的对冲体系发展成全方位的居于波动的对赌体系。

下面再单独说一下常规保险版块，居于人/事件的社会风险保险：

M—(事件)—M+：以事件为标的，用金融合约处理大量事件风险，就是普遍的保险合约。规模最大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这是对个人的生存风险进行的金融化对冲。这个对赌包括个人与投保机构的对赌，也包括保险机构与其增殖载体的对赌。保险兼具或者说横跨两组资本增殖模式的特性，但把它归在这一组了。

保险是赌当前汇集支付可以未来零星支付，无论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是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模式中在人口逆转时，该模式就难以为继；医疗保险在发病率超出一定比例时便难以支撑；在社会保险时，社会事件超出零星概率时赔付便不能支付。保险赌两头：一头是风险爆发赔付率，另一头对赌在另一层资本增殖模式/增殖模块上的收益。他的支付能力必须通过所投资第二组增殖模式产生增殖收益来支付，所以他依赖在第二层模式上取得成功。所以，他也是在对赌另外的资本增殖模式的成功。

风险承担是关键

我们这里不去讨论怎么防范风险，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一定程度上弄清楚风险产生的原因也是必要的。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很多风险无法防范无法化解，它只能是在发生的时候被承担吸收，所以谁来承担吸收就成了一个关键。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怎么承担风险，处理风险的后果。承担风险要解决的是风险承担主体和风险承担的渠道。大部分行业是谁负责谁担责的风险防范与承担机制，而不是对风险与代价进行转移，而风险处理以金融化手段进行疯狂转移，风险承担渠道与风险承担主体进行重大转变时，是否充分的评估过这种演变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几何，不仅是金融风险还有社会风险。

当我们要整个金融系统或社会。这使得通过金融进行的风险管理变成了赌场化。解决社会风险和商业风险时，金融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但如果风险管理只是设计成一味的转移风险，那么转移风险就变成了谁接住最后的烫手山芋，这是一个甩锅大赛机制，最终就是一个互坑模式，通过金融手段转移出去的风险重新冲击整个金融系统或社会。所以，通过金融进行的风险管理要么走向真正的风险保险化，要么走向风险赌场化。

2 三重资本增殖模块：主导模式决定定价权

 

每一个资本增殖模块都在三重资本增殖模式里被相互作用决定，并被具有主导权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哪一重模式具有主导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看具体情况、具体阶段和具体力量对比的变化，其影响力通过规模、速度和博弈实现。但每一个模块也都有其自身独立的运动逻辑，都会进行一定的独立运动，所以他们也会在不同层模式中相互脱离，但最终会在博弈中形成主导影响力量，或在崩溃中形成最大的破坏性反向作用。每一要素的定价权都在资本增殖模式中，由主导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在资本增殖模块的运动中变化。三根蚂蚱线只要一根线开始变，就会拉动整体变化。

 

D/M模块

D/M模块主要由央行—商行的增量货币发行借贷和影子银行—债券市场—资管体系为主的存量货币借贷与循环，分界点在无中生有创造的货币和对已经产生的货币即存量货币的借贷和流动。D—M←M—D+是无中生有创造货币的部分，即贷款创造存款，这是所有货币的来源，是总闸门总水库，三组资本增殖模式中的货币都由此而来，受其总的制约，但在循环流动后就又产生了一个存量货币的循环。在M—D/M—M+里货币作为商品进行资本增值运动；在M—(D/M)—M+里为其风险（变化）进行对冲/对赌，无论其目标是风险对冲还是对赌投机；在M—W-W'—M+里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要进行融资。这一模块由这三组模式共同决定、由其相互作用推动其变化。M—D/M—M+以M—W-W'—M+的需求为增殖载体，M—(D/M)—M+以它们两者的变化为对赌标的。D/M模块具有自身的特殊之处在于货币/债务是连接在一起的并且再次发展成债务/资产连在一起，一边是债务融资一边是投资债务，债务作为资产储藏，发展成互为存在互为推动的方式。

 

