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追赶中的冷启动悖论

我们知道，在技术阶梯上的不同位置，实质上代表的是企业的产品在品质和技术水平上的差异；而沿着技术阶梯的向上迁移，则代表企业能够提供更高的产品品质、满足更高的技术性能要求以及更为复杂的技术功能要求。我们可以把技术阶梯背后所蕴含的要求称之为“技术”水平上的要求，这个所谓的“技术”是广义上的，并不仅仅是指产品所涉及的一些构成技术本身，也包含了企业为了能够实现这种更高的品质和狭义技术要求背后的能力要求。例如，为了使制造效率更高，企业需要有更强的设备改进能力、生产过程品质管理能力、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能力等等。

因此，中国企业在沿着技术阶梯向上迁移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如何更为有效地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是对外部技术和知识的吸收、利用和整合，也可以源自依赖自身的能力进行发展的技术。其二，如何建立起底层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实现对外部技术和知识的吸收、利用和整合。

考虑到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这种沿着技术阶梯的向上迁移是发生在技术追赶的情境之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技术追赶中的后发企业会遇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正是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使得技术的吸收、利用和整合以及能力的构建受到阻碍。

吸收能力理论认为，企业要想有效地从外部获取和吸收知识，它需要自身拥有一定的前期知识基础。这个前期知识基础的意义在于，只有当你拥有的前期知识基础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够从外部的庞杂信息和知识中识别出有价值的信息并理解其意义，然后成功地将它转换成组织内部所能够理解、转移和运用的知识。从吸收能力视角来说，技术差距对于后发企业吸收从国外引入的先进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技术差距的影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技术差距代表了潜在的学习机会。技术差距越大，可以吸收和利用的潜在技术知识就越多，技术溢出机会也相对越多。另一方面，技术差距也可能成为技术追赶过程中吸收和利用外部技术知识的障碍，因为此时对于企业所必须具备的前期知识基础要求较高。换言之，技术差距越大，企业需要越过的吸收能力门槛也就越高。

在后发国家进行技术追赶的早期，本国企业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企业相比，不论是技术水平还是技术能力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将会导致一个技术追赶的冷启动悖论问题——本土企业需要拥有一定程度的吸收能力，才能识别和吸收来自国外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在最初本土企业所欠缺的恰恰就是吸收能力（由于缺乏足够的前期知识基础）。于是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问题。

从现实角度来说，如何打破这个吸收能力所造成的冷启动悖论问题，就成为中国企业在最初启动技术追赶的关键。从理论角度看，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冷启动悖论问题，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制造业在过去这些年里是如何在很多领域成功地实现了技术的追赶过程。

另外一个在技术追赶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限制问题。发展中国家由于本国资本相对缺乏，加之金融体系非常不完善，使得融资限制对于后发国家企业而言是一个普遍问题，在技术追赶的初期尤其如此。而技术追赶过程中的能力构建，是一个需要持续消耗大量时间和资源的学习过程，并且后发企业在这种学习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错，才能逐渐累积起技术专长和学习能力。因此，后发企业需要围绕着技术获取和发展，在学习过程中有效地克服冷启动悖论以及资源限制问题。

技术追赶中的学习：解构与重构

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追赶经验的观察，我提出如下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企业是如何有效地解决冷启动悖论和资源限制问题。这个分析框架的核心是“解构式学习”和“重构式学习”。解构式学习可以有效地解决技术追赶过程中，尤其是早期追赶阶段的冷启动悖论；而重构式学习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建立起具有独特性的能力，进而通过更有效率地获得市场回报来弥补资源不足问题（参考图4-1）。

