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正统经济学知识的性质与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1]

【内容提要】

正统经济学贫瘠的理论基础，直接导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混乱——在先验理论导向和数据关系导向之间摇摆。经济学转向主体关系导向，严格遵循经验工具体系可测度的公度性原则，在理论分析上清除本质主义的误导，转向外在于主体的动力学关系分析，为功能强大的计量方法提供可靠的逻辑前提，可实现先验理论导向和数据关系导向的综合。由此，计量经济学将在理论、工具、数据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融入现实世界，不断深入未知世界。

本节指出，正统经济学范式按照本质主义的原则，建构了具有复杂心理结构的经济人作为其理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封闭的、决定论的、绝对的唯理主义知识体系。分析表明，本质主义、唯理主义以及经验主义都无法为经济学知识提供可靠的依据。经济学转向关系论，向未知世界和现实世界开放，将是经济学发展的希望之路，也是计量经济学可资依据的理论基础。

一、引言

经济学作为人类关于经济现象的知识，无法回避认识论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2]。我们必须追问，经济学何以可能？也就是说，姑且不论真伪，也不谈科学或非科学，经济学知识是否有可靠的依据？如果有，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或者经济学知识依据的来源是否可靠？本节第一部分对正统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结构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具有一定心理结构的经济人是正统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原子，经济原子和经济世界的关系则经历了从孤独的旁观者模式到参与者关系模式的发展；第二部分对正统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正统经济学循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建构方式，在经济主体一极建构了作为主体行为本质的心理结构，从而使正统经济学陷入了本质主义和唯理主义。随着经济学在现代及当代的快速发展，经济学已经逐渐深入现实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已经越来越多地建构在参与者互动关联的关系世界之上；第三部分利用哲学和数学等在现代及当代发展的成果，对正统经济学家隐含采用的本质主义、唯理主义及可能转向的经验主义选择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如果继续按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建构传统进行知识建构，经济学将无法面对知识依据的来源问题；第四部分试图为经济学知识建构明确界定新的选择——采用伽利略-牛顿的关系论，让经济学向现实世界和未知世界开放，建构开放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知识。事实上，这种选择已经被很多经济学家身体力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现代及当代，在现实问题的追问下，经济学早就隐含地采用了关系论，将经济学知识越来越多地建构在关系世界之上。但由于没有跳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模式，经济学在现代及当代的发展仍然拖着一条长长的本质主义尾巴。总的来看，经济学在现代及当代的快速发展已经使经济学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头扎入心理黑箱；还是在现象中确定关系，在关系世界中建构开放的、持续发展的知识体系。这对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的选择。

二、正统经济学范式

在引入利己心驱动的经济个体后，亚当·斯密完成了正统经济学体系的创建。经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古典经济学的综合，经济人假设被确认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在边际主义的推动下，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基本取消了古典经济学商品价值的客观性^[3]，对经济人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不仅将经济人的主观判断作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之一纳入市场供求均衡法则，而且将经济人行动的利己准则扩展为更富有包容性的主观效用最大化准则。围绕经济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为一个枝繁叶茂的知识体系，正统经济学范式得以完成塑造。^[4]此后，经过经济学家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最终由德布鲁等人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公理化，形成了一套自洽的数学形式系统。这套精练的数学形式系统主要包括以下要件。

1.作为经济原子的经济人

作为利己心的扩展，经济人的心理结构由以下公理假设予以刻画：（1）自然理性假设。经济人的偏好关系满足完备性、传递性以及自返性三大假设。完备性假设保证经济人可以对任意两种选择进行偏好排序。传递性假设保证经济人对选择空间中各种选择的排序不会发生混乱。而自返性假设则保证经济人在把一个选择与其自身做比较时不会犯难，主要服务于数学形式的需要。在三大假设下，经济人可以根据偏好强度对备择的选择空间形成一个唯一的、一致的偏好排序。（2）经济理性假设。经济人在进行选择时，一定会选择他最偏好的选择。