W-W'模块

W-W'模块由生产资料—劳动力及生产力水平—消费决定，他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整体物质水平，是一个社会的根本竞争力。W-W'是一个社会的硬实力，硬发展水平，其他所有作用于它的资本运动体系都是正作用于它或负作用于它，从它身上分配增殖利益。围绕着它建立起来的资本运动体系代替不了它本身的发展，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约束。可以从具有要塞作用、系统性作用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中端商品—终端商品去评估这一体系。这一体系中从供给到消费越是依赖于货币杠杆，那么越是受杠杆周期的影响。同时要特别指出的是货币信用正是W-W'产生派生的信用，而不是相反。但是货币信用体系独立垄断时，主仆位置就被重新颠倒了。

M+模块

M+模块（所有权）的基础是企业利润，第①组第②组在大方向和长时段上趋于一致，但他们之间的背离也很普遍。背离的一般机制除一般认为的价格背离价值走向泡沫的原因，另一重主要的原因是第①组资本利润率下降下的资本在另一组资本增殖模式上的转移，也就是第②组模式开启了独立运动的逻辑，而这一独立逻辑具有相互强化的推动力。而其回归均衡的逻辑一定阶段也是价格回归价值的价值的决定作用，而是作为独立逻辑的运动到了它自身的极限。这一独立运动能够发展持续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存量货币有了较大的积累，资产管理形式获得了规模性的增长。作为独立运动逻辑的一个制度性的推动：从过去瞄向利润的拆分并购重组发展到了更为直接快速的公司举债进行的股票回购运动，第③组中作为高管激励的期权制度更是直接推动这一模式的运动，而且作为投资品的期权更是在资产配置组合中推动这一模块的发展。

 

3 三重资本增殖主体：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位置决定其行动逻辑

政府、企业和家庭三大主体的划分比较粗糙，必须进行更多层级更精准的划分，特别需要把金融主体提出来，但这里先使用这一常规划分讲清基本原理。每一个增殖运动都有一个买方一个卖方，所以每一个主体都处在资本增殖体系的某一位置中，这一位置对应着其增殖运动的利益和行动逻辑，每一主体都处在不同模式/模块中的不同位置，位置中利益的一致或相反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行动逻辑的一致或相反。政府、企业都是形式载体，最后都是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在增殖模式中的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所以形式载体必然被最终的主体实体一部分人支配，他们作为形式载体的资本增殖主体的行动逻辑即使不会完全服从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位置动力逻辑，但在增殖运动里主要的受其位置逻辑支配。三大主体并不是处在某一资本增殖模式的单一位置之中，也并不只在某一单一模块之中，在更为精确的资本主体划分中，很多主体都同时处在多重模式多个模块之中，他们在每一个交易组中对立统一。从实体企业利用金融体系到实体企业自身成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实体开始金融化。从家庭部门买入金融产品或者通过资管体系变成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家庭部门也已经金融化。并在金融化过程中参与了所有模式所有模块。资本增殖主体完成了在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交叉合并。当然，更多人只是处在第一层模式中以劳动力交换商品的位置中，但他们通过资管体系的集合之后则变成了又抬轿子又坐轿子的悖论。

最终，体系逻辑、体系中位置和他的自身扩展条件支配着三大主体的主要行动逻辑，同时他们也会强化体系逻辑和他们在体系中的位置。政府行为超出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位置行动逻辑，或者重置资本增殖模式则是政治逻辑的支配。

（二）枢纽物的正/反作用力

所有资本运动主体都是通过资本增殖模式中的载体也即枢纽物D/M/W/W'/M+完成资本增殖运动的，资本增殖运动会推动枢纽物的发展，同样枢纽物也会对资本增殖运动产生反作用力，具体的正/反作用力同样通过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主体传导。D/M/W/W'/M+的枢纽作用是通过在不同增殖模式、不同增殖模块和不同增殖主体中的位置而贯通起来的。货币发行与资本增殖的相互作用或放大或缩小都是通过运行其中的枢纽物实现的，通过枢纽物的价格运动涨或跌来作用的。

