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性收入在区域内部和不同区域之间都存在结构性的差异。

各地方政府应从自身情况入手，在提升农民收入的基础上找出缩小能力性收入差距的枢纽，精准施策。

进而实现农村居民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在保障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基础上实现经营能力的提升。

 

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人力资本的提升既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也是缓解能力性收入差距的突破口。

提升人力资本需要注重差别和配置效率，尤其要注重向低收入农民提供更多的政策帮扶和社会关注。

这样才能在农村居民整体增收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1）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提升的关键举措就在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未成年义务教育的保障。

均衡区域间教育资源配置，增加普惠性学前资源供给，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其进入高收入行业机会。

 

（2）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健康水平是个人能力发展的根基，对低收入农村居民而言，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其获得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的机会。

全面推进并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体系建设，同时要抓好农村妇女儿童保健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遗传疾病和出生缺陷发生，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拓展社会资本积累渠道

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对农村居民的能力性收入具有重要影响。

可以说社会资本的占有量，暗含着农村居民获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机会，是农民个体能力发展的潜在基础。

 

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农村居民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所以农村社会资本提升需要在提升的同时帮助低收入农民将这部分资本有效转化为实质收入。

（1）构建良好人际关系。

基层政府要加强引导，帮助农村居民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形成家户之间互帮互助的良好发展氛围；

鼓励农户积极参与村庄事务，增强社会参与感，提升主人翁意识，激发自我发展、自我提升动力。

 

（2）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建设。

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实现自我服务与自我发展；

发展多元化的农村合作组织，积极推动村集体减贫增收理念的发展和成熟，强化农户的互助意识，打造“共生、共赢、共享”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机制。

（3）充分考虑地方文化。

因为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差别，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特征、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逻辑形塑着农民不同的社会交往行为。

 

故在注重提升具有共性的宏观社会资本的同时，高度重视并根据各自的“地方性知识”，对地方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和自我归属感等进行提升。

 

保障低收入阶层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能力性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提高能力性收入的主要抓手。特别是对低收入农村居民，其工资性收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因此，保障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是进一步缩小能力性收入差距的必要选择。

（1）拓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空间。

一方面，加大农村地区劳务输出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涉农项目建设和管护时，鼓励弱势地区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向低收入农民提供工作机会达到帮扶目的。

另一方面，统筹利用好本地工作岗位。

 

首先是用好乡村公益岗位，健全岗位管理，优化岗位政策。

其次是坚持扶贫车间的优惠政策，考虑优先为低收入农民预留岗位数量，为他们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

（2）提升低收入农村居民职业技能。

结合地方产业发展和农民培训需要，依托相关机构和平台，深入开展农业技术、劳动技能、市场信息等知识培训，加强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

 

（3）加强农民工的市场供应对接。

地方政府组织开展与本地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积极对接当地优势企业建立好劳动力“点对点”输送渠道，并为贫弱农民预留一定数量名额；

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农村养老院建设和公共医疗服务等方面机构和制度的完善。减轻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赡养压力，破解农村居民勤劳致富的“后顾之忧”。

 

提升农村居民生产经营能力

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比重的提升，对缩小农村居民能力性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提高经营性收入的根源，关键在于农民经营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1）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首先，要根据区域发展差异和产业需求偏向，区别化农民职业能力培训方向。

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的产业发展状况，将农村居民的生产技能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作为个体能力培养的重点，突出能力发展的精准化、专业化和实战化开展农民经营能力培养。

 

其次，要完善农民学习平台，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教育和线下教育的优点，建立“线上+线下”的教育方式，开发优质的课程服务，并跟进农民学习进度，进行适当的考核。

最后，加大异地交流互访力度。

一方面，为本地有优秀经营能力的农民提供外出学习机会，另一方面，定期开展交流大会，组织省份内或全国范围取得优异成果的地方政府机关分享发展经验。

（2）充分利用天然资源，发展特色农业。

首先，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地方资源禀赋相适应的特色产业，如特色农产品的种养业，避免低端化同质化发展。

 

其次，要建立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机制，提升农民农业经营盈利能力。如：对种粮大户的直接补贴政策，实行小规模小补，大规模大补，提高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3）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

升级传统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并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

一方面，普及农村居民互联网知识和手机应用技能，鼓励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带货、网店等新方式，打开农产品销售渠道，跳出区域限制，提升农业收入。

 

另一方面，村集体充分发挥好领头作用。积极对接大型企业，引导电商、物流、快递等各类主体到乡村布局，完善农村发展互联网经济的基础。

（4）鼓励农村居民创新创业。

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除了传统农业收入，也包括个体私营收入。

所以要激发经营性收入增收动力，培养农民个体经营能力，激发农民创新创业的热情是重要一环。

首先，地方政府应该对农村地区成功创业的典例进行研究，结合地方发展情况，把握本地农村居民进行创新创业的大方向。

并充分利用乡村宣传平台，通过广播、网络、集会等方式对农民创业故事、政府支持力度等信息进行宣传，传播创业思想，激发农民热情。

 

同时要尽量避免农村居民由于自身知识局限，陷入明显的创业误区。

其次，要为有创业意愿和创业潜力的农民个体去除创业障碍，如，提供部分创业资金或者补贴部分创业贷款利息，为青年创业农民创造良好的创业条件。

最后，要为农民创业成果提供保障服务。

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居民的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条例，提高执法效率。

造成能力性收入差距的因素不仅在能力性收入内部，还存在能力性收入之外的影响因素——即非能力性收入的作用。

 

对农村居民而言，非能力性收入是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最后保障，也常常以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等存在形式帮助提升能力性收入。

也就是说，非能力性收入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收入本身，也蕴含着能力性收入增长的潜能。

充分发挥非能力性收入的兜底保障和赋能增效作用，防止农户陷入贫困陷阱，为低收入农村居民的能力发展提供更高的起点，是缩小能力性差距的“诗外功夫”。

（5）重视财产性收入的增收能力。

完善农村地区财产保护制度，尤其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征用群众财产过程中，要提升群众维权意识，畅通维权渠道，保障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改变乡村组织形态，整合分散的生产功能，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充分发挥财产性收入的增收作用，增强农村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6）完善低收入农户帮扶机制。

首要，要积极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农村居民帮扶，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

落实低收入农户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财政补贴政策，对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支付后自负费用仍有困难的患者，加大医疗救助和其他保障政策的帮扶力度。

 

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强化开发式帮扶机制，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劳动增收能力较弱的农村居民，强化“帮扶+保障”机制，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强化兜底保障机制，提高他们的生活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