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的提出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奠定了风险管理理论的基础，但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仍然有待深化和拓展，并据此会对现有经济理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对不确定性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偶然性及其运行机理，进而对经济理论的理性假设、运行机制、经济周期与规律、经济预期与信用体系等方面进行了重新思考，指出数据分类是经济理论重构的基础，最后提出应从不确定性出发重构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指出可能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传统上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受富兰克·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的影响较大，奈特深刻地阐述了不确定性与利润、风险成本之间的关系，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但奈特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有其固有的缺陷，他默认了绝对确定性的存在，未充分认识到不确定性的普遍性，以及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更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是物理世界无序性的表达，也是人类生活偶然性的根源。研究人类社会资源配置活动的经济理论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个本质，并从不确定性出发，将全部研究置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展开。

不确定性是世界运行的本质

奈特在他的成名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为风险与不确定性作出了定义，主张风险是能被计算概率与期望值的不确定性，而不能被预先计算与评估的风险则是不确定性。可见，奈特虽然用不确定性与风险进行了相互定义，但在本质上仍然是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定义风险，即可计量的不确定性是风险，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仍然是不确定性，并为后续风险管理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也可看出，奈特在指出不确定性的同时，也认为存在确定性，只是确定性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也不构成利润的来源；另外，在奈特看来，不确定性似乎是不好的东西，是成本、是损耗，与利润相对，虽然不确定性波动也可能带来利润，但付出了不确定性的代价即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本身不存在好与坏，其客观存在，所谓好与坏只是人类以利己的立场所做出的主观判断；不确定性是世界运行的本质，是人类不得不接受并须予以深刻认识的客观事实，是研究一切问题的起点和基本语境；所谓的确定性都是在不确定性框架下的相对表达，只是不确定性分布方式的不同提供的相对稳定的预期。

（一）自然世界的无序本源

世界的不确定性同自然原生的无序密切相关。无序的自然世界决定了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这一点也是不确定性的最根本来源。不确定性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未发生事件将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结果发生，或者说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不存在唯一的结果（转引自李金昌（2020）“谈谈不确定性”一文。但这个界定会涉及到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也包括主观不确定性与客观不确定性的问题，详细讨论可参见刘剑雄（2004）《预期与不确定性——基于预期理论发展史的述评》第4页）。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不确定性就是无序。

“宇宙大爆炸后，它的产物以无序状态不断膨胀，在地球上，宇宙中唯一的生命体同熵进行斗争，试图在无序中创造有序，利用粒子能量形成复杂的物质结构”（【英】加亚·文斯）。可见，从宇宙大爆炸以来，世界总是处于无序或变得更加无序的过程中。热力学第二定律其实从熵值的角度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值总是不断增加直至最大，系统总的熵值会不断增加，直至可能的最大值；除非通过外部做功，否则它自身永远也不会减少。详细讨论可参见梅拉妮·米歇尔（2009）《复杂》（第三章）第52页）。的确，人类在无序的熵增过程中奋力抗争，努力自律，减少熵值，获得了骄人的成绩，弄清了物质的结构并加以利用，建立了社会秩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预期，构成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自从人类从无序中创造了有序，慢慢地习惯了，甚至产生了错觉，以为这个世界是有序挟带无序的。其实正相反，这个世界是在无序中偶然获得了一些有序，人类因而得以产生和发展。因为无序才是世界的本相，有序只是对无序的相对克制。所以无序和混沌是绝对的，而有序和规律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动态的与变化的。与此相应，世界的不确定性是绝对的，而确定性则是有条件的、动态的和不稳定的，确定性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上帝留给人类喘气的时空窗口。

无序带来变化，而有序只是对整个无序所拥有资源利用的时空窗口。无序无法利用，却拥有无限的自然资源，只有有序的成果如技术进步，才能获得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所以无序和有序不仅仅是物理学概念，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和原理。在有序与无序的消长循环中，人类学会了如何利用市场规则去配置资源，获得各种经济效用和效率，也学会了通过有序的约定，使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的配置与分享更符合公平价值，建立了一套保护市场效率和交易公平的规则和法律救济方式。没有无序的原生资源和推动力，人类没有来处；没有人类文明所构建的有序空间，人类便没有未来。

（二）人性的差异与理性自负

除了物理学上的依据之外，人性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的来源。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人性的个体表现也是无序的，就好像物理世界的基本粒子无序运动一样。人性的差异导致了人类行为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导致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人类的理性自负是人性差异的深层根源，而自负是由基因所决定的。人类的理性自负常常导致为实现理想而不顾一切的冲动。当代人虽然也懂得未来不可知的道理，但总是对已知的东西充满信心而企图以现代的能力去破解未来的一切，满足好奇心。在经济学研究中，理性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许多定律的前提，假定人类行为会符合某些通识。这在具体定义当代人自身时，大体上人的行为都是自利和逐利的，这一点能够成立；但对人类的理性却不能期望太高。事实上对于未来人而言，就像当代人嘲笑过去的人类行为一样，也会嘲笑当下人们的所谓理性支配下的行为。对于未来而言，当代人的所谓自制理性正是对未来的非理性或有限理性，即指当代人的经济行为大概率是对未来不利的，是不理性或不充分理性的。这种有限理性主要来源于人类的理性自负，并提示我们要防范当代人因为理性自负而产生的实现某些宏大理想的冲动。