他们在三组资本增值模式中是：①增殖要素—②食租载体—③对赌标的的枢纽关系。第①组用每一个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满足人类的需求，第②组资本增殖模式在每一个生产要素上进行分配提取，最终获得租的收益，第③层资本增殖模式在每个生产要素的价格涨跌上进行对赌（社会保险是对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劳动力的状况进行对赌），最终获得对赌的收益。

在D—M←M—D+体系中，在央行—商行的货币发行中又具有抵押品枢纽关系作用，正向的放大货币发行量与反向的缩减货币发行量；在M—M—M+体系中，在影子银行—交易商那里又具有影响保证金的枢纽关系作用，要么减少保证金加大杠杆，要么追加保证金缩减杠杆；在货币市场—资管体系里又由于资产配置组合的联动作用而流进流出。所以，它的枢纽物作用要么在增量货币发行体系里伸缩货币发行量，要么在存量货币借贷里伸缩货币借贷量，在存量货币流动里的货币市场—资管体系伸缩货币流动量。而这一循环在没有外部干预下，将持续放大伸缩至体系崩溃再重头再来。其作用力程度取决于枢纽物价格在资本增殖模式中被放大扭曲的程度，直到这个扭曲的价格使这一模块里的资本增殖运动无法持续，利润的下降就是资本增殖动力的衰减开始，直到衰减到资本增殖模式的极限。

最终，枢纽物的整个作用体系直接体现在三大资本增殖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和资产配置联动上，而三大主体又因其变化被推动其按在资本增殖模式位置中的行动逻辑继续行动，整个循环运动直到动力消失或平衡或崩溃。三大主体对应着不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所以他们的再行动有自己的逻辑顺序表。或是收支逻辑影响，或是资产配置组合逻辑影响，或是资产负债表的偿债与止赎逻辑影响，各有不同这里不再细分了。

正是这一枢纽关系，使资本主体在增殖模式中有的利益趋同，有的利益相反。当他们在某一增殖模式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时，也必然通过这一枢纽关系影响到其他增殖模式中的增殖运动，或产生正反馈的作用或产生负反馈的作用。这一作用将在不同的增殖模式中的不同增殖组合中发挥不同的组合反馈。这需要把不同的增殖模式组合与不同的反馈组合组合起来考虑整体运动。所以对D/M/W/W'/M+枢纽关系的调控在调控资本增殖模式中也是关键的一环。

资本增殖运动中一个买方对应一个卖方，M在枢纽关系中处于基础条件位置，货币供应方与所有货币使用方都处于成本利益对立的状态，货币使用方则在利益一致的位置上。M价格高对所有融资主体都不利，对所有放贷主体都有利，所以他们之间处于利益相反的关系，而在三种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三个资本主体利益趋同。M作为商品它必然在它的资本增殖模块里被增殖动力驱赶使其卖出最多商品获得最多利润，所以货币流动体系有最大动力推动资本增殖模式扩张。买方也以最大需求获取M以完成资本增殖运动，所以他们具有共同的推动货币与资本增殖方式走向极限的自身动力。它们谁也没有约束对方的动力机制，只有在资本增值运动走向反向运动是它们则以同样的动力推动反向运动。

但正如一个买方对应一个卖方必将发挥其逻辑作用，任何一组资本增殖模式推向极限过程中总是一方获得最大利益一方付出最大代价，最终大坝决堤从最脆弱的那一块开始，最后必然从其最直接的极限限制处开始翻转。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主体都面临的极限限制，D—M←M—D+的限制，举债的限制和还债的限制。任何一组模式/模块/主体在举债还债限制下动力消失，那就将开始进行整体传导，通过他所在资本增殖模式中的枢纽物开始。整个枢纽关系的作用将以反向的作用力使得整个枢纽关系重新倒转。这时无论是从哪一组开始崩塌，那么其反向的作用也将使每一组都崩塌。而极限正是来自于这三组模式通过枢纽一起将其推向极限。这也就是学者申铉松提出的资产负债表互锁矩阵的运作关系。简言之，不能通过放大金融租金化模式去支撑生产资本化模式的融资能力，而金融赌场化模式又在金融租金化模式、生产资本化模式上进行对赌。当金融租金化模式主导了生产资本化模式，则必然形成资产价格涨而不能跌的模式并逐步吞噬生产资本化模式。最终，所有放大的模式必然作为放大的后果反向传导，从而使方向逆转，一同坠崖。