图4-1　解构式学习与重构式学习

解构式学习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类比来进行理解。当人类需要思考如何解决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把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拆解成若干可以相对独立解决的子问题，从而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子问题上来降低思考的难度，并由此逐一解决所有的子问题，最终获得对原始复杂问题的完整答案。譬如，当我们看到一幅巨大的图像时，我们会把它分割成若干区域并逐一观察，然后在大脑中将这些分解的图形还原成一个完整的图像。当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复杂产品系统（包含着众多的子系统或者模块）的完整技术设计能力时，我们可以在这些子系统或者模块中选择与我们当前的能力更为接近的进行处理，然后在能力提升之后，选择能力门槛更高的子系统或者模块进行处理。这种过程不断持续，直至我们已经掌握了整个产品系统所需要的所有基础知识模块。这就像拼图游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寻找和生成各个图形碎片，直至我们得到一个完整拼图所需的所有碎片。

所以，解构式学习是一个在现有吸收能力的基础上，把所需要吸收和掌握的完整技术进行解构处理，把一个复杂的技术解构降维成若干个在现有吸收能力条件下就能够运用的学习过程。因为解构之后可以有效地降低吸收能力门槛，并且由于每个被解构之后的技术所需要消耗的时间和资源也相应地减少了，所以资源限制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就此而言，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解构式学习策略来降低学习成本。我们将在第六章“复杂产品系统领域的中国优势”中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解构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本身也是企业构建能力的重要途径。解构本身需要能力，因为如何将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有效的拆解，背后也需要大量的试错以及基于经验的学习。正如庖丁解牛这个典故中所描述的：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神乎其技、得心应手的境界，既是大量经验学习的结果，也是逐渐建立起特定能力以实现由“技”近“道”的提升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解构式学习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自身，解构式学习的活动也不局限于企业内部。企业总是与外部存在着诸多的产业链水平联结关系或者是纵向联结关系，因此，它们可以利用这些存在着联结关系的外部参与者来共同完成技术解构，从而可以通过成本和风险分摊来大大降低学习过程所需要消耗的时间和资源成本，也可以利用这些外部关联者所拥有的专长和能力来提升解构式学习的效率。

其实这种解构式学习，在很多年前人们在研究产业集群这种现象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在产业集群中，存在着大量的企业，这些企业或是生产类似的产品，或是围绕着少数几家核心企业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集群中的企业已嵌入一个企业网络或生态系统当中。这些企业可以在产品分工的基础上，采取分布式学习和创新的方式，通过市场机制甚至是在彼此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完成解构式学习。与我们前面讨论的逻辑类似，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可以为任何一个在此生态系统中的企业降低它们的学习成本和进入门槛，因为每个集群企业都可以把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有限的、自身所擅长的环节。集群中作为个体的单个企业在资源和能力上看上去是较为薄弱的，但是当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却有着惊人的学习效率和对动态环境的适应能力。

如果解构式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高效率地将外部知识转换成自身拥有的知识并由此成为吸收能力发展的基础，那么重构式学习则涉及如何将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整合、利用。分解与整合，解构与重构，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过程——既是学习的闭环，也是能力构建的闭环。

重构式学习涉及两个具体的过程。首先，它将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多种知识和技术进行整合，并运用到新的产品和技术开发或者是提升企业的制造流程效率当中。这种知识的整合，可以是把企业在以往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多领域技术和知识加以组合，也可以是将不同外部来源的引入技术加以组合并创生出新的产品和技术，甚至是将来自外部的技术与自身内部的技术、专长进行整合。例如，安防监控领域的大华股份，在从最初的单纯DVR产品到安防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的进化过程中，在技术专长上逐渐地涵盖了视频监控从采、存、传、显、控的各个领域，同时在大安防领域扩展到包括红外对射、智能门禁、可视对讲、智能锁等智能楼宇产品和技术，从而使其具备提供安防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其次，企业需要为这些通过整合创生出来的技术或产品寻找到最为匹配的市场机会，这往往需要将这些技术或产品与本地化特定需求相结合，从而进行适应性的改进。这对解决技术追赶中的资源限制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不同的企业即使面对着相似的技术和市场机会，也不意味着它们都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机会。市场机会的捕捉和匹配能力，将决定企业是否能将重构式学习转换为资源积累的效率。

