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规划下，治理结构的转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和实践议题。“治理结构”是治理研究中一个独特的学术概念和分析视角，它反映的是治理单元在治理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这是一个不同于治理单元以及单元间关系的特殊分析层次。从治理结构的视角来看，由于不同的治理单元处于治理体系中的不同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单元的特定行为模式以及单元间的特定关系。因此，所谓治理结构的转型就是指治理单元在治理体系中位置或布局的变动，其对整个治理体系的转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两次治理结构转型

如果我们接受“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三阶段划分及其分析框架，那么，纵观人类的治理历史，人类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治理结构转型。第一次治理结构转型发生于从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转向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治理的过程中。前工业社会在总体上是一种混沌未分化的状态，即权力、领域和组织等都还未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分化，但与此同时，严苛的身份等级制却为统治型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结合混沌与等级这两项特征，我们可以将前工业社会的治理结构称为“立体结构”。到了工业社会，这一立体结构崩塌了，平等成为一切制度和行动的基本出发点，整个社会的治理被要求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但就结果而言，并没有促成真正的实质性平等，而是被结构化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即在工业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少数治理单元扮演了中心角色，而大部分单元要么被排斥在治理结构之外，要么也只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这就是人类所经历的第一次治理结构转型：从立体结构到中心—边缘结构。

20世纪末以来，人类步入了后工业化进程，传统治理模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特征，人类开始探索治理模式的未来转型。西方理论界和实践界为此提出了诸多变革理论与方案，但由于其背负了太重的管理型治理的包袱，许多理论与方案实际上都只是在传统治理模式内的小修小补，而未能实现真正的突破。而我国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在立足中国现实和研判世界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方案，这不仅为我国的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行动策略，也为全球的公共管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在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治理迈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同时面临着人类第二次治理结构转型的命题。这一转型明确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为更多的社会单元赋予治理主体的地位，让所有治理单元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共生存在，并在治理实践中共同行动，从而展现出一种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形态。这就是党和政府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理论要义所在。这便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次治理结构转型：从中心—边缘结构转向一种动态流变的网络形态。

治理转型的中心—边缘视角

探索第二次治理结构转型的前提在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传统治理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中国学者早在2010年就关注了这个主题，并呼吁学术界积极关注“中心—边缘结构”的议题，深入研究“中心—边缘结构”问题，寻求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路径，不仅应当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之一，而且是一个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主题。此后，国内学术界就“中心—边缘结构”展开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仅在管理学领域，就有訾大丽与周军的《在全球合作体系建构中消解中心—边缘结构》、向玉琼与马季的《论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消解》、詹国辉等人的《中心—边缘理论与区域经济的研究脉络》等许多成果。这些研究为推进治理结构从中心—边缘结构转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事实上，中心—边缘结构不仅存在于国家治理或社会治理领域，更是广泛存在于工业社会的诸多层面。这也意味着，对传统治理模式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破解，不仅是一个涉及公共管理学科的简单议题，更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综合议题。总体来看，中心—边缘结构，作为一个分析概念、视角、框架或理论，已经在国际关系、区域发展、社会关系、组织管理、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文化哲学等众多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阐述与应用。近年来，国内许多研究者也从各自领域探讨了该议题，例如经济学研究中朴光星的《“跨国打工者”——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心与边缘”的联结者》、社会学研究中王勤美的博士论文《边缘的中心：黔东南亮江坝子的人群互动与文化权力》、文学研究中陈红薇与王岚的专著《中心与边缘：当代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德》、艺术研究中李方元的《“中心”与“边缘”：音乐知识与音乐教育中的“典范”与“非典范”？》等。这些关于“中心—边缘”的多学科认知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进而更有效地探求破解之道。

中心—边缘研究的中国优势

可见，中心—边缘的议题已经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不得不说，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显然，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国外起步更早，并造就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谈及中心—边缘，人们首先会想到依附论代表人萨米尔.阿明、和平学创始人约翰.加尔通、世界体系论代表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等人。这些学者及其成果为我们研究中心—边缘结构提供了有益素材，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学者那种不懈地努力探索的精神，而不是把他们的研究结论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才不会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及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有许多独特的优势。在理论方面，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中心—边缘概念正是源于世界的边缘地带——拉美地区，但在这一概念扩散到美国后，其批判力却被弱化了。中国学者应当努力重拾其批判力，以此来应对由西方长期把持的话语，努力构建诸如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等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方案。

最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心—边缘结构的研究还远未达到其应有的深度与广度。许多领域的研究者都只是在表面上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而未能将其建构成一种系统的分析视角或框架，未能形成一套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也未能就如何打破中心—边缘结构“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解决方案”。其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现代社会的学科分隔，即研究者局限于自己的领域开展研究，而未能进行全局性的思考。这就再一次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机遇：如果研究者能够突破学科壁垒，联合不同学科开展协同创新，就一定能够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学说。对于治理变革的未来探索，我们同样需要多学科的联合努力，以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不仅能有效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甚至将成为我们“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