关于如何理解人类的理性自负，存在主义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在《非理性的人》一书中讲到：人在一个感到无家可归的世界里，需要寻求安全。但是，理性提供不出这种安全，要是它能够的话，信仰就既非必要也不会如此困难了。在存在主义者看来，高度理性主义是乌托邦的来源，常常转化为对权力的追求，反而变得不理性。实践证明，这确实切中要害。

人类的理性自负是由人性深处的自卑与自负决定的。人类心灵深处的自卑是因为对大自然的恐惧。这种自卑常常以自负的姿态表现出来。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或者像亨廷顿那样断言“历史已经终结”。

（三）人类知识的不完备与传承运用偏差

(笔者曾经在《拥抱不确定性》（2020）第6页中将这一点分为知识和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考虑到二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这里进行了合并阐述)

人类对世界的知识也是不完备的，人类对宇宙自然的认知总的来看未知远远大于已知。由于宇宙与自然的无穷，人类的认知能力永远只是浩瀚之一角，对人类而言，已知的越多，则未知的越大。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人类面临着未知所挟带的不确定性。所以人类认知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人类文明的规则边界也永远是有限的，人类的理性也永远是有限的。根据梅拉妮·米歇尔（2009）的观点，20世纪的两个重要发现使拉普拉斯的精确预测的梦想，即使在原则上也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是1927年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的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证明不可能在准确测量粒子位置的同时，又准确测量其动量（质量乘以速度）；另一个是混沌的发现，指对于初始位置和动量的测量如果有极其微小的不精确，也会导致对其的长期预测产生巨大的误差，也就是常说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这两个发现其实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证明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知识是不完备的。即使世界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也许在上帝眼里），但人类也无法全部认识到，也无法准确把握（包括测量），则人类眼中的世界仍然是不确定的；何况世界本来就是不确定的。

而且传统知识的传承和运用的偏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惊人的。知识的传承是经过不同的人的主观归纳、筛选和阐述，必然存在偏差，任何知识系统离世界的本原永远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偏差度。这种偏差可以体现在概率论的计算公式中。任何事情发生的概率，其实质就是与常识判断的偏差。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由于知识与技术运用越来越广泛，认知偏差愈来愈多，事物发生偏差的概率也越来越大。

还有一点有必要单独说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还会进一步加剧世界运行的不确定性，即外在主观的不确定性因为主观的主体要参与到世界的运行中（人类本来就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应用所掌握的知识试图影响世界的运行，所以主观的不确定性也会逐步内化为世界的一般不确定性。就如有学者曾经说的，“与其说社会科学不能精确地预测短期的未来，不如说社会科学的短期预测一旦被说出来，就会自己成为预测的干扰项了”。

（四）不确定性的分布与人类文明发展

前面讨论了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也已初步提到在绝对的不确定性中仍然存在着相对的确定性，并指出这种相对的确定性主要是由不确定性的分布方式和形态所决定的。

从世界宇宙到人类社会，其历史演变走到今天为止，其实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结果，只不过它的不确定性的分布和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形态。其中，许多事物的变化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为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提供了时空窗口，产生了各种自然科学并积累成知识。宇宙的形态要经过几百万年才会发生变化；石头的风化或一些金属的氧化是几千年或几万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金属打造成一个我们能用的工具，这就是人类文明。至于几千年之后它氧化了，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代人要考虑的事情了，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文明。所以，那些演变期限比较长的不确定性也可以给人类文明留下建立秩序、对抗熵增、对抗无序的机会。可以说，不确定性是大原则和大前提，确定性则是不确定性框架下的一个相对的表达状态。

但另一些事物尤其是人类社会和人的行为，则是偶然性的，如果失去秩序的约束，走向无序才是本质。所谓人类文明，就是人类通过自律，建立秩序、建立规则、产生知识，然后通过建立和遵循规则来减少熵增，本质上就是人类在对抗不确定性方面的努力。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其实生活在偶然性之中，必然性的自由王国是可望不可及的。正如某位经济学家所言：身处偶然性之中的人类却在梦想过着必然的生活。所以人类总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相对确定的机会。如果完全没有稳定预期的可能，那经济学就失去意义了。

还要强调一下不确定性与时间的关系。不确定性和时间一样，都是宇宙世界的客观存在，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热力学第二定律被认为是定义了“时间之箭”，因为它证明了存在时间上不可逆的过程；据此“未来”可被定义为熵增的方向，而熵增就是无序（或不确定性）的表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时间，就没有不确定性，反之亦然。