无论枢纽物互锁矩阵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互锁矩阵还是资产配置组合互锁矩阵上，最根本的都是资本增殖模式互锁，破解资本增殖体系的互锁矩阵才是根本的破解之道。所以，当然的解法自然是截断资本增殖模式通过这一枢纽的扭曲以及这一枢纽物再次推动的资本增殖模式扭曲，截断通过枢纽物而放大的不平等交换和不平衡积累，以及通过枢纽物把各大主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推向极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重置资本增殖模式，重置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主导关系，不重置，无解，不破是延缓放大危机，破是危机直接爆发，不破终要破。

 

（三）资本增殖运动的极限及反向运动

如果以均衡作为市场有效性的标准，那任何市场都是无效的，因为完全的市场其有效性会使每一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以无政府状态发展到极限而至崩溃。所以，如果没有适当干预，市场的有效性会让每一种资本增殖模式发展到崩溃才能停下来，市场越有效则会把每一种资本增殖模式推向极限而至崩溃。自动均衡的市场有效观恰恰是反市场本质的。完全的市场竞争法是一种丛林状态，会通过资本增殖模式的放大效应而最大限度的把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推到极限至崩溃，然后重头再来。

资本增值运动运动会通过其中任一模式/模块/主体推向极限，然后在某一极限后其反向作用其他模式/模块/主体开始反向运动，相互推动的整个反向运动便开始了，除非受到强力干预，其干预力量要能够阻止这一反向运动，不然其反向运动将把整个经济和社会推向危机，因此确定其极限逻辑至关重要，这里把发生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定义为极限状态。

每一个资本增殖运动都是一个交易都有一个买方一个卖方，就像跷跷板游戏，游戏能够持续下去要求任何一边不压倒性的重量失衡。因此，任何一边的极限都是另一边的极限，也就是整个游戏的极限，任何一边坍塌都会导致另一边坍塌也就是整个游戏的坍塌。正如蒙代尔说他在研究中的一个教训：经济中任何部门发生的事情，没有哪件事情不在经济的另一个部门出现等量的、相反的对应物。如果牢记这个教训，那么，在构造经济模型阐明经验现象的时候，就很难出错。

做蛋糕和分蛋糕是互为极限的，这一互为极限的原理在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主体中正反作用。就其根本，资本增殖运动的极限是不平等交换与不平衡积累的极限，是两极分化的极限，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相互极限，增殖动力会推动做蛋糕和分蛋糕走向极限。从资本增殖模式上表现为：做蛋糕的模式控制分蛋糕的模式还是分蛋糕的模式控制做蛋糕的模式；从资本增殖模块上表现为：做蛋糕的模块控制分蛋糕的模块还是分蛋糕的模块控制做蛋糕的模块；从资本增殖主体上表现为：少数人分多数人的蛋糕还是多数人分多数人的蛋糕。如果在做蛋糕的模式中就已经决定了分蛋糕的模式，那么做蛋糕的扩大并不能解决分蛋糕的失衡，一个失衡的蛋糕做的再大其失衡的比重也同等放大，失衡比例并不因蛋糕做大而改变。如果分蛋糕的模式已经把做蛋糕的榨取的阻碍了做蛋糕的模式，那么那种试图以做大蛋糕而不改变分蛋糕的模式就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只是一种欺人之言。分蛋糕机制的不平衡需要做大蛋糕N倍才能补足分原先分蛋糕失衡的量，而以同等失衡模式做大的蛋糕也只是进一步放大分蛋糕的失衡而以。蛋糕做的越大比例级差越大，量级差越大，只不过一般性蛋糕的绝对量的提高模糊了这一比例级差和量级差。而用1%和99%的财富比例级差和量级差则可以清醒的看到这一两极分化的扩大。所以，仍然要在做蛋糕的模式中进行主要的公平分配，在分蛋糕的模式中进行补充性分配，而不能颠倒到分蛋糕模式支配性的决定做蛋糕模式中的分配。全球一体化下的镶嵌，也只不过是这一增殖体系内做蛋糕粉蛋糕的戏码的不断翻演而以。