从更长期的目标来看，重构式学习是为了在知识、技术、经验和专场整合基础上，通过创生新的技术和专长来构建企业自身独特的优势。这意味着企业一方面需要借助已经建立的吸收能力，对多重来源的技术知识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已有的技术知识，创生出新的知识组合，或者是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创生出新的知识和专长。这会为企业带来一个正反馈过程——通过重构式学习创生的知识专长可以通过与特定的市场情境进行结合，从而产生具有独特性的竞争优势，进而帮助企业在更长的时期有更多机会来持续获取市场回报，由此支撑在研发、创新这些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长期能力构建活动上进行更为持续的投资。而能力上的持续投资又会带来解构和重构能力的增长，进一步提升技术解构和重构的效率，最终转化为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及长期的市场回报。

通过有意识的商业策略强化解构与重构能力

一些企业会在产品设计和开发中，通过一些有意识的商业策略来强化自己在解构式学习和重构式学习上的能力。因为不论是解构式学习还是重构式学习，只要将这些学习方式不断地进行重复，企业就会逐步地形成底层的解构与重构能力。

以智能手机的技术生态为例。许多智能手机终端的厂商如美图、vivo、OPPO等，它们会有意识地同时选择多家同类型厂商作为技术服务提供商：美图手机的美颜等功能取自商汤科技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审查功能则取自图普科技的应用程序接口（API），面部解锁技术则来自旷视的技术解决方案；vivo手机面部解锁则根据机型不同分别来自商汤和旷视——vivo旗舰机X20的人脸识别技术来自商汤科技，海外市场如印度地区手机应用的人脸解锁技术则来自旷视。对此，vivo执行副总裁胡柏山向媒体披露，这种采用多个技术服务供应商的做法既可以降低供应商过于集中的风险，也可以迫使这些合作厂商在技术改进上不遗余力。如果这些技术供应商不能持续地改进自己提供的产品和技术，那么它们的市场机会将会逐渐地被竞争对手夺去，采用多个技术服务供应商的做法将最终使产品在整体上可以整合到更好的技术元素。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手机终端厂商作为系统集成者，需要建立起更强大的整合式学习能力，才能更高效率地将多个技术单元和技术元素整合成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就此而言，智能手机产业所发生的技术解构与重构并不仅仅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而且也大量地通过市场机制在整个产业链上进行。

另外一种较为常见的策略与低成本制造能力的发展有关。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为止，低成本制造能力都是中国企业非常基础的竞争能力之一。若人们对很多产业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在追赶的早期，劳动替代资本现象经常发生。具体而言，也就是在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时，即使已经存在了全自动化的整套生产线设备和工艺可以直接引进，中国企业会在不过度牺牲生产质量的前提下，有意识地选择将部分环节改造成手工生产方式，从而生成一个自动化机器与手工操作共同构成的缓和式生产系统。无疑，这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资本设备投入的资金要求，同时也可以让整个生产系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例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牟清和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根（Keun Lee）提到的关于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12月15日）在技术引进过程中使用混合式生产系统的例子。^[45]这意味着，在建立低成本制造能力的过程中，企业需要考虑将生产系统技术进行分解，并对其中的一些环节进行重新设计，以及将一些更具有性价比的国产替代方案整合到新的生产体系当中，这将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建立起在制造上的解构与重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不像产品上的技术整合那样具有很强的可见性，但是它可以为中国企业建立市场竞争能力提供底层的基础。

大学与科研机构在技术解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形成中国连续的技术阶梯中，大学和科研机构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体上，中国的大学和独立科研机构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创新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很多年里，人们一直很关注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界之间的联系，许多关注的焦点都是放在产学研合作的效率问题上。

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产学研之间的联系薄弱以及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下，被认为是中国在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由大学和科研机构做出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或者即使转让给企业，也存在着不符合企业的产业化要求而达不到商业化阶段的问题。这种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鸿沟，导致不论是政府部门、产业界还是公众，都呼吁“大学要走出象牙塔”。“象牙塔”这个词自19世纪开始，就被用以指学术追求脱离现实考虑的一种环境，并在此后直接代指学术界或者大学，在含义上也逐渐有了一些贬义。

