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一）规模经济效应

根据产业集聚理论，金融活动会在集聚过程中实现动态的规模经济效应。金融市场中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和辅助性金融企业在集聚过程中扩大了自身的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降低了日常运维与管理成本，提升利润，从而获得内部规模经济效应。

 

从整体来看，金融集聚区域内的微观主体实现个体发展的同时，在空间上产生联结，为降低运营成本，在互补经济的外部性中受益，金融行业实现不同公司、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与不同服务的组合，由于空间距离优势，信息传递与沟通交流更加便利，从而实现整体集聚区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在此基础上，金融集聚的内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水平提升实现良性循环，也带动了集聚区内其他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规模与质量，发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正面激励，实现企业、行业与地区之间资金、人才和信息等多方面的互联互通与共享，提升规模经济效应，为经济市场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财富。

（二）技术创新效应

金融集聚为科学技术与知识的传播搭建便利条件与有益平台。第一，创新类企业与科研机构通常汇聚在金融中心附近，借助地理位置和地区文化优势，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扩散速度较快，并通过相对稳定的合作机制加速不同行业发挥知识沟通与技术共享的优势。

 

第二，优秀的技术、金融和服务人才往往也汇聚在金融集聚区，使其具备优秀的创新潜力，金融企业在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同时，挖掘潜在的收益点，利用丰富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

从外部来看，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和技术中心通常会寻求金融支持，进而过渡到金融集聚中心，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禀赋，可以为创新提供便利的环境，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传播，加强金融机构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协同与合作。

从内部来看，金融集聚区内各类金融机构呈现出密集分布的特点，催生机构间的比较和竞争，而各方又可借助集聚区内知识交流、技术沟通与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充分掌握彼此的优劣势，出于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掌握市场主导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金融机构会着手推进各类资源的整合，在此基础上引入先进技术、设计新型产品、拓宽业务模式，演化为极强的创新能动力，并促进行业整体的创新，对金融业服务于经济的效率和质量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

（三）价值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多样化信息、高新技术和高质量人才等方面。首要特点是信息的溢出，金融市场参与者通过高频率的业务往来传递各类信息，实现信息的高效传递和流动，提升业务效率，发挥信息时效性。

 

伴随而来的是技术的溢出，金融机构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技术优势可以构成其核心竞争力之一，在经营成本、产品创新开发、风险模型建立与管理及用户画像形成等方面处于同业领先地位，激励同业机构主动追击和学习，从而推动区域内金融技术的普遍提升。

接下来就是人才的溢出，人才是信息和技术的使用核心，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与自身价值的实现往往是人之所向，员工会在地区内差异化的机构间进行自主性的选择，也带来了信息和技术的转移和交换，金融人才并不局限于企业内部，其会在集聚区内实现相对自由的交换与流动，进而优化劳动力与人才配置结构，加速产业整体的发展与进步。

 

此外，价值的溢出在外部地区也得到体现，金融集聚区内信息相对透明与公开，减轻外部资本进入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优虑，科技和人才的集聚带来便利和丰富的市场资源，降低外部资金进入与流动的成本，实现价值的溢出，驱动内外部双向循环的良好发展趋势。

（四）外部扩散效应

科技创新和知识进步的交流与传播，在金融集聚的作用下跨越了地理位置与空间距离的阻碍，为区域内外部相关行业信息与技术的创新提供极为便利的条件，进而提升行业的效率与收益。金融集聚在助力区域内金融水平提升的同时，发挥扩散效应激发对地区内其他产业的积极影响，并借助集聚优势将金融资源引入实体行业，优化产业内资源配置，扩散金融便利度，加速产业模式调整与改革升级。

 

此外，扩散效应不只局限于地区内部，对周边区域产业的发展同样发挥效果。金融集聚在区域内不断提升与加强的过程之中，会由发展初期汲取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本等社会资源，逐渐过渡到扩展自身能量，发散集聚优势，从而不断提升对区域内外部产业间的影响。