最终，资本增殖运动的极限以整体辩证的方式体现为三个框架的极限：资本增殖体系的社会极限、货币体系的体系极限和资本增殖体系的体系极限。具体如下：

1第一个极限：资本增殖运动的社会极限

如果整个社会的所有行为都在资本增殖法则的支配下，都在资本增殖运动这一条单行道上，那么资本增殖运动会把所有行为推向极限/异化，资本增殖运动的极限就是社会的极限，社会的极限也就是资本增殖运动的极限，资本增殖运动的崩溃就会造成社会的崩溃。因此，资本增殖运动的第一个极限就是它自身的极限—单行道极限。所以，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既要有资本增殖运动方式的推动更要有非资本增殖运动的支撑。任何单行道的模式最后都是崩溃，资本增殖运动的单行道下不仅会带来经济的崩溃更会带来社会的崩溃。一部分稳固的在非资本增殖运动逻辑支配下的社会运行方式是抵御资本增殖模式崩溃的强大的社会缓冲垫，没有此缓冲垫整个社会将随资本增殖模式的崩溃而一起崩溃。

2第二个极限：货币体系的极限

资本增殖体系与货币体系相互的作用力关系，决定了货币体系的极限成为资本增殖体系的极限，资本增殖体系的体现也最直接的表现为货币体系的极限。债务货币体系下的自身困境以及通过资本增殖模式放大扭曲后货币体系的总极限直接表达为：货币发行与债务偿还的极限D—M←M—D+。分解为三大主体的举债极限、还债极限和循环极限，主要体现在货币发行与货币收回的跨期—跨组—跨级的极限中，这是货币体系的天花板。（这在上篇债务货币体系的自身困境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货币发行越多货币缺口越大，总量缺口和分布失衡（货币分布缺口和分布过剩同时并列）在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的放大后会造成主体中分布失衡的加剧，最终货币分布在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主体的分布失衡都将加剧，任何一个系统性节点失衡的极限都会成为整个体系的极限。对极限的扭曲操作只能拉长极限但不能避免极限。

3 第三个极限：资本增殖体系的极限

整个资本增殖体系可以简略的概括为商品增殖驱动的一体两面的生产—消费体系，利差交易驱动的一体两面的投资—融资体系，风险交易驱动的一体两面对冲—对赌体系。整个资本增殖体系的极限就是商品增殖体系—利差交易体系—风险交易体系的极限。三重资本增殖体系：模式/模块/主体全部成熟和贯通之后，任一组资本增殖模式对另一组资本增殖模式都互为极限，任一模块对另一模块都互为极限，任一主体对另一相对主体都互为极限，并在极限出现时产生反向运动，每一个反向运动都会继续引发另外的反向运动，虽然在其发展阶段是作为层层递进的起点开始的。

每一组资本增殖模式的极限又各有不同，具体如下：

第①组M—W-W'—M+ 决定因素：供给与需求

第②组M—M/W/W'/M+—M+ 决定因数：杠杆与利差

第③组M—(M/W/W'/M+)—M+ 决定因素：概率与赔率

明确了每组增殖模式的决定因素，那么这个决定因素就等于要塞，每个要塞的极限都会成为这一组模式的极限。控制要塞就能控制资本增殖模式，要塞到了极限也就是要塞的崩溃，控制也便失效了。