为了获得偏好关系的良好的数学性质，并引入进一步建立数学形式系统所需要的效用函数，偏好关系的数学理性假设，即连续性（偏好关系不会发生突然跳跃）假设被引入。^[5]在偏好关系自然理性假设确定了在给定选择空间上偏好顺序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基础上，数学理性假设则进一步保证代表该选择集上偏好顺序的效用函数的存在性^[6]，而经济理性假设则提供了经济人选择行为的准则——偏好强度最高的选择或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被实际选中。在这些假设中，自然理性假设和经济理性假设对经济人选择行为的心理结构进行了刻画，奠定了选择行为的心理基础；数学理性假设则为经济学家使用具有形式美感的数学形式系统处理经济人的选择行为提供了数学基础。^[7]这样，在正统经济学范式的形式系统中，作为经济原子的经济人便诞生了。

2.在经济世界中的经济原子

在古典经济学和早期阶段的新古典经济学里，经济人与市场的关系结构可以用“谦卑的经济原子”进行概括。^[8]经济人之于市场就像一叶孤舟之于茫茫大海。经济人被置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当中，其无论是作为卖者还是买者，基于理性假设确定的心理法则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射行为，且其反射行为完全被市场湮没，对市场没有任何影响力。通常而言，这样的反射机制被结构化为经济人被动接受市场价格，按照其理性假设确定的心理法则，优化其选择行为，达到主观效用最大化。在“谦卑的经济原子”关系结构假设之下，经济人基于对市场的感知，按照特定的心理法则进行理性计算，做出对市场没有影响的选择，经济人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根据市场进行判断选择的孤独的旁观者。

1933年，爱德华·H.张伯伦推出《垄断竞争理论》，琼·罗宾逊推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经济学家开始系统研究经济人在存在市场势力的市场中的选择行为。^[9]在冯·诺伊曼、纳什等人创建的博弈论数学工具支持下，这种研究发展非常迅速，“谦卑的经济原子”关系结构假设逐渐被经济人之间“关联互动”的关系结构假设所替代。在“关联互动”的关系结构假设下，作为旁观者的经济人转变成了参与者，包括市场价格在内的所有经济变量都在经济人之间关联互动的博弈过程中被动态决定。而开始于20世纪后半叶、鼎盛于当前的行为经济学则沿着心理现实化的方向，扩展经济人的心理结构，将经济学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心理基础之上。^[10]这样，尽管在所有的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基于“谦卑的经济原子”关系结构假设之上的完全竞争理论仍然是正统经济学范式的核心部分，但是，现代及当代经济学的新的发展，已经逐渐深入现实的经济世界，经济学知识越来越多地建构在经济人之间关联互动的关系世界之上。但正像行为经济学的心理现实化转向一样，经济学家仍然试图把在关系世界之上建构的新的经济学知识纳入心理黑箱，作为普适的、决定主体行为的心理法则。

这样，不管是“谦卑的经济原子”，还是关联互动的经济原子，在引入经济人与市场的关系结构假设后，经济原子就进入了现实的经济世界。在现实的经济世界所给定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下，经由逻辑规则，经济人内在的心理法则便外显为可以推定的行为法则，^[11]比如宏观层面的市场均衡法则和微观层面的主观效用最大化的需求或供给法则，并通过可以观测的经济行为进行经验检验。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下，经济学所表述的宏观层面的一切经济现象、微观层面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经济人内在的心理法则推演的结果。

三、正统经济学知识的性质

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下，经济学何以可能？

我们看到，具有一定心理结构的经济人是正统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石。^[12]换言之，经济人的自然理性、经济理性、数学理性以及经济学在现代及当代的发展中形成的越来越多的心理法则等心理元素是正统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逻辑前提，构成了正统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依据。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我们看到了行为的主体，却没有看到行为的对象（在经济人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后，基于经济人关联互动的关系世界建构的知识被塞入选择主体的心理黑箱），经济人纷纭复杂的选择行为被归于其内在的心理结构，行为的原因不在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之间被确定，而是在极端化的一端——行为主体躯体之下被确定，这种确定知识依据的方式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肇始的本质主义。

但是，在按照本质主义方式建构了心理结构作为经济人选择行为的根本原因之后，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对经济人心理法则可靠性的追问。我们如何才能可靠地获得对这些心理法则的认识？或者，我们如何发现或达于这些逻辑前提？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模式下，哲学思想传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两条发现逻辑前提的道路。一条是依靠经验归纳或直觉的经验主义道路，另一条是依靠不受可错的经验污染的唯理主义道路。实际上，两条道路在逻辑前提的发现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在两种方式下，知识体系的逻辑前提都是作为假设，依靠零阻力的思维而被引入，并没有必然的经验途径或理性途径通向知识体系的逻辑前提。^[13]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逻辑前提发现以后，经验主义要求逻辑前提本身要被经验地界定，并接受经验的检验；而唯理主义则坚持认为来自于理性思辨的逻辑前提是不证自明的，拒绝接受可错的经验的界定或检验。