金融集聚通过发挥组合效果，在内部，实现不同行业整体运营成本的降低与综合收益及发展实力的提高，提升经济绩效；在外部，以多样化效应的组合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提升，实现内外部相互联系的集聚与辐射效果。

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现状

从湾区内11座城市金融集聚度的变化趋势来看：第一，香港的区位熵指数在二〇〇三至二〇一九年均处于领先地位，整体集聚度保持在1.5之上，二〇〇六年更是高达2.006。香港在亚洲股票市场位居第三，是世界第六大银行中心，其金融业高度发达，证券业区位熵指数保持在5以上，证券业优势显著，印证了香港在国际化层面的金融中心地位。

 

此外，保险业区位熵指数总体大于银行业，与香港保险行业的成熟体系相关。香港的区位熵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其金融业迅猛发展，经济也快速增长，可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提供现实依据。

第二，深圳市整体金融行业区位熵指数自二〇〇七年开始从0.661跃升至1.257，之后均呈现指数大于1的发展趋势。深圳作为集全国经济、区域金融、商品贸易和技术创新四个中心于一体的特殊城市，是连接内地与香港的桥梁，从发展初期受限于宏观条件与环境，整体行业尚未具备专业化优势，逐渐转变为以金融专业化为特征的新型模式，以集聚优势在区域内大放光彩。

 

就金融行业内部来看，深圳市凭借深交所的市场优势，证券业区位熵指数在3.0至5.6之间迅速增长；银行业保持稳定发展，区位熵指数从二〇一五年起超过1，显示出银行业集聚特征；保险业发展则相对薄弱，区位熵指数在0.6左右。

第三，广州和珠海的整体区位熵指数在二〇〇三-二〇一九年间保持飞速发展的态势。其中，珠海区位优越，在国内众多城市中，具有与港澳两地实现陆路相连的独特性与唯一性，金融区位熵指数从二〇〇三年的0.215一路高速发展，二〇一九年已达0.958，十分接近1，不断凸显金融业集聚实力。

省会城市广州，是珠三角、粤港澳和“一带一路”中心城市区域内连接的桥梁和交通枢纽，在信息收集、获取以及金融资源集中等方面具备优势。就金融子行业来说，两地的证券业集聚程度相对更高，银行和保险持平。

 

第四，中山、江门、澳门、东莞和惠州的金融业区位熵值有所上升，均达到了0.5以上。其中，中山和江门的区位熵指数在0.6以上，接近0.7，得益于两地新兴产业和金融服务的迅速发展，中山和江门作为重要结点在湾区城市间发挥作用，是港澳与广东西翼相互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先进制造业和金融业方面也已凸显集聚优势。

澳门的区位熵指数出现一定的下降，由二〇〇三年的0.83下降至二〇一九年的0.58，这与澳门的城市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密不可分，澳门以旅游为核心产业，在大湾区内扮演的主要角色集中于打造湾区开放合作之势，推动人文交流与文化繁荣，因此在金融产业集聚层面的支持力度就稍显逊色，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

 

东莞和惠州的区位熵指数增长较为缓慢，近年来保持在0.5左右，随着大湾区建设进程的加快，东莞和惠州的重点制造业开始转型升级，逐渐融入金融集聚优势，金融产业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第五，佛山和肇庆的区位熵指数整体偏低，处于0.5指数之下，但在二〇〇三-二〇一九年间从0.07发展到0.4左右，虽区位熵指数并不高，但处于增长态势。佛山和肇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西翼扮演经贸中心与综合交通枢纽的角色，制造业升级的佛山与作为“黄金之乡”的肇庆，正趋向于稳步向金融产业集聚靠拢。

在行业内部，两地在银行业的集聚程度更高，证券业最弱，保险业呈缓速增长，未来可采取一定的激励政策和措施加快证券业的发展。综上所述，大湾区内金融集聚整体在二〇〇三-二〇一九年呈增长态势，城市与行业差异明显。

其中，香港和深圳以专业化金融发展优势处于领军地位，广州和珠海金融集聚实力不断增强，其他城市也呈现追赶之势。湾区内城市金融行业内部也在不断优化，可为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集聚显示的效用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