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批判和借鉴

1.现代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土地因素

早期的西方学者是非常重视土地因素的。威廉·配第在《货币略论》一书中，提出了有名的经济学原理，即“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增长四要素理论，即劳动、资本、土地和社会经济制度。大卫·李嘉图则坚持三要素说：劳动、资本、土地。但自从上世纪经济学模型化以来，有代表性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建立的重要增长模型，都不再把土地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增长因素。“哈罗德-多马模型”只考虑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之后的经济增长模型开始重视技术和制度的因素，即便我国学者应用较多的全要素理论也没有把土地要素独立出来。但是在农业领域，忽视土地要素的重要性是不可取的，即便在资本和劳动要素相同的条件下，土地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同，农业发展的途径肯定不同，比如土地资源比较短缺的日韩和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欧美，农业现代化道路存在很大差别，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非常重视粮食的单产，而土地资源供给富裕的国家则更加倾向于规模效益。

2.开始重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并没有搞清楚科技进步的作用机制

新古典经济经济增长模型，就已经认识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极大推动作用，但不同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迥异，这说明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的认知并不一致。比如，我们现在常用的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公式，就是索洛余值法。

其中Y 为产出的年均增长速度，A 为科技的年均增长速度，K为资本的年均增长速度，L 为劳动的平均增长速度，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通常假定生产在一定时期内α、β为一常数，并且α+β=1,即规模效应不变。令E=(A/Y)×100%,即为科技进步贡献率。

其实，这种计算方法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妥之处。一是，把科技进步看作是与资本、劳动并列的第三个独立要素，看似重视了科技进步因素，但却把他们之间的关系颠倒了。其实科技进步不是一个独立要素，其贡献在于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让生产资料发挥更高效率，甚至起到倍加的作用。二是，把所有的余值都算作科技进步的贡献，夸大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制度相对稳定时期，这个余值基本上来自于科技进步的贡献，但制度创新时期，制度的贡献更大。如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中国农业几年就实现了倍翻，这主要来自于制度创新的贡献。

3.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成果可以借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是从生产关系入手的，非常重视制度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西方世界有影响的经济学派，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增长经济学，都是直接从生产力角度分析经济增长，进而建立起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体系，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第四个要素，但之后的经济学家相当长的时间忽视了这个因素，自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制度因素开始重新被西方经济学界所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可以归结为三点：（1）关于制度的概念没有达成共识。以科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就是人或组织之间的行为准则和互动关系，把传统、风俗、习惯、潜规则、人情关系、血缘关系等等，都纳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与旧制度经济学派没有多大差别，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2）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对于制度有一种特别的崇拜性冲动，他们往往认为制度决定了历史进程。（3）很多研究成果是可以借鉴的。如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对于我们分析社会制度的反作用很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