正统经济学家一贯强调经济学理论的经验性质，并自觉要求接受经验的检验。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开始，正统经济学把自己严格限制在实证分析的领域，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道德、伦理等规范领域因为规范分析的非经验性质而遭到了拒斥。^[14]但在经济人心理结构的引入方式上，正统经济学家却完全采用了唯理主义。在千千万万经济主体的躯体之下的心理黑箱里，我们永远无法经验地确定选择集及其上的偏好关系，也无从经验地确定偏好关系的属性。我们基于偏好关系假设或效用函数形式假设，所推导的需求法则、供给法则，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导的市场均衡法则，尽管深入到了现实的经济世界，但是本质上都是非经验的。^[15]

劳伦斯·A.博兰（1997）深刻地指出了正统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非经验的唯理主义性质，他揭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免于经验批判的结构，效用最大化假设的更加严密的表达是，“对一切决策者而言，存在着某个他们使之达到最大值的东西”。从逻辑上讲，单称命题（存在某一）和全称命题（一切或所有）的复合命题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16]也就是说，在逻辑上，效用最大化假设对经验完全免疫，是颠扑不破的。实际上，如果发现与效用最大化假设决定的结果不一致的行为，正统经济学家们会给出两种诊断：对行为的观察发生了错误；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你没有真正找到使被观察行为成为最大化结果的主观效用。实际上，我们对这样的逻辑不会陌生，“存在某个神，它无所不知”。这正是各种宗教迷信香火不断的原因。

“最大化假说的批判者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根本就无法知道要最大化什么。”^[17]比如赫伯特·西蒙将完全理性放松为有限理性，信息经济学将完全信息放松为信息不完全，行为经济学对经济人心理结构的扩展等，在正统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都仍然在追求主观效用的最大值，只不过在预算约束之外增加了其他边界条件而已。实际上，现代及当代对正统经济学范式中他们认为隐含的完全理性、信息完全、零交易费用、无市场势力等的批判，不仅没有动摇正统经济学范式的根基，反而为唯理主义的正统经济学穿上了更加厚重的经验的、现实的外衣。

四、经济学本质主义、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不可能

从亚当·斯密将利己心确认为正统经济学范式的心理基础和经济学知识的依据开始，三百多年以来，正统经济学家围绕如何建构经济人利己的心理结构做了大量的工作，20世纪后半叶活跃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将经济人心理结构的建构推向了历史的新高度。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下，整个经济学知识从经济人的心理结构出发，遵循逻辑规则，形成了封闭的、绝对的、决定论的本质主义知识体系。

在本质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对经济人行为的说明，乃是按照预设前提、循环论证的方式进行。正统经济学方式将经济人的行为建立在个人的嗜好、预期、快乐、痛苦、目的、计划、策略等心理属性上，从经济人躯体之下的行为“本质”出发去研究其选择行为，实际上陷入了循环论证：经济人为什么最终会选择x呢？因为经济人的心理法则已经把x置于最优选择了。这种解释方式，正是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解释模式。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解释模式中，斜坡上滚动的铁球应解释为：铁球以到达坡底的稳定位置为目的（目的因），在铁球内部的动力因的驱动下（动力因），采取特有的滚动运动形式（形式因），滚到坡底，铁球稳定后还是铁球（质料因）。为了解释铁球的运动，我们在铁球内部预设了铁球运动的所有原因，把铁球的运动归于运动的铁球，从而陷入循环论证。本质主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知识，我们得到的乃是我们预设的。在本质主义的范式下，我们会发现需要考虑的本质越来越多，几乎一个事件对应一个本质：快乐对应心理目的的达成，痛苦对应心理目的的失落，效用对应主观的价值判断，预期对应基于目的的前瞻，计划和策略对应对目的的追求，创新对应企业家的本能。这正好应验了行为经济学家 MatthewRabin的话，当将经济学建构在心理学现实基础上时，我们无法回避心理学现实基础自身的混乱。^[18]正统经济学家将利己法则扩展为具有无限包容性的主观效用法则，正是本质主义经济学范式避免削足适履、背离现实而必然做出的狡黠的选择。正统经济学家不仅在本质主义的引诱之下陷入语法的虚构，^[19]对经济人心理结构的建构违背了现代经验主义对表达的公度性^[20]的基本要求^[21]，单从正统经济学范式的循环论证性质来看，经济学也将难以继续沿着本质主义的道路发展。