人类社会的偶然性及其运行机理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资源配置的，也就是研究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在世界运行的不确定性本质下，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更多地体现为偶然性。甚至可以说，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偶然性就是一种必然的存在。

（一）从不确定性到偶然性

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偶然性，从这个表述来看，不确定性是前提，偶然性是结果，不确定性是世界运行的本质和大的原则，偶然性是不确定性在人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所谓偶然性是指，每件事物的变化都是朝无序的方向发展，都是波动的，都可能会有符合预期的“好”的结果或者不符合预期的“坏”的结果。相对确定性提供了稳定期较长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由此而创造的秩序，但偶然性就像天空的悬物，随时会掉下来砸在你身上，或许是坚石摧毁你，或许是面包恩赐你。

从学理上来看，偶然性包括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巧合，与目的相对应。例如，一个人到菜市场买菜，结果遇到了债主，所以把钱还了。第二种含义是指个别，与普遍相对应。例如医生给一个叫苏格拉底的人治病。第三种是指可能，与必然相对应。对于一件事情，因各种原因无法预测其未来，而只能通过大量的观察来统计其结果，以概率来描述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根据我们最新的研究结论，这些偶然性的数据根本无法用于判断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概率。

传统的解释是，事件的发生是受多方面因素控制的，只有所有因素都具备了，事件才发生。对于多因素事件，与两因素事件同理。因素越多，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因素过多，就变成了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例如，种子在适宜的温度、适宜的光照、适宜的湿度条件下必然发芽，这是必然性。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是偶然性的，只有几个条件凑到一起才恰好发生，时机未到，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另外还有一个经常使用的例子就是市场交易。达成交易的条件是需求与供给的双重巧合，也就是需求方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刚好愿意并有能力以某种价格购买某个特定的商品，供给方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刚好愿意并有能力以某种价格提供某个特定的商品。所以，众多市场交易的发生，其实都是偶然性的产物。市场机制正是这些凑在一起的偶然性事物的总和。

至此，可以发现偶然性存在的根源在于：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不一定能掌握到某事件的所有条件，同时也观测不到所有的已知条件，所以就无法推断此事件是否必然发生，因而认为该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另外，在事实上对事物发生的多方面原因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也是偶然的。

（二）人类生活在偶然性之中

由于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所以人类是生活在偶然性之中的。实际上，不确定性是无处不在的基本规则。尽管存在日月星辰这样一些相对确定的事物，但这种相对确定性仍然在我们感知不到的变化中缓慢和渐进地改变着现有的自然规则和人文秩序。一次宇宙大爆炸或慧星的再次撞击，就可能会改变我们已经熟悉的宇宙世界，以及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文明秩序。不确定性是绝对的，确定性都是有条件和相对的。这决定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环境是偶然性的产物。正如《人类进化史》的作者所说，宇宙经过多少亿年的变化，人类经过多少万年的进化，成为今天的模样，其实根本找不到必然性的任何依据，都是偶然性的结果。未来会怎么样，也只能问造物主。

大部分人都假装自己掌握了规律，而生活在不明所以的偶然性之中。大家努力地企图去掌握必然性，但是必然性的条件也是偶然性的，从根本上讲就没有必然性。只有不确定性框架下的相对确定性。在天体大爆炸或慧星撞击这样的偶然性下，自然科学树立了一些有条件的必然规律，建立了文明知识，创造出了规律性的生活。人类进而以此为依据，试图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中建立起类似的规律与秩序。这其实是在对抗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因为看到某些的相对确定性，而忘记了世界运行的不确定性本质的表现。

人类建立了很多秩序引导人们的行为，企图减少不确定性下的偶然性。但事物总有两面性，经过规则训练的人常常被削弱了其创新能力。长期来看，文明秩序的稳定会造成人群功能的障碍，使得人们失去创造能力，这是基因决定的人类的宿命。所以，偶然性包括不确定性并不是完全的不妥，而必然性包括相对确定性也不是完全妥贴。

总之，人类生活在偶然性当中，遵循相对确定的自然规则和文明秩序就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获得生存与发展。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创造，没有必然性就没有发展。不必刻意地迷恋必然的稳定环境，也不必对生活中的偶然性耿耿于怀。只有适应不确定性，才能创造秩序，对抗不确定性。

（三）偶然性的运行机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其实随处可见，偶然性的影响也随处可见，有时甚至还十分强大。“偶然的发明”可能都会改变整个社会运行轨迹。例如，马克思预测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但实际上假如有一天有机器人取代了工人的工作，那么这种斗争可能就会消解或用另一种方式呈现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被剥削的工人的角色在那种社会已经被基本取代。再如，许多传播学理论（比如沉默的螺旋）也很难预测到互联网化后社交媒体上的新动态。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知识技术的积累到人类社会的变革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知识技术能不能进步、往什么方向进步往往是“突变”的，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人类生活在偶然性之中，还有必要继续考察一下偶然性的运行机理。笔者尝试从因果关系、关联关系和趋势关系这三个方面来解释偶然性的机理。