第①组模式是以商品、劳动力和服务为商品的资本增殖模式。其中供给的极限是资源—环境—生产力极限，也即企业的生产供给的极限。消费极限则是作为相对方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积累/消费能力，而这又来自于劳动者在这一层资本增殖模式中的就业和收入。这实际上形成了卖出商品/买进劳动力与买进商品/卖出劳动力互为极限，枢纽物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互为极限。供给和消费循环的极限表现为两极分化—共同积累的极限，最终表现为生产资本化相对生产社会化的极限。要么走向两极分化加快极限的到来，要么以共同积累的良性循环进行产业的更新迭代与垫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能力。而生产资本化的极端形式必然成为这一组模式更早更快更极端的到达极限，表现为经典的生产力过剩、垄断和消费贫困同时极端存在。生产力的飞跃带来的是产能飞跃与产业企业普遍的垄断化，作为企业一方的积累能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而技术强制性的对人力的淘汰和节约会使消费极限或者以生产社会化的平衡成为社会解放的进步形式，要么以生产资本化的极端成为对人的奴役。

第②组模式是以货币/债务作为商品在投资—融资的一体两面中获得利差而驱动的资本增值模式。这里的利差体系是广义的通过第①组资本增殖模式中的载体而获得的利差。信用转化为货币，货币作为商品，杠杆的极限则是在这一交易组中作为货币供给的极限，货币获得与货币成本的极限。利差的极限就是在这一交易组中获得剩余的极限。利差也可以称之为金融租金，利差的极限就是通过金融租金获得剩余的极限。利差驱动资金的流动，既从供给端影响投资动力也从融资端影响融资成本，进而影响整个分配。利差的极限即分配的极限，投资激励和租金承受的跷跷板极限就是利差的极限，一方占有另一方过多租金使跷跷板不能再能翘起来的时候便到了极限。这一交易组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从增量货币—增量资产里获得利差；一层是从存量货币—存量资产里获得利差；一层是从增量货币—存量资产/存量货币—增量资产里获得利差。最终这一组的极限便是在增量货币—存量货币与增量资产—存量资产的跷跷板运动中的极限。这一交易组的集中和垄断比第①交易组更甚更快，也将使分蛋糕对做蛋糕更快更为极端的推向极限而盖过了其推动做蛋糕的正面作用。

第③组模式是以风险/保险为商品的资本增殖体系。它的决定因数是变化（事件变化与价格变化）的概率与赔率。风险发生的概率和赔率是连在一起进行确定并定价的，当概率以不确定性方式颠覆之时也便是其极限，概率极限就是不确定性极限。当赔率超出了对手方的赔付极限时也就是这一组模式的极限，赔率极限也就是对手方极限。这一交易组中交易双方从风险对冲化走向风险赌场化则是走向了零和博弈，因此这一组模式中风险对冲化相对风险赌场化也是一组极限。这一组模式的风险对冲/对赌覆盖的载体越多规模越大则在整体上都造成了更大的风险传染。因此，当它覆盖的是整个另一组模式时，则它与另一组模式也互为极限。这一交易组的集中和垄断比第①组第②组更甚，也更具侵略性，其风险的扩张更具系统性，其极限更为脆弱，更难以意料。

这里还需要单独再提出另一组极限：政府税收与资本运动互为极限

从融资模式—增殖模式—储备方式—征税方式的组合框架下进行拆解，融资模式、储备方式和征税方式也都内化在增殖模式中。征税方式本质是政府在各资本增殖模式内以公共品和使用者的税收进行的交换，因此它本身即内化在资本增殖模式中，也同时外化在资本增殖模式外。所以政府作为资本增殖的主体在资本增殖模式之内推动资本增殖模式的变化，受资本增殖模式内的极限影响。政府在资本增殖模式之外调节资本增殖模式，通过公共品与税收交换关系从外部再次调整资本增殖模式以再次调整资本增殖模式的极限。资本增殖方式从前端可以用利率分布进行调节，尾端可以用税率分布进行调节，不能用没有分布的单一利率、没有分布的单一税率进行无差别的调节。