退一步而言，即使按照本质主义方式完成了经济学知识的建构，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偏好关系法则等心理结构的来源问题。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偏好关系法则并没有可靠的经验基础，依靠唯理主义的理性思辨被引入正统经济学范式，是不证自明或可以在体系中予以证明的偏好关系法则。哥德尔在数理逻辑领域的发现表明，任何可以展开初等数论的数学形式系统，只要是一致的，就是不完备的，且其一致性在形式系统内部无法予以证明。就正统的经济学形式系统而言，按照本质主义和唯理主义建构的正统经济学范式即使是一致的，也必然是不完备的，而且其一致性无法在系统内部得到说明。^[22]因此，从逻辑上看，依靠唯理主义建立封闭的、绝对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取消唯理主义的可能性的同时，我们必须防止发生同样错误的反动：如果把经济人的选择行为归于躯体之下非经验的心理属性无法提供可靠的经济学知识依据，那么我们依靠可以经验界定的经济人自然属性不就可以提供可靠的经济学知识依据了吗？不幸的是，现代经验主义的发展同样取消了以经济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经济学知识依据的可能。在卡尔拉普建构空前浩大的《世界的逻辑构成》过程中，他遭遇到了不可还原的抽象理论概念和倾向性概念。^[23]就经济学知识的建构而言，抽象理论概念的存在，比如市场势力、商品价值等，是无法回避的，但与经济人必须面对的未知世界关联的抽象理论概念无法单一地归于经济人的自然属性。而经济人易发怒的、善于交际的这些倾向性概念，对于解释经济人的行为也是必需的，但这些倾向性概念总是与经济人所处的现实世界关联，同样无法将其单一地归于经济人的自然属性。^[24]由于我们无法回避经济学知识建构对于抽象理论概念和倾向性概念的依赖，依靠经验主义建构经济人的自然属性结构，进一步建立封闭的、绝对的本质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与开放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我们先看一看物理学告别亚里士多德解释模式以后关于斜坡运动的伽利略-牛顿解释模式：斜坡上的铁球受到三种力量，铁球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即重力、铁球与斜坡之间的支持力和摩擦力，三者的合力指向斜坡向下的方向，铁球产生加速度，推动铁球向斜坡坡底运动。铁球运动的原因无一来自于铁球自身的“本质”属性，都由铁球与其所在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实际上，在经典力学当中，凡是亚里士多德解释模式中被认为属于物理客体的本质属性的概念，比如质量、弹性、粘性等，都是在实验情境中获得意义。^[25]离开实验情境，我们对这些所谓本质属性的认识为零。在相对论力学中，甚至时间、空间也完全被置于实验情境中，获得了相对性；而在量子力学中，关于微观粒子的知识建构甚至与观察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关联。整个物理学赖以建立的“力”、化学赖以建立的“化学作用”等自然科学体系的核心概念，无一不是在实验情境中自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被决定。整个自然科学完全建立在互动关联的关系世界之上，除了自然客体之间以及自然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别无知识。伽利略开创的试验和观察的自然科学方法，将人类的视线从现象背后神秘的本质转向了现象世界内部物体之间互动关联的关系，是自然科学走出亚里士多德本质黑箱的开始，自然科学知识依据的来源与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式，也从本质主义转向了关系论。^[26]

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看到被捆绑在一起的本质主义和关系论。作为经济学微观理论基础的主观效用最大化假设或各种偏好关系假设，是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经济原子被引入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相互竞争，则是关系论的。正统经济学范式按照本质主义的原则建构了具有复杂心理结构的经济人。而这些经济人被纳入市场中后，具有千差万别的心理结构的经济原子，在竞争性的关联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均衡结果则与经济人的心理结构毫无关系。^[27]而从本质主义的经济人选择行为分析到关系论的市场分析，二者之间并无严密的逻辑过程。^[28]事实上，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真正对人类经济活动有指导作用的知识，无不来自于市场中经济人之间互动的竞争性关系。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只有关系论的市场分析是必需的，而本质主义的经济原子结构及基于其上的选择行为理论则是完全可以去掉的。当代行为经济学的心理现实化转向旨在为经济学建立更加现实的心理基础，但这种发展已经逐渐使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偏离了自己原定的目标，他们已经逐渐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规范性目标（封闭的、决定论的、绝对的解释），转向了描述性，旨在理解，而不是用某种固定的模式去解释。^[29]这样，在现实问题的追问下，经济学知识越来越多地建构在关系世界之上。但由于没有跳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模式，经济学在现代及当代的发展仍然拖着一条长长的本质主义尾巴。