因果关系。显然，在不确定性框架下，偶然性的社会是否存在所谓经济周期或预示未来的规律是高度存疑的。但同样明显的是，凡事都存在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强调的是当什么条件发生时就会出现什么结果，就像前文提到的需求与供给的双重巧合，如果需求方的需求与供给方的供给刚好在同一个时空中遇到并且双方都有能力和意愿，就会产生交易。这就是因果关系。由于因是不确定的，所以果也是不确定的，就会导致人类生活中的偶然性。当因在偶然性运行中集聚在一起，构成某种果的必须条件，而且的确发生了这个果，事物就形成了因果关系。大量的偶然性就以因果关系表现出来，且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来看人类的进化，进化的根源是“可遗传变异”，主要通过DNA序列的随机变异来实现，没有方向性可言。在这一步，进化体现出来的更多是随机性（randomness）（王立铭，2022）。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因果关系，随机的因与随机的果所带来的偶然性。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人类社会进化到现在的模样，完全没有规律可言，有的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各种巧合（即各种偶然性）；并据此得出，如果进化过程重新再来一次，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模样，因为到达现在模样本身就是各种偶然性的叠加，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关联关系。这里的关联关系其实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相关性。在因果关系中，出现因就必然会出现果（例如，某个特定DNA片段对应生物的某个表征，当随机变异出现这个片段时，生物就会出现对应的表征），而相关性更多的是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两个或多个现象差不多同时发生，类似于卡尔·荣格（Carl Gustan Jung）在研究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时提出了“共时性”（synchronistisches）。因为因果性原理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某些值得注意的无意识心理现象，荣格发现有一些心理上的平行现象，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只可能是另一种事件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可见于相对的同时性这一事实（荣格、卫礼贤，1992）。除因果关系外，具有共时性的关联关系，也构成了偶然性的运行机理之一。例如，商店里的啤酒销量可能突然同卫生纸销量成正比，而小人书的销量可能同小工艺品的销量成正比。这样的相关关系是偶然性的非逻辑性表达，前者可能是替妻子买卫生纸的丈夫顺便买了啤酒，后者则可能是替孩子买小人书时顺便买了一款自己喜欢的小工艺品。这些可能的关系构成了事物的偶然性状态。

趋势关系。卡尔·波普（Carl Popper）曾经说过，“趋势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在研究趋势的真正条件时，为了能够探明这些可能性，就必须随时设想在什么条件下该趋势将会消失”（详细讨论可参见卡尔·波普（1987）《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02-103页）。趋势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即使某个物体在下一个时间点会往哪个方向运动并不确定，但基于自然世界的连续性，趋势关系仍然是存在的。假如某个物体现在处在某个位置，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冲撞，下一步会走向何方完全是随机的，但仍然可以猜测它走向的大概位置，即它现在所处位置的周围空间，空间的边缘到其现在位置的距离就是其运动的最大速度（类似于空气中的一个氧气分子）。趋势关系也是构成偶然性的运行机理之一，也为后续数据分类提供了一个依据。所有因不确定性波动而牵引事物方向而形成的趋势及其变化都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偶然性分析也可以获得趋势的方向。

不确定性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讨论

现有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是人类的思想宝库。但从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和微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可完善与可补充的内容。例如，在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经济周期是根据历史数据样本得出的主观结论，在不确定性原理下，许多所谓的周期现象是受到怀疑的。因为，在历史数据中存在大量偶然性数据未加区分，而偶然性数据是不可重复的，很难用于预测未来。在微观经济分析框架中，供求均衡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是框架的基石，但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都是假设条件下的理论状态，是某一个时点的静态表达。而在不确定性原理下，则需要进一步把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置放在时间轴上，观察和测量其实际数值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是波动的，其假设条件也会变化成动态变量，供求关系所带来的变化将更为复杂。如何在不确定性原理下深入分析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向值得深入研究。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分析框架借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采取了假设条件下静态分析的范式，厘清了生产要素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但假设条件下的函数模型并不能用于预测时间轴上的动态变化，而不确定性分析框架正是动态分析与预测的新方法。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既然我们已经从不确定性出发认识到人类社会就是生活在偶然性之中这样一个基本背景，而以不确定性为背景的偶然性生活方式下的经济运行，与常规通识下的传统经济分析框架有着很大的区别和不同的观察维度，那么就有必要据此对现有经济理论的主要方面进行重新梳理。

（一）理论假设：在本能与理性之间

理性假设是整个经济理论展开的前提，不论是经济人假设还是社会人假设，甚至后续的理性预期，其根本都是一种理性假设。如果从不确定性出发，由于人性自负的客观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所谓的理性假设将应该被修正，真正切合不确定性本质的应该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一再强调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某些状况，这些状况可能是许多经济理论展开的前提。

