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开启了近代化进程。受此影响，尤其是舶自西方的机器、生产方式以及近代类型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一些沿海城市和内陆大城市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加快，在上述城市已经开始形成陌生人社会。这意味着，依托于之前熟人社会、以信任为核心和纽带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被打破了。正如《陌生人社会：价值基础与社会治理》这本书所说，法律条文代替了宗族礼法，白纸黑字代替了约定俗成，权威机构取代了长老统治，冷漠无情代替了温情脉脉。

当然，在1840-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结构复杂化、多元化，“法律条文”“权威机构”对社会的渗入度和影响力不仅呈现出地域差别，而且推进程度也很有限。在1978年以后，城乡之间的二元壁垒被再度打破，社会流动大大增强，呈现出西部、北方居民向南方、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农村居民分别向城镇、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流动，以及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聚集的几重趋势。而今，西方社会学家所说的陌生人社会正在形成中。

《陌生人社会：价值基础与社会治理》一书作者、社会学家、苏州大学教授龚长宇认为，陌生人社会存在伦理风险。

首先表现为信任危机。熟人社会也存在欺骗，但在多数情况下，采取配合和信任是熟人之间行为的默认选项。但在陌生、生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信任往往缺位，这也限制了人们的日常交往。其次是身份认同危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社会身份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这也是当我们刚刚走出农村、小县城的时候特别喜欢寻找老乡做朋友，以老家的身份来建构个人身份的原因。而过去的“单位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形成“单位人”的身份认同。在陌生人社会，职业身份、居住环境都有可能频频发生变化，建立和维系友情、老乡感情的成本很高，这使得许多人难以寻求这方面的身份认同作为内心的慰藉。第三，价值纷争。一个很显著的事实在于，如果长期居住在大城市，很可能对于很多问题的价值判断，与稳定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中小城市的亲友是不同的。陌生人社会中，一些人更可能对生活、职业选择、个人行为的道德意义产生困惑。

书中解释了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的成因。一来，正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基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人本身作为重要的价值要素通过流动产生作用。这种处于高速流动的人，一方面确实得以解放天性，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脱离于可能稳定建构个体道德、与他人与社区稳定交换道德价值的环境。书中说，陌生人社会中，人们过于偏重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会强调私域与公域、自我与社会、利益与道义、自我与他人的界限。有意思的是，当陌生人社会的“转速”下降，比如人们到了一定年纪，寻求安定，稳定居住在某个小区、社区，经过时间的沉淀，就会重新开启与他人与社区稳定交换道德价值的环境，追求公德、公序。二来，陌生人缺乏共同的道德背景，难以确立信任。三来，陌生人缺乏共同的道德权威，无法实现道德认同与赏罚。四来，陌生人缺乏道德热情，难以实现责任担当。

要化解陌生人社会伦理风险，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建立起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的信任，从而通过制度、文化、经济合作等方式来降低伦理风险。书中解释说，“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主要是建立在对抽象制度的信任上，各种制度对行为的控制和约束增加了对陌生人行为的预见性”。要推崇包容和允许，来获得道德权威。重构责任理念唤起陌生人之间的道德热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国内不少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许多人积极争当志愿者，通过承担这方面的道德责任，推动城乡社区信任的强化。

《陌生人社会：价值基础与社会治理》一书内容丰富。作者首先阐述了西方社会学界有关陌生人、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秩序的理论研究，引述了齐美尔、鲍曼、恩格尔哈特、滕尼斯、涂尔干、帕金斯、吉登斯等人的重要观点，阐述了陌生人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与价值基础，并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理论的视角审视了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作者指出，重新发现和建构道德空间与道德共同体，可以积极化解陌生人社会秩序伦理风险，以重建陌生人社会秩序价值基础。

作者认为，我国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得以筑实，需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动在价值多元的时代确立价值共识。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善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推进民间团体与民间组织尤其是志愿组织的发展，弘扬志愿精神，培育责任意识，在各地城乡促进道德空间与道德共同体建设。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奔赴灾区。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志愿者参与行动也备受世人瞩目。如前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志愿精神、奉献精神成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疫情，并通过积极复工复产降低疫情损失的强大感召力。（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