我们看看下面一组反省式的自白：

——我为什么选择这件衣服？

——因为我对这件衣服有最强的心理偏好。

——我为什么对这件衣服有最强的心理偏好？

——因为这件衣服最能够突出我的个性，当然也能够御寒。

从上述自白中，我们除了看到反省式的心理过程，我们看不到决定意义的纯粹内在的心理偏好。衣服具有的突出我的个性以及御寒的功能或价值，并不来自于内在的心理过程，而是在我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中被决定：环境气温低，所以我需要御寒；我的交际圈关于我的身份的定位，决定了我穿什么样的衣服与之更相符。反省式的心理过程只是意识或觉察到这种关系。前一组问答方式是本质主义的，其空洞无谓的循环论证方式可一览无余。而后一组问答则是关系论的，买衣服的行为依据在于我与身处的环境的关系，由于回答揭示了这种关系，因此提供了新的知识。可以断言，只要确定了经济人的外部关系网络（现状和历史），就经济人可观察的行为而言，经济人不可观察的心理结构并非行为分析所必要的。^[30]。

因此，要为经济学确定可靠的知识依据，并且推动经济学的持续发展，必须像自然科学那样，坚定地跳出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模式，放弃循环论证、空洞无谓的本质主义，进入关系论的伽利略-牛顿模式，在经济人与其所在的现实世界和其所面向的未知世界之间的关联互动中，确定经济学的知识依据，建构可靠的、富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在转向关系论后^[31]，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按照公度性的原则^[32]，经验地界定经济人与现实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关系。通过在经济学中经验地界定抽象理论概念，引入经济人与其面对的博大的未知世界的互动关联，让经济学知识体系向未知世界开放。通过在经济学中经验地界定倾向性概念，引入经济人与其面对的现实世界的互动关联，让经济学知识体系向现实世界开放。这样建立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边界将止于人类共有的经验能力^[33]和逻辑能力所及的极限。但这条边界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经验工具体系的发展，随着人类逻辑知识的进步，经济学家可以不断扩展现实世界，不断深入未知世界。经济学家必须对经验能力不能达到的未知世界持有完全的尊重，^[34]除非依靠经验工具体系能够建立起与未知世界的可靠关联，比如经验地界定各种抽象理论概念，不应当武断或贸然地把任何关于未知世界的推断引入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因此，尽管建立在互动关联的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经济学是开放的、动态发展的，但却不是随意建构的，它要受到公度性原则的严格规范，而且要接受竞争性学术理论的挑战。

按照公度性原则建立的开放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将像自然科学一样，获得良好的继承性，而进入“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持续发展的希望之路。

笔者最后引用一个黑色幽默^[35]来结束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一群经济学家攀登阿尔卑斯山。出发几个小时后，他们彻底迷路了。其中一位很认真地研究地图，正着看，反着看，侧着看，倒过来看。又是打量周围地形，又是用罗盘定位，还眯着眼睛目测太阳高度。最后，他终于说话了：“诸位，看见那座大山没有？”“看见了。”众人满怀希望的回答。“根据地图，我们正站在那座山顶上！”

如果不认真对待经济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将可能永远停留在地图上的阿尔卑斯山，虽然辉煌无比，却难免自欺欺人。

第二节 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36]

【内容提要】

计量经济学本身是经济理论、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因此，广义地讨论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既要涉及数理逻辑，也要涉及我们用于分析经济现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本节关于经济学关系论转向的讨论，为后文的主体动力学关系导向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统经济学的微观理论范式隐含了三个基础性假设：偏好的内涵不变性、偏好的外延无关性和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对行为经济学在当代研究成果的综合表明，偏好关系在决策者与其身处的环境之间高度随机的互动过程中被塑造，并动态演进，并不存在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思维会计原理作为多元的结构化过程，取消了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正统经济学微观理论基础遭到了行为经济学的系统解构。行为经济学由此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建构了以有限理性为内核的描述性模型——理性和非理性构成的双系统模型。作为对两千多年前柏拉图马车模型的回归，双系统模型彰显了经济学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思想传统下无法回避的深层次矛盾，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由此形成。