所谓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其实是强调一种中间道路，即不再是完全的生物本能，也不再是完全的理性计划，而是在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体，甚或是多种模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有很多知识（包括习惯、道德、法律等）的产生与形成，不是完全基于本能，更不是基于理性的预先设计，而是经过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摸索和试错，经过漫长的时间才逐步形成和定型的。哈耶克特别强调这种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能力，乃是因为他认为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扩展秩序”，就是这种能力和进化选择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在不断交往中养成某些得到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而这些模式又为一个群体带来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它可以使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相互合作。可见，强调“在本能与理性之间”，并以此作为经济理论展开的前提，既是对世界不确定性本质的回应，也是对在世界不确定性本质下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历史过程的回应，更是对人类自身复杂性、多面性的清醒认识和回应。

从不确定性出发将导致完全理性假设不再可靠，但并不表明是要一味地反对理性，应该说，“在本能与理性之间”强调的是“有限理性”，或者说是有适用范围的理性。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并指出所谓的“正确运用理性”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和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这要求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在1873年就提出猜想，有些量的“物理尺度太小，以致无法被有局限性的人类注意”，这其实也是对人类有限理性的直接回答。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就是无视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质并进而狂妄自大的表现。

另外，还可以从微观理性与宏观理性，或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角度来看“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现实意义。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设一般假定每个个体都是自利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观察复杂经济学经常研究的对象——蚁群——可以看出，对工蚁而言，它并没有完全从个体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整个蚁群的最大利益，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定位和份内工作，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可以发现，工蚁的个体不理性体现的恰恰是蚁群的整体理性（或者说是微观的不理性和宏观的理性并存），而这正是在蚁群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就是典型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来应对不确定性的表现。其实对人类而言，在情怀支配下超越趋利本能的经济行为也大量存在。

既然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假设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状态，人们只能在经济现象的研究和数据分析过程中寻找和发现经济现象所依据的“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某种人性特征和行为特征，那么从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所谓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假设”前提可能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经济研究的正确方法，可能是先从现象出发归纳和提炼出某类经济行为的共同前提，再形成这类经济理论研究的假设。这种假设条件常常处于本能与有限理性之间的某个区位，而且是动态变化的。

（二）运行机制：再论“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它的哲学背景其实是基于不确定性的，是通过市场价格让市场自发地形成均衡状态，而不是通过自以为是的行政手段。其实计划经济的弊端就在于它是以确定性为前提而设计的经济运行规则。应该说，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基本都遵循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也基本把握住了世界不确定性的本质，但缺乏深入研究，认为既然“看不见”，也就没有研究的必要。

对“看不见的手”的再解读。斯密最早提出“看不见的手”，意思是指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根据自身利益考量参与市场交易，最终在无形中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增进了社会整体福利，由于这其中的运行机制难以被明确地表述出来，所以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因为斯密明白，人的知识是分散的，“他的资本能用于哪一类国内产业，哪些产品有可能具有最大价值，显然，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做出的判断，会大大优于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能够为他做出的判断”。像市场这种收集信息的制度使每个市场参与者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在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和传统产生之后，人们再无必要（像小团体那样）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最主要运行机制。

现在再来看“看不见的手”，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新体会：一是“看不见的手”体现了市场个体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或应对策略，或理性，或不理性，都没关系，这种杂乱无章，既是自由的保障，又是效率所必需；二是“看不见的手”体现了市场整体（或人类社会）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即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进化出各种制度、法规、道德和习惯等，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从不确定性出发，“看不见的手”与市场规则、秩序及相关道德、习惯是一个从无序到秩序的互动的过程，也是打通微观经济活动与宏观经济活动之间的桥梁。严格来说，在不确定性原理下，划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必要性是存疑的。如果需要这种划分的话，那其意义也主要局限于对宏观（总量）状况和微观（单项交易）状况的描述，据此判断不确定性的未来或许要另寻他途。