随着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政府在推动大学和科研机构以科技服务于经济发展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性引导政策。^[46]1985年发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开启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通过以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引导我国的科技工作逐步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1995年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并由此开展了科研院所结构调整的试点工作。199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开始了对科研院所的布局结构进行系统性的调整，标志着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走向。这些政策的出口背后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脉络，那就是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中逐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改革的结果是强化了大学和科研机构更为主动地响应产业界的市场化需求的动机。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削减了对科研机构的直接拨款，它们面对的生存压力，使它们不得不面向市场并通过技术成果转化来获得持续运营所需要的经费。2000年之后，有超过5000家研究机构不再从政府获得财政支持，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各个部委提供的竞争性的研究项目来获得研究经费。^[47]另一方面，科研机构可以通过更多元、更市场化的方式来获得收入，包括技术许可与技术转让收入、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的收入，甚至是通过产业化（如衍生创业）形式来直接进入市场。

大学在这些年中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尽管大学在功能上需要涵盖知识的传播（以人才培养为主要形式）和知识的创生（以科研活动为主要形式），但在市场化方面似乎比科研院所承受的市场化压力要略微小一些。

从前面章节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中企业进行的技术追赶并不仅仅依赖自身内部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也高度依赖整个技术阶梯。因而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技术解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促进技术阶梯的连续性是密切相关的。这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完成。

1.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几乎贯穿了中国经济追赶的整个过程。尽管外资引进的出发点是解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时缺乏资本的问题，不过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外资引进过程中引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在追赶之初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差距，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过程中就扮演着“技术降维者”的作用，也就是利用自身在技术理解上的相对优势，完成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将之转换成本土企业可以运用的技术和知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分析很多中国产业技术发展历史的时候，早期的很多重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项目背后都有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身影。

2.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互补能力，这也是大学和科研机构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其具体的实现形式是本土企业，尤其是那些缺乏内部研发能力的企业，会把所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作为研究项目直接委托给大学和科研机构。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为此需要在创新链上跨出它们原本的以“研究”为核心的定位，通过介入“开发”环节为本土企业提供可直接运用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这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借助于模仿、技术溢出和大学及科研机构所提供的互补能力，即使在没有对研发能力进行投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不断地推出新产品、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在推动本土技术阶梯连续的提升上，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技术阶梯上，不论是来自相对顶端的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还是来自技术阶梯位置相对较高的本土企业所创生的新技术，都可以随着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提供技术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隐含地进行同行企业之间的水平扩散和沿着本土创新链条上下游地纵向扩散。

3.随着本土企业在技术水平上的不断提升，以及技术阶梯的连续性在不断扩展，大学和科研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也会随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在技术阶梯上处于相对较高位置的本土企业，在缩短与跨国公司技术差距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发展不确定性也会随之升高。在此情形下，这些企业需要大学和科研机构来为它们追踪分析技术发展的趋向，并在此基础上为它们提供引导和决策建议。大学和科研机构由于在研究上的定位更擅长追踪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源自模仿的创新

模仿与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模仿意味着趋同，也就是当你开始模仿的时候，你的行为结果就是与被模仿的对象变得非常相似。而创新则不然，创新就意味着需要寻找和建立与竞争者或替代品之间的不同，它指向了与模仿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看现实世界里模仿和创新的关系时，答案或许会有所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书法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在练习书法的时候，最初的阶段通常是临摹书帖或碑文，直到练习者已经可以自如地模仿这些字体的时候，才会真正开始更为自由的书法练习，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民间一直流传着很多历史上的大书法家，例如王羲之、郑板桥等从模仿到创立自己字体的故事。

日本学者井上达彦在《模仿的技术：企业如何从“山寨”到创新》一书中这样写道：“即使是独创风格的小说家，刚出道时也会模仿其他的作家。在不断重复模仿和模仿失败中，形成了别人无法模仿的风格。可以说，在商务世界也是一样。即使有其他公司无法模仿的构思，但仔细调查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个构思其实是由或大或小的模仿组建而成。别人无法模仿的构思是模仿而来，这就是所谓‘模仿的悖论’。”^[48]