最终，资本增殖运动和社会稳定互为极限，货币体系与资本增殖体系互为极限，资本增殖体系的各组模式各个模块互为极限，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限。资本增殖运动的动力是增殖，其极限也就表现为利润—积累的极限，利润/利润率的变化便是极限空间的变化。利润率的变化推动着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主体的漂移。资本的反向运动是从资本运动的极限处开始的，其反向的运动也是从来的道路上确定的，其反向作用力正如正向作用力一样。资本增殖运动的反向运动会从某一增殖模块的崩塌开始，只要这一模块的规模足够大具有系统性影响，那么模块的崩塌会推动模式的崩塌直到主体的崩塌进而整个体系的崩塌。

总结 整体辩证关系

资本增殖模式/模块的演变发展就像地球板块漂移一样，当它漂移形成了新的板块时，板块之间的运动与相互作用关系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并继续推动新的漂移，资本增殖运动也相类似。资本主义的演变也是从第一组发展到第二组最终发展到第三组形成当前可见的一个完整的雏形，以后必然还将继续演变，具体内容、方式和规模会变化，但都是这一框架的本质/形式。

资本运动都是为了资本增殖，资本增殖是资本运动的动力核心。三重资本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运动与演化过程，每一组模式都是一个资本运动过程，既有各自独立运动的逻辑，又组合成一个整体循环而相互作用。必须始终有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作用概念。每一组资本增殖模式，资本运动过程在形式上都是一样的，但是都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达到不同的目的、实现不同的利益，主要就看怎么运用。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资本增殖模式中的利益目标与手段或一致或相反，他们在D/M/W/W'/M+枢纽作用下相互影响。资本增殖模式原理具有基本的稳定性，但其具体形式将会不断的变化。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在这三种资本增殖模式的公式里不断的变换花样，但万变不离其宗，把握住了基本原理则一切都有迹可循、有章可依。

三重资本增殖模式中：只有M—W-W'—M+模式是资产的创造和增殖，只有这一模式产生了资产的增殖也即资本的增殖，而另外两组模式只是对资产资本的分配，无论是从对等交换部分还是在剩余资产部分进行分配。他们只能从存在的份额中挤出份额，他们不能从不存在的份额中分配。特别是对货币的分配受其货币发行与货币收回的总体约束，而以货币形式生成的总份额通过货币弹性能够进行巨大的伸缩。

从资本增殖模式的角度而言，第①组是通过实物作为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第②组是通过货币（信用）作为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第③组是通过风险—波动作为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第①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着这个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决定了是一个资本导向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社会导向的混合经济；第②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分配水平，决定了这是一个食租成性两极分化的社会还是一个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社会；第③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保险水平，决定了这是一个赌场型的高风险社会还是一个社会保障较高的健全社会。同时，物质生产水平与社会分配水平、社会保险水平也相互作用，或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或相互破坏。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构成并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分配，也带来整个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重构，也决定普遍的人的消费、工作和生活。人既是主体也被裹挟其中，从增殖模式的进程与变化可以准确的测量与判断一个社会与经济体系的变迁。

每一个增殖运动都有一个买方一个卖方，在增殖动力下都会争取其所处位置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共同作用会将资本增殖模式推向极限。哪个主体控制了哪层模式、哪层模式控制了哪一模块，哪一模块生产最大利益，哪个主体便获得了最大的控制权和最大的利益。相反哪个主体便最大程度的被剥夺了权力和利益，处在地位最低、利益最少的位置。因此，从资本增殖模式上扭转两极分化是从根本上、源头上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第①组向左走走向生产社会化，向右走走向生产资本化；第②组向左走走向金融公共化，向右走走向金融租金化；第③组向左走走向金融保险化，向右走走向金融赌场化。如果用资本增殖模式来区分金融资本主义和金融社会主义，那么这个划分是：生产资本化—金融租金化—风险赌场化的资本增殖体系，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金融公共化—风险保险化，这是金融社会主义。在通向共产主义的漫长阶段中必然是：生产社会化主导生产资本化—金融公共化主导金融租金化—风险保险化主导风险赌场化的过渡，这个过渡阶段必然充满着混合、拉锯与争斗。资本增殖模式寄生是最大最隐蔽的体系性剥削。所以对资本增殖的三大模式进行组合取舍优化是战略全局，对三大资本模式的调整是最大的战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