“放羊型理论”的启示：承认不确定性的普遍性。“放羊型理论”是王立铭教授提出来的，主要观点是接受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干脆放弃把复杂问题拆解成几条简单的定律、一步到位地解释明白；而是就复杂说复杂，用一套复杂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复杂系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典型的放羊型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法在放羊的场景中开展研究、找到规律。因为这个理论有四个重要特征：边界性、不确定性、还原性、涌现性”。对照着四个特征来分析市场机制，首先从边界性来说，市场经济的出现显然是有边界的、有约束条件的，重点包括“自由、财产和公正”（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第二章的标题就是“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其本意就是寻找市场经济“自发秩序”的初始条件。详细讨论可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二章）第28页）。其次，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对复杂现象的描述只能逼近到某种程度，而不可能做到100%的精确刻画，市场经济只能大概地说明其运行机制，但具体在某件商品上谁和谁成交则是个随机事件。需要注意的是，边界性和不确定性其实是一对概念，意思是在一定的边界范围内，运行机制是基本清晰的，但具体如何发生是不确定的，即边界是清晰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最后是还原性和涌现性，这也是一对概念，体现的也是相反的两个方向，还原性体现的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分解还原到最基本的元素，涌现性则体现为从下往上一层一层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征。这里重点要看涌现性。所谓的涌现性其实表明的是在不同层次上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同的规律，就像微观世界适用量子力学而宏观世界适用牛顿力学一样。其实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类个体有其运行的规律，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其运行规律呈现出涌现性。这也是放羊型理论的核心，即“首先承认科学理论的局限，干脆放弃了把复杂现象拆解到最底层的做法，选择直接描述复杂现象本身有什么规律”（王立铭，2022）。这一点对当前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分野以后，为了统一两种经济学，众多专家、学者都在努力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产生了许多以微观个体行为特征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包括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但从涌现性来看，似乎这种努力都是徒劳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未来有更加聪明的头脑可以将这两套理论体系合二为一，直接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导出整个经济体的走势。但至少在现在，从涌现性出发理解，也许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实经济运行状态。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涌现性既是对（复杂系统）不确定性的有效应对，同时也是产生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就拿进化论来说，涌现性的本质是“如果时光倒流，地球生物进化的历史重演一次，我们很难想象所有进化事件会原封不动地发生”（王立铭，2022）。也就是说，40亿年的生命进化历程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生物进化历程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华丽冒险，一种生命现象发生变化会连带改变和它相关的大量生命现象的进化轨迹，任何一种生命现象的发生都是千万种偶然性的巧合，然后在千万种偶然性的巧合下继续向前发展。这其实才是涌现性的根本要义，也是将涌现性作为产生不确定性来源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涌现性已与不确定性融为一体，即涌现性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同时又继续产生新的不确定性。至此，我们也许已经感觉到不确定性在社会行为中的广泛存在和普遍运行，从而会对所谓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感悟。

（三）经济周期与规律：到底存在吗？

继续前面的涌现性讨论，如果我们认可“看不见的手”作为最主要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运行中的规律或周期是否真的存在也许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抽象地说，从某个均衡状态开始，由于某个突变（甚至错误，例如基因中的配对发生错误是基因突变的最主要原因）导致原有的均衡被打破，从而开始新一轮的进化选择，相当于从不同的初始条件开始，后面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原有均衡的强大向心力，导致后续的新一轮进化选择，仍然回到原有的均衡状态；二是原有均衡没有足够的向心力，在新一轮的进化选择中出现另外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或规律，或依据于新的规律）。身处其中的个体，一定会感叹规律的精炼、深邃与强大；但从外部来看，也许只是由于某个突变或小错误导致的新一轮的演进路线而已。也许这就是规律形成的偶然性。哈耶克也专门指出：“从规律支配着进化产物必然经历的各个阶段，因而据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都不承认有什么‘进化规律’或‘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对于复杂现象，只能限于我所说的模式预测或原理预测。”大概可以说，在不确定性框架下，所谓的经济周期和规律的各种理论都需在数据重构的条件下重新检验其真实性。

从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所有的事物都是无序状态下根据自身的条件发生发展的。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周期发现都是在事后海量数据中以一个主观维度划出来的波动曲线，只是无数各种相关的不确定性曲线之一，把这条曲线上隐约显现的所谓规律放在时间轴上就命名为周期，是否太草率呢？周期不过是事后的主观偏见的臆想和选定的某个维度的事物变化情况的归纳，根本不是事物整体变化的全貌。正如希腊哲学家所说的，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所以也不存在事物沿某种规律循环往复地发展。人们总结出来的所谓规律或周期不过是对既有数据的分类处理，根本不能用以解释和预测未来的事物走向和发生发展，因为除了过往是确定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对确定的事物归纳出任何周期和规律都是毫无意义的主观臆想，对不确定的未来，这些归纳则毫无意义。

周期观念在经济理论中更多地表现为寻找确定性规律，企图用周期理论证明某一类现象会反复循环出现，从而预测未来。包括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是想要预判未来的历史走势；对股市波动规律的总结，是希望发现某一价值波动的周期，能够低吸高出只赚不赔。根据前文对世界不确定性本质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将这种观点应用到经济理论研究中，我们就应该破除对确定性结果的追求，而应该以不确定性为出发点、为基本语境去分析经济问题，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不断向前探索。

（四）经济预期与信用体系

从不确定性角度看，穿透表象，社会信用体系是建立在良好的乐观的经济预期基础上的。哪些区域、哪些领域具备社会信用的条件，需要进行不确定性分布和实际波动状态的分析与计量。