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追赶过程，与上述例子有着相似之处，那些最终步入创新的企业，一开始都是他人忠实的模仿者。这样的模式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我们观察过去几十年那些成功地进行技术追赶的国家，它们的企业几乎都走过这样的历程。日本企业如此，韩国企业如此，^[49]中国企业也是如此。

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来看，不论是在模仿还是在创新过程中，都存在着大量的解构式与重构式学习。并且，这些后发企业在运用解构式学习和重构式学习来完成从模仿到创新的切换时，普遍都遵循了如下一些规则：

1.以模仿为基础，以创新为目标。虽然所有的模仿行为从表面上看都非常类似，但是那种单纯的模仿和为了创新而进行的模仿，还是存在着差别。单纯的模仿往往只是局限在产品或服务的模仿之上，所追求的目标是短期的市场结果。以创新为目标的模仿，它最为重要的结果并不是产品或服务本身，而是这背后的学习和能力提升。解构式学习往往在这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市场需求和被模仿的产品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模仿策略需要不断地提升组织效率，包括在模仿行为本身上的效率。解构式学习可以帮助模仿者大大降低模仿的成本和时间。

2.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在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中，这些企业会将产品中所涉及的技术或技能进行拆解，并针对每项技术或技能设定不同的学习效仿对象。这种从多重来源进行学习的模式，可以大大提升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知识基础会更具有多样性优势，从而在识别外部新的技术机会时效率更高。由于需要将多重来源的技术加以整合并从中创生出新的技术和产品，还要将外部获取的技术与企业内部发展起来的技术融合在产品设计当中，这将驱使企业进行更多的重构式学习。例如，吉利汽车在2006年之后进行了多起跨国并购。2006年，吉利控股收购了英国锰铜公司（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的伦敦经典黑色出租车就是由该公司制造的）19.97%的股权，并于2013年以1104万英镑（约合人民币969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锰铜公司的核心资产与业务，2017年7月，锰铜公司更名为伦敦电动汽车公司；2009年，以2.57亿港元（约合2.26亿元）收购澳大利亚变速箱公司DSI，以提升吉利变速箱技术研发能力；2010年，收购沃尔沃汽车100%的股权；2017年，收购马来西亚多元重工业集团旗下宝腾汽车49.9%的股份和莲花汽车51%的股份。这些并购无疑有着多重目标，比如品牌、技术、市场等，不过实现集团内部能力的整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考虑——“我们在集团层面整合全球的资源，增强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能力，成为一个源自中国、面向全球的国际化企业。”^[50]最终，这样的重构式学习多次发生，企业将会在重构式学习上建立经验和技巧，由此为模仿基础上的创新提供必要的能力基础。

3.组合式创新。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所接触到的所谓的新产品，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已有元素的重新组合而已。这种组合式创新，可以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创新并不是发生在构成元素上的，而是这些已有元素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组合；另一种则是在已有的构成要素基础上融合企业自身特点发展出新要素，进而形成更好的或者是更差异化的产品。例如我们的智能手机，在其技术进化历史中在不断地通过组合其他领域的已有技术（例如MP3播放器、数码相机和GPS）来形成新的设计空间。在此情形下，可以被组合的元素越多，所能创造出来的新的组合数量就越多，这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组合创新机会。中国市场由于具有巨大且高度分割的特点，因此组合式创新与这种细分而连续的市场阶梯结合在一起，会给本土企业提供非常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由此，也为那些元素组合提供了丰富的运用场景。

4.持续渐进式改进。在反反复复的模仿过程中，企业最初会尝试一些微小的改进，并且在改进过程中不断地通过试错进行学习。如果从短时间来看，这种改进是很不起眼的，简单得就像另一次模仿。不过只要持续下去，时间长了就会显现它的力量。随着自身经验和能力的积累、提升，企业能够完成的改进越来越具有实质性，最终会从改进中产生出具有独特性的创新。

