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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村信用社预测(北京农商行又吃罚单630万!)

近日,据银保监会网站公开消息,北京农商行因严重违规被处以630万元罚单。这是本周内继重庆农商行被罚1285万元后又一百万级巨额罚单。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农商行频频遭到巨额罚款,而背后又隐藏和预示着什么?

据北京银保监局行政处罚信息显示,北京农商行涉及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为EAST数据漏报及报送不一致、数据错报、其他与数据报送相关的违规问题。

据重庆银保监据官网信息显示,重庆农商行因9项违规事实,被重庆银保监局处罚1285万元,具体违规事实包括:审查审批不尽职,超需求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形成风险;掩盖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指标虚假,贷款减值准备不足;未按规定对质押资产进行审查即向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同业授信调查及审查审批不尽职,部分业务出现风险;贷款“三查”不尽职,导致形成重大信用风险;同业投资业务不合规;贷后管理不到位,信用资金被挪用;未执行统一授信管理。

 

带着两家农商行检查存在的问题,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后,下面,我们以问题为导向,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深入剖析农商行频频被罚背后的善与恶。

首先,我们要清楚农商行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农商行是由我们广泛熟知的农村信用社经股份制改制成立,其前身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承担的任务主要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即我们常听的“三农”),市场定位于面向“三农”、面向城市社区、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主要经营管理模式为各省(直辖市)设立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省联社),各地市设立办事处,各县设立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县联社),各县级联社在各乡镇设立直接办公的营业网点,负责具体办公,采取的是总分管理模式。

 

其次,我们要清楚金融机构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金融机构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具体来说,经济发展对金融起决定性作用,金融位居于从属地位,不能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而金融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简单点讲,就是国家经济增长得好的时候,金融行业发展环境就好,相应的业务发展和经营效益较好,国家经济增长慢的时候,金融行业发展环境就差,相应的业务发展就停滞不前,经营效益就差,甚至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再次,我们要清楚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现状。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1年GDP增速为两年平均5.1%,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平在《当前中国经济的新趋势、新动态》文章中指出,2022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仍处于筑底阶段(言下之意,当前经济增速处于停滞不前或缓慢增长阶段),预计第二季度末GDP的同比增速约为4.9%,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GDP任何年度都是双位数高速增长,可见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持续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相应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迎来了高速发展40年,2017年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告别了经济野蛮增长,经济发展增速放缓,金融业发展压力逐渐显现,随着近年来疫情突发,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下行压力越来越大,金融业发展愈发艰难。

 

言归正传,就事论事。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前提,分析农商行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原因:

一是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长期维持在低位水平,但农商行的业务指标增速要求却不降反增,如,某地上年GDP增速为15%,当地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增速也约为15%,而当某地GDP增速下降至10%时,按照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依附关系,当年某地的信贷投放增速保持在10%左右则基本合理,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农商行总是能反其道而行之,年年都会有增速为15%的信贷投放指标等着你!甚至下达的指标增速远超当地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这种情形时,怎么办呢?当地经济增长缓慢,缺乏有效投资和消费内需,必然体现在信贷需求不足,而下达的信贷指标投放给谁呢?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就会出现过度营销,假如客户需要贷款5万元,农商行就会给客户营销放款10万元,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出现了超需求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形成风险的问题。

二是农商行在执行商业银行监督管理办法上不彻底,其中之一,就表现在审贷分离未严格执行,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完全是客户经理(前身叫信贷员,下同)一手清,有些农商行虽然设置了审批流程节点,但都是在县级农商行下设,受县农商行一把手管辖,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一把手掌握着审批人员的饭碗,审贷就不能做到彻底分离,所谓的分离也只能是貌合神离,形同虚设,这就出现了审查审批不尽职,同业授信调查及审查审批不尽职,部分业务出现风险等问题。

 

三是省联社高层下达的任务指标不切合实际,为了捞政绩,显功绩,保乌纱,拍脑袋下达命令式指标,以手上的人事任命权强行要求地市办事处完成任务,办事处为了能够“脱颖而出”,展现自己的“担当作为”,就在省联社下发任务的基础上再加量下发至县级农商行,县级农商行为了“争先创优”,获得办事处领导的“青眼有加”,再在办事处下达任务的基础上再加量下发至各营业网点,层层加码到最后,网点业务人员完不成任务,自然而然就拿不到工资,怎么办?便只能向资产收入实力次之的客户发放贷款,向存在风险隐患的客户授信来完成任务目标,这就出现了贷款“三查”不尽职,导致形成重大信用风险的问题。

四是农商行的市场定位决定了其服务的客户群体是“三农”,近年来,银保监会多次强调要求农商行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做实支农支小工作,强化治理了农商行跨域经营和脱实向虚问题,结果便是农商行只能在县域辗转腾挪,服务和展业的对象范围进一步缩小,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外出务工潮,县域乡镇有劳动力的青壮年均外出谋发展,农村出现空巢现象严重,留下老弱病残和孤儿寡母在家留守,自给自足从事一亩三分地的种养殖,贷款需求不足问题严重,人均贷款高居不下,然而高层在下达指标时从不考虑这些因素,如,官方公布当地有30万农户,报表显示只授信了20万户,差额10万户就是任务指标,殊不知有多少农户年龄不符合准入条件?有多少五保低保户不在服务范围?有多少农户没有经营项目无还款来源?有多少农户不需要贷款?又有多少农户在外务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任务下达了就得完成,除非业务人员家里不存在上有老下有小情况,那么下达的授信指标怎么办?为了达到授信指标就出现了不执行统一授信管理问题。

 

五是鉴于农商行的上下层级关系,层层加码的指标,拍脑袋决定的任务,各式各样的考核奖惩,不切实际的计划等,客户经理既然审查审批存在问题,会在贷后检查上检查出问题吗?显然不会如实上报贷后检查实情,这就出现了贷后管理不到位,信用资金被挪用问题。

六是农商行也是金融机构,主营业务也是存贷利差,当经济增长下行,投资渠道收窄,经营收入不足以按时偿还贷款本息时,就会导致不良资产大幅上涨,不良资产上涨就需要提高拨备,拨备又是从净利润中提取,就会影响最终的经营成果,那就是动了领导们的奶酪,怎么办?当信贷投放增速赶不上不良资产增长速度时,就会面临着触发监管部门规定的政策红线,触发了红线农商行的业务就会被限制开展,农商行的领导班子就得下课,怎么办?这就出现了掩盖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指标造假,贷款减值准备不足问题。一旦出现了这类问题,还得防止监管部门发现,那就从数据报送上下手,数据漏报及报送不一致、数据错报问题就出现了。

 

农商行这个金融机构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但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一味地穿旧鞋走老路。归根结底,高层的政绩观和责任担当不改变,这样的光景持续不了太长时间。根据国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政策,还是要勇担当,善作为,把农商行的行稳致远放在重要位置,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更是为乡村振兴做好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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