经济社会缺失预期就无法建立诚信。社会诚信本质上是对稳定预期的计算后的可预支额度。如果预期不稳定，社会信用制度就缺乏人性和利益期望的基础。那么社会经济预期的来源和根据何在呢？这同不确定性及其分布状态有关。预期不是人为构建所能产生的，而是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所能给予人类发展空间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在传统意识上，预期是人们对未来经济变量做出的一种估计，预期的乐观或悲观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如通货膨胀预期和经济景气预期会导致当前消费行为的多空变化。但究其根源，只有在不确定性波动预留收益空间或损耗可能的前提下，才能对所有的经济预期有根有据作出预判，才能有建立相应信用体系的客观可能。因此，预期的经济学研究有必要从不确定性角度做更深入的研究。

数据及数据分类是经济理论重构的基础

（一）数据的主观性

人类文明是建立在数据积累及研究数据因果关系基础上的，数据构建了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产生了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也构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数据是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人类社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正因为有了数据的积累和分类运用，我们才对未来有了信心。但也需要指出，数据是主观的产物，知识也是主观的归纳，总是会同客观真实保持一定的偏差。

人类的行为产生数据，人们的决策依赖于数据，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理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学科，也离不开将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运用数据观察现状、预测未来，是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和各种交易活动中的常态。各种数据分析、数据样本的确定，经济模型中的变量和常量的选择和计算，都基于数据。

（二）经济理论研究中对数据应用的现状

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不断拓展，导致数据及其应用模型的风险已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风险现象，也成为误导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数据的使用理应慎之又慎，且应建立在坚实的理论认知基础上。然而，在当前数据使用过程中，尤其在计量模型的运用上，“拿来主义”颇多，缺乏对数据根源和性质归属的底层思考，在实际的经济计量中，造成了两类问题：一种是历史数据和边际数据混杂在一起，将许多偶然性的、不可重复(即对未来并无表达意义)的数据用来建立模型预测未来；另一种是将许多自然界产生的可重复数据应用到预测人类行为上，作为经济预测模型、金融风险模型和智能模型的样本，产生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愈演愈烈，导致了大量的模型失真或算力浪费现象的产生。

一般来说，物理领域的规则相对稳定且时间较长，例如岩石风化、火山爆发，这就给像牛顿定律这样的规律留下了时间窗口，在这个时间窗口中，实验是可重复的，数据就是可重复的。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则不然，很多行为是无法重复的。既然是不能重复的，那么凭什么拿这些不可重复的数据来建立模型预测未来？因此，现有的数据要重新定义和分类，只把那些在不确定性前提下具有重复空间的数据拿来使用，才能指导未来。

（三）基于不确定性背景的数据分类

由于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性框架下，万事万物具有偶然性的特征，也有相对确定性的特征。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自然环境相对稳定，产生了自然科学的诸多文明和算法，所以自然科学产生的数据基本上是可重复的和可验证的，这类数据对未来具有指导性。而人文社会领域中的许多现象都与人的行为有关，具有偶然性的特征，除了人类文明规则指导下的行为，其他的行为都很难重复和验证。对人类文明规则指导下的行为有必要单独进行说明。例如，交通系统为什么可以相对稳定，因为秩序是确定的。这些数据就可以拿来做预测。我们可以把一个交通路口出事故的数据总结起来，然后解释为什么这个地方出事故的概率比较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调整现状等，这就是为什么在秩序是稳定的情况下，数据可用的原理。

基于这样的不确定性判断，我们可将人类全部能够采集到的数据划分为历史数据和边际数据（即终端数据、实时数据），这两类数据都混杂着可重复的数据和不可重复的数据，即必然性数据和偶然性数据。综合考虑，笔者认为数据可进行如下分类：一是从时间维度出发，将数据分为历史数据和边际数据；二是从产生数据的源头出发，将数据分为自然数据和行为数据；三是从不确定性出发，将数据分为必然性数据（可重复数据）和偶然性数据（不可重复数据）。

经济社会在每个时期都会有当时的文明秩序，而这个秩序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在这种时期内的数据是可重复的，可用于预测未来的。这种相对确定的数据我们可以视为必然性数据，是可重复验证的。但是，用很多不可重复和不可实验的数据来建模、提炼因子及计算未来是不合理的，这是目前风险管理、经济测算等领域迈不过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本质在于数据没有按照不确定性的原理做好分类和重构。风险计量和测算是未来发生收益和损耗的可能性或者概率，而不是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件，其必须建立在可重复性数据基础上。如须研究未来会发生什么具体的事件，按照不确定性原理主要研究因果关系，且只能以边际数据为主要依据。

所以，历史数据可用来寻找数据的可重复性，边际数据主要反映事物的发展趋势或因果关系。不可重复数据对观测未来无效，但对观察现状有用；可重复数据对观测未来有效，也对观察现状有用。厘清从客观世界到数据采集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不确定性的原理对数据进行重构是当务之急，有必要重新审视各类数据的来源与分类。