在从模仿向创新的转变中不要低估制造能力的意义

从模仿到创新的转换，是所有后发国家企业在追赶中希望实现的目标。而这些后发国家企业不论是在模仿还是创新过程中都需要利用解构式和重构式学习来予以实现。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模仿对于创新的意义。企业的解构式和重构式学习，在最初都与模仿活动密不可分。而模仿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竞争更易于发生，因为同质化使得企业之间难以进行错位以避开竞争者。竞争会迫使企业提高模仿的效率，从而拼接更快的模仿速度，在进入市场时间上进行错位，或者是通过低成本构造的差异来吸引更多的用户。制造能力于是成为企业构建速度或成本上差异化优势的一个可行选项。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从模仿逐步向创新转换的新兴经济体，本土企业在早期阶段里定位大多处于市场阶梯的底端，所模仿的产品和技术相对而言复杂性并不高，因此试图通过组合式创新来建立差异化的可能性也就相对不高。这使得本土企业把竞争的重点放在低成本上几乎成为必然的决定。

韩国学者金麟洙在对韩国企业从模仿到创新的实践观察基础上，指出后发国家在技术追赶过程中往往会逆转研究、开发和制造的顺序。换言之，欧美发达国家通常是按照研究、开发、工程化与制造的顺序去发展相应的技术；而后发国家常常是先解决工程化与制造问题，然后再慢慢建立产品和工艺开发能力，最后才会逐步建立研究能力。^[51]这种发展顺序事实上并不仅仅适用于韩国制造业，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在发展的初期，采用的大多是渐进式创新的策略，以完成从引进到模仿再到改进的变化。^[52]加里·杰弗逊和托马斯·罗斯基在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制造业分析基础上得到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工业产品很少能在产品质量和特性上与全球领导企业媲美。但对于那些最有能力的中国企业而言，它们可以依靠自己或者是通过与国外企业的合作，生产出低成本的可接受的替代产品。”

在很多年里，出于对中国制造业前景的担忧，许多中国学者都非常强调发展研发和设计能力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性。长远来看，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合理的。不过这也带来了一种有所偏颇的看法，那就是低估了制造能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一些观点往往将制造与低附加值联系在一起，与低端劳动力密集现象予以等同，认为制造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是最为辛苦、回报最少、最缺乏统治力的环节。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虽然随着中国本土企业能力的发展，企业在技术和能力上不再像早期阶段那样缺乏一些独特性，但是由于大多数本土企业在战略定位上会从单纯的低成本转向性价比，也就是在质量、性能和低成本之间尽可能地实现极致平衡，这仍然需要以低成本制造能力作为基础。如其不然，企业很难在提升质量的同时保持较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水平。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企业在制造能力上的发展轨迹有很大的可能会逐步地由低成本制造向高效率制造演进。虽然高效率制造也有降低制造成本的潜力，但在总体意义上，高效率制造强调的是在高质量、尽可能低的成本、单位时间的产出效率之间达到一个极致平衡。这就对制造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

就此而言，日本制造和中国制造的崛起，从全球制造的发展历史而言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段里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制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崛起、改变世界工业版图的重要意义。日本制造在崛起过程中，将质量因素和效率因素发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以此建立起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中国制造的崛起，则将低成本因素和性价比因素发挥到了极致。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制造在二战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的竞争策略也是关注性价比因素，并沿着市场阶梯向上迁移的，不过随着日本制造在技术和质量方面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门槛之上，加之日本制造非常强调出口与全球市场，因此它们逐渐放弃了成本敏感型性价比市场，转而定位于价值敏感型性价比市场和高质高溢价市场。中国制造直至目前阶段，对本土市场的依赖程度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市场阶梯的定位上呈现了较大的跨度——从低端市场到价格敏感型性价比市场再到价值敏感型性价比市场，并且因为一些本土领先公司的崛起而开始了向高质高溢价市场的发展尝试。这既说明了制造能力对于后发国家实施持续赶超的重要性，也表明制造业的发展策略是与本国的情境（尤其是市场阶梯的定位、国家的产业追赶政策、具有途径依赖性的能力发展状况、本国市场的规模与结构特性）密切相关的。

