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与交换产生于比较优势，这是从古典学派就开始反复论证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主要是建立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大卫·李嘉图19世纪初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由此可见，李嘉图吸收整合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并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是基于先天和外生的视角提出的。外生比较优势强调先天或天生条件的差别而产生的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好处。一句话，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此后经济学家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化，19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其学生俄林提出资源禀赋理论，通过对现实经济进行简单化和抽象化的模型设定，论证得出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缺乏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这就把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推向了极致。

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贸易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日益受到挑战。在众多的颠覆性理论中，杨小凯和张五常提出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独树一帜。

20世纪90年代杨小凯将内生比较优势定义为“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3页），也就是说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这种内生比较优势有可能在先天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杨小凯认为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发挥“干中学”和“熟能生巧”效应，所以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那么，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国际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现代国际贸易以及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杨小凯提出的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基于专业化“熟能生巧”加速经验积累，随着个人专业化生产率的提升，亦能承担更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更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

张五常持有和杨小凯类似的看法：“毫无疑问，比较优势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但它并不是专业化分工产生的必要条件。即使每一个人生而天性相同，以至于我们都具有相同的天赋优势，我仍然怀疑现实世界中的专业化分工太少。实际上，专业化分工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学习的成本。因而除了比较优势之外，由专业化分工所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亚当·斯密在其制针工厂的故事中所表明的收益。”（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载于《理论经济学》1999年第3期）

这样，按照杨小凯和张五常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即使天生完全相同的人，也可能因内生比较优势而产生分工。不过围绕这一点还是可以深入讨论的：首先，从分析分工与交换的产生来看，天生完全相同的人，最初未必能事先预料到选择分工可以造成生产率的差别，当然，偶然的分工与交换是会产生的，但是，如果这种分工并不能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它就只是带有偶然的性质而不会持久；如果偶然的分工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别，那么，从这时起它就和外生比较优势没有什么两样了。其次，不能忽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内生的比较劣势。因为内生比较优势是假设天生完全相同的人，通过专业化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这种专业化丝毫没有发挥天赋和特长等因素的作用，所以，不能排除长时期的专业化导致生产乏味、创造力衰退而造成内生比较劣势的可能。最后，当由内生比较优势产生的分工，在分工过程中一旦转化为内生的比较劣势时，分工方向就会发生逆转。

不论是外生比较优势还是内生比较优势都是基于一种固定分工体系，生产者在多种生产可能性并存的前提下，只专于一业而放弃其它，即不考虑各自的机会成本，而形成固定的分工，这样的经济体系就是固定分工体系。只不过从分工的源头和起点来说，外生比较优势将分工原因归之于先天形成的条件和资源; 而内生比较优势则将分工原因归之于后天的一些活动。以两部门为例，在固定分工体系中，不管各自生产的机会成本如何变化，两部门分工的方向始终是固定的，这就是固定分工的含义所在。

在经济生活中，固定分工体系是大量存在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两个经济部门，一个傍湖而居，以打鱼为业；一个依山而住，种植果园谋生。如果我们把前一个部门叫做部门甲，把后一个部门叫做部门乙，那么，部门甲只能打鱼，而无法种植水果；部门乙则只能种植水果，而无法捕到鱼虾。这样，部门甲固定打鱼，部门乙固定种植水果，部门甲用鱼虾交换部门乙的水果，两个部门形成固定分工体系。固定分工也可能存在于两个地区之间。比如，对我国来讲，东北地区生产小麦，海南地区生产芒果，东北向海南输送小麦，海南向东北输送芒果，这就形成了一种固定分工。

不过更真实的世界是可变分工体系，不同于固定分工体系，可变分工体系下，生产者分工的方向不仅取决于各自的实际生产成本，还要取决于各自的机会成本。在这里分工的方向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变的，因为在两部门中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共四个指标中，任何一个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分工方向的改变。

可变分工体系在现实经济中也是大量存在的。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由于分工方向的改变，使得一个国家在某种商品上由净输入变成净输出，或者由净输出变为净输入。比如，某一国家由于在某项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使其相对生产力系数发生了变化，引起分工方向的改变，在某种商品上由输入变成了输出。对于一个国家不同部门或地区之间，也同样会存在类似的关系。所以，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不可否认，某些固定分工体系也可能会转化为可变分工体系。

固定分工和可变分工的原理同样可以解释某些社会深层次现象。如果我们比较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发现，封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固定分工的社会性质，在一定界限内世袭制度使王侯将相的特权固定在某些人身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呈现出可变分工性质：一是科举制度改变了某些人的命运，比如《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二是改朝换代使以前的君臣关系发生互换。比如我国南北朝时期，北周外戚杨坚夺取了宇文氏的天下建立隋朝，将宇文氏为君杨氏为臣的分工关系逆转为杨氏为君宇文氏为臣。然而几十年后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杨州)诛杀隋炀帝杨广后称帝，再一次颠覆了他们之间的君臣分工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则基本上是可变分工的社会性质。人们的身份是可以变化的，一个人即使今天是总统，四年以后可能又成了平民一个，反过来也一样。而资本主义的两大阶级角色：资本家和工人也是动态的可变关系。资本家生意失败就会变为工人，而工人白手起家干成资本家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国际关系上看，也有类似的关系。比如，在100多年以前，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大概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而美国则基本上是一个追随者的角色；100多年以后的现在，由于双方实力和地位的改变，它们的分工也发生了改变。现在，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基本上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而英国则成为追随者的角色。

如果话题重新回到分工经济上，一般而论，不同国家之间往往会形成可变分工的关系，因为固定分工往往会对处于固定分工模式中的一方极为不利；而在一国之内容易做到调剂余缺，因而更容易形成固定分工的关系。所以，不难理解比较优势原理最初只是用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