（四）历史数据与边际数据：电子导航的例子

电子导航给出的道路拥堵情况是现时的数据情况，但也可能包括对过去数据的规律总结（例如某个时点某个路段会出现拥堵），总体来说就是历史数据。因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时，其实都是已经存在的数据，都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都是确定性的情况（如果考虑测量的准确性问题，则数据是不是确定的还有待探讨），所以都应该称为历史数据。在行进的过程中，电子导航会提醒有新的更优路线可供选择。出现这个提醒的原理，与最初导航给出相关情况的原理是一样的，即根据历史数据（包括最新的现时数据）所进行的调整和判断。也就是说，不断增加的现时数据，它在成为历史数据的同时也属于边际数据，即最新出现的数据，会与已有的历史数据一起，共同对现时的情况进行判定。

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预测？可能有。唯一可能有预测的部分就是对历史数据的规律趋势分析。但可以推测，这种规律趋势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最主要的依据肯定是边际数据，即最新出现的现时数据。当最新的现时数据出现后，可能前一秒钟所依赖的规律趋势就会发生变化（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预测模型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是预测模型的参数发生了变化）。如果每一秒的边际数据出现都能够导致前一秒所遵循（至少是我们认为会遵循）的规律趋势发生变化，那么这种规律趋势还是规律趋势吗？抑或说，还存在规律趋势吗？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探讨下去，面对不确定的事务（早晨出发开车去单位所面对的道路拥堵情况显然是个不确定的事件），如果数据是可重复的，历史数据往往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数据是不可重复的，历史数据则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从道路的拥堵情况看，显然数据是不可重复的可能性更大，即使在可重复（或存在一定规律趋势）的情况下也往往来不及发挥作用；而真正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最新出现的现时数据（也就是边际数据）。更进一步讲，发挥作用的其实是“边际上的趋势”，这也是在数据不可重复，或可重复但来不及发挥作用时边际数据作用的最好体现。

当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时，所有个体的运动都是无序的，就像人类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或像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者，也像早晨道路上的各种车辆与司机……但如果要对下一秒的状态进行预测，最好的依据就是前一秒的最新现时数据，即前一秒的状态。因为每个个体的运动虽然是无序的，但肯定是连续的。只要时间间隔足够短，前一个状态必然最接近相邻的下一个状态。换作数学语言的表达，就是最新的现时数据展现的现时状态是对相邻下一个状态的最好预测。正是因为这个“连续”，让边际数据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未来是不确定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在不确定性的客观现实中，每个人都想过一种有确定性的生活，都需要稳定的预期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这是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没有预期，人类将失去希望。尽管所有的数据都是过去的，但我们仍然需要拿沉淀下来的历史数据去观察未来、确定预期。数据表示的是过去，但其中许多数据的确能表达未来，也有许多数据不能表达未来。因此，经济预期是可以测量的、可以寻找的、可以确立的，并给予我们希望或者预警的。经济预期应该是不确定性框架下对相对确定性的预判，是有根有据的科学数据基础上的计量的产物，是建立在可重复数据基础上发现的可能的未来价值或损耗。

在对经济预期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从不确定性出发，构建不确定性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面对不确定性的正确立场应该是，要充分认识到不确定性是世界运行的本质，拥抱好的结果，承担坏的结果，并努力趋利避害，不能把自然世界的相对确定性直接应用到人类社会。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而不确定性经济学应该告诉人们的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好结果与坏结果的概率，以便人们建立接近真实的预期，从而安排好今后一段时期的生活。具体来说，后续经济理论重构的重点方向应该包括：

一是关于理性假设。对前提假设的更新是任何经济理论的起点，这个前文已有涉及，但还未完全展开，包括对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对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对不确定性基本语境的分析等。

二是关于运行机制。对运行机制的更新，这个前面也已提到，应该说不能算是完全的更新，而是对“看不见的手”的正名，“看不见的手”在本质上已经体现了从不确定性出发，并追求不确定性的结果，只是我们在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经常忘记这一点。但对运行机制还有必要作深入的分析，包括分析工具的使用（例如将风险管理工具引入经济理论分析）、贝叶斯法则的启示、因果关系对周期规律的替代等。

三是关于数据分类。在前文的分析中已提到，将数据区分为可重复数据与不可重复数据其实是数据分类的关键，也是从不确定性出发重构经济理论的基础，但如何区分数据的可重复性与不可重复性却是一个崭新且困难的课题。验证是区分可重复数据与不可重复数据的主要方法，目前只能从历史数据去寻找，看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尤其是前后相连的时间阶段，相同数据（至少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数据）是否都会出现。如果都出现，则可以初步判定为可重复数据；如果没有都出现，则可以初步判定为不可重复数据。当然这里的都出现与没有都出现需要一个客观可操作的标准。

四是关于预期计量。基于不确定性分布寻找到可计量预期的领域和范围及相关可以使用的可重复、可验证数据，通过逻辑分析和函数设计计量未来的预期性质，如乐观或悲观，从而为人类未来的经济行为提供积极或消极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