不可忽略的隐性创新价值

中国制造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逐步地从以模仿为主过渡到以创新为主的阶段。不过，当我们谈及创新时，我们的注意力总是容易放在那些更具可见性的创新上——例如体现在产品上的技术改进或者是新引入的技术属性，又或是那些被申请了专利的重要生产工艺的技术改进。这些创新我们可以称为“显性的创新”。之所以称之为“显性的创新”，是因为这类创新通常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这些创新可以很容易地被消费者或者用户观察到；另一方面，它们常常可以被专利和商业秘密这些独占性机制来加以保护。

与“显性的创新”相对应的，就是所谓的“隐性的创新”，不论是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还是就其商业价值而言，它们都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隐性的创新至少有如下两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是在流程上的改进，尤其是那些不完全以技术形态呈现的流程改进。比如，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能够把合理的质量、低廉的价格等结合在一起，这背后的支撑能力并不是我们消费者能直接感受到的，这里面大部分是隐形的，如果没有那种东西，企业不可能实现这种平衡。其实，这一类的创新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加拿大积极性和领导能力培训专家尼尔玛利亚·库玛（Nirmalya Kumar）的关于“印度的无形创新”的TED分享中，也有所讨论。^[53]比如，印度的IT外包是全球最好的离岸IT服务。其实这种服务如果纯粹从传统方面理解没有什么创新，它没有创造出更牛的产品，也没有引入一些很特别的纯IT技术。但是，它怎样能够让这样一些工作人群高效率地完成公司的IT外包甚至服务外包，以支撑公司客户的全球运营，这背后有大量的流程创新。这些创新更多体现在如何来协调这么复杂的流程，以及如何让这么多的人通过分工来高效率地完成这样一种运营。

第二，是分布式的产品改进。在中国情境下，由于企业在地域上的大量集中（例如产业集群），或者是围绕着特定产品、业务形成的高度细分且合作的产业价值链，这些参与者之间常常同时并存着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体现在产品或技术的改进上，由于相互之间的模仿、知识溢出以及分布式的合作，一些产品的改进（甚至是一些重要的改进）实际上并不是由单一的某个企业来完成的，而是由多家企业通过各种非正式的协作方式来共同完成的。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单个企业甚至不需要知道也不知道这之前的改进究竟是谁完成的，每个企业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产品改进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就像一幅共同完成的作品，不过这些参与创作的个体没有意识到或者不需要知道其他个体是如何参与了这个创作过程。就此而言，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有些时候表现得之所以强大，并不仅仅是因为单个企业的强大，还因为它所嵌入的整个供应链的强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的创新（包括在产品和工艺上的改进）很多时候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个体来对应，因为这些创新是由那些企业以群体的方式来共同实现的。

中国公司在过去的创新实践中，针对一些特定的细分市场，或者是一些特定的需求做过一些隐性创新。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手机有双卡双待，而早先在海外市场中没有这样的产品设计，这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逐渐开发出来的产品。

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不仅仅把目光放在中国市场，它们开始把从中国市场积累的经验——针对中国的市场结构所积累的设计经验、商业运营的经验，一些对市场需求的理解，还有商业模式的创新，逐步地移植到海外市场，特别是移植到印度、巴西这些大型新兴经济体中。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开启创新驱动的时代。我们并不只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低端的制造能力。中国企业已经站在了一个关口，我们不仅可以满足中国的本土需求，也可以借助在创新上面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寻求我们的竞争力。

抓住追赶的时间窗口

在经济体或产业追赶问题上，研究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追赶的时间窗口问题。也就是说，追赶发生的概率并不总是均匀地分布在时间轴上的，在特定的时间段里，追赶成功的概率可能会大大高于其他时期。

追赶的时间窗口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是缘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由于追赶所涉及的技术本身在不停地发展和变化，以及追赶过程中竞争者的追赶行为也会对追赶的环境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追赶的时间窗口是有限的。作为追赶过程的核心，学习和能力构建的效率将决定后发者能否抓住时间窗口，进而最终决定了追赶的结果。另一方面，追赶不仅仅取决于后发者相对于自身的能力提升，还取决于相对领先者的状态变化。这就如同是一个打移动靶的过程，标靶本身也是在不停地移动的，所以情况会比射击静止的标靶要更复杂，也更为困难。

有趣的是，在技术追赶中，技术特性对于追赶窗口以及成功可能性的影响，目前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研究结论。有的学者认为在技术生命周期越短的行业当中，技术追赶发生的概率越高。然而中国的产业追赶经验表明，技术生命周期较长的行业和技术生命周期较短的行业似乎都是中国企业追赶较为成功的领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追赶经验的差异？

在技术生命周期较长的行业中，例如彩电、空调、个人电脑等，技术发展的速度会相对缓慢，这将有利于后发者有机会利用更长时间来实施追赶，尤其是对于能力发展而言，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相对确定性会让追赶者更愿意进行长期性的投入。与此同时，通常我们认为在技术发展较为缓慢的行业中原有的领先企业（尤其是那些跨国公司）所建立的累积性优势会非常难以打破，因此对于后发者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国情境下会被显著地改善。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中国本土庞大而高度分割的市场特征，使得本土企业可以更为容易地寻找足够的市场空间来避开与那些领先公司的直接竞争。而连续性技术阶梯的存在，又可以帮助后发企业大大降低解构式和重构式学习的成本。

而对于技术生命周期较短的行业，技术发展往往在初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经常会发生动态性的变化，因此那些领先者的初始优势很容易被削弱甚至被摧毁。所以我们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此情形下，优势的建立将取决于两个因素：谁能够更快地完成迭代式改进并越过技术的性能门槛，以及谁能够更高效率地将技术与市场进行完美的匹配。快速迭代依赖于整个企业高度的柔性和对市场的快速响应，高效率的匹配则依赖于对本土市场的深入洞察和本土化创新能力。就这些方面而言，中国企业在这些方面与国外跨国公司并不存在着明显的能力上的差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更具有优势。

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追赶是发生在存量市场还是在增量市场。在存量市场中，后发者需要面对来自已有企业的直接竞争，而增量市场相对而言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对于中国市场，那些来自国外的企业通常会以高端市场作为切入点，因为这更契合它们在质量、技术和品牌上的优势，也更易于满足它们的成本结构以及财务回报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市场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会成为一个竞争格局逐渐稳定、增长机会相对较少的市场。而在市场阶梯中比高端市场定位要低的“经济型市场”，发展速度要比高端市场快很多，并且这个市场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不论是对于欧美国家还是中国都是如此）：与那些高端市场用户不同，经济型市场的用户为了较低的价格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部分创新、质量和服务；尽管他们非常关注产品的价格，但对于产品质量、性能、安全性和服务仍然有一定的要求，只不过，这些要求达到他们的基本期望之后，他们为额外的价值或服务的支付意愿通常会变得较低。^[54]例如，飞利浦的大型医疗设备在中国市场原本都是针对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这些医院具有更强的财务支付能力。随着这部分市场都已经购买了相应的设备，除非是设备更新换代或者医院的规模扩张，市场增量变得越来越少。相比之下，这些城市之外的医院，包括那些地区级城市的二甲医院甚至是一甲医院，它们能够接受的设备价格水平会比较低。而且，由于疑难杂症治疗比较少，也不像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那样还有一些医疗研究的需求，因此一些高端的功能也许并不是特别需要。这部分市场具有较快的增长潜力，而且会更匹配中国本土企业所建立起的解构和重构能力。本土企业需要在国外跨国公司主动地实现沿着市场阶梯向下迁移之前，主动地抓住机会在这部分市场建立起以有吸引力的价格、合理的质量水平、快速的市场响应为核心的差异化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