从20世纪中叶开始，行为经济学家沿着心理现实化方向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系统反动。^[37]在早期，行为经济学主要局限在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在技术层面做修修补补的工作，比如把决策权重与概率的线性关系调整为更加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把价值载体从财富状态量调整为变化量，或者在确定决策权重时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比如模糊性）等。随着心理现实化的继续拓展，行为经济学逐渐触及正统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行为经济学旨在实现正统经济学心理基础现实化的努力，逐渐演变为对正统经济学微观基础的系统解构。正统经济学逻辑的起点和前提——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的合法性受到了致命的质疑。行为经济学由此放弃了经济学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开始综合形成以有限理性为内核的双系统模型。行为经济学在描述性转向过程中建构的双系统模型，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马车模型完全同构。这彰显了经济学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思想传统下必须面临的重重困境，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由此形成。

一、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解构

在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对选择行为的分析中，决策者基于给定的心理法则（偏好关系公理假设）进行判断和选择，在资源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正统经济学从偏好关系公理假设出发演绎决策者选择行为的理论范式隐含了三个基础性假设：

（1）偏好或主观效用的内涵不变性假设。决策者有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在行为过程中，这些偏好关系只是被显现出来，但内涵不会发生变化。

（2）偏好或主观效用的外延无关性假设。当决策者追求主观效用的最大化时，他是在基于预先给定的选择集和选择集上的偏好关系进行理性计算。这意味着，决策者在面临具体的选择时，偏好关系与选择的描述方式无关，也与选择的引出方式无关。

（3）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决策者把给定的资源配置到各种商品组合的过程中，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无差异曲线给出了资源完全可替代性的形象说明。

在行为经济学推进的心理现实化过程中，价值载体从状态量转为变化量，正统经济分析中隐含的绝对价值判断被相对价值判断所替代，而这一隐含的技术假设既适用于决定性世界的效用理论，也适用于非决定性世界的预期效用理论。这个基本原则的转变，使得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反动迅速从非决定性世界扩展到了决定性世界，从技术层面扩展到了基础层面。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隐含的基础性假设——偏好的内涵不变性假设、外延无关性假设与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与现实的严重背离逐渐凸现出来。

1.相对价值判断的扩展——结构化效应

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正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存在一系列与心理现实背离的假设，包括：偏好关系的基准无关性，即财富总量的微幅波动对偏好关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偏好关系不受选择问题表述方式变化的影响（描述不变性假设）。预期效用理论对风险选择行为的描述功能的缺陷被系统揭示后，在与人类感知系统的类比中，行为经济学完成了相对价值判断的系统建构。^[38]对相对价值判断更加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构成了结构化效应的实质性内容。^[39]下面以亚洲疾病案例来引出结构化效应。^[40]设想美国准备应付将要爆发的一场不同寻常的亚洲疾病，预计该种疾病将造成600人死亡。决策者面临A、B两个应付该疾病的方案。

（1）积极框架下的方案表述及相关实验结果：如果方案A被采取，200人将获救；如果方案B被采取，有1/3的可能600人都获救，2/3的可能没有人获救。你将选择哪种方案？实验表明，绝大多数被试者会选择方案A，表现出风险厌恶。

（2）消极框架下的方案表述及相关实验结果（在两种表述中被试者不同）：如果方案A被采取，400人将死去；如果方案B被采取，1/3的可能没有人会死，2/3的可能600人都会死。实验表明，大多数被试者选择方案B，表现出风险追逐。

在亚洲疾病案例中，仅仅由于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陈述方式，却引起了偏好逆转。行为经济学关于结构化效应的大量研究表明，偏好关系高度依赖于选择问题的呈现方式。事实上，选择问题被呈现于决策者的方式，将影响决策者对选择赖以评价的参照系的选择。在亚洲疾病案例中，两种陈述给出了不同的参照系：在救人的表述中，隐含地假设了以现有人口减去600以后的人口总数作为基准，将两个方案的结果转化为收益；而在死人的表述中，隐含地假设了以现有人口总数为基准，将两个方案的结果转化为损失。

结构化效应揭示了一个对正统经济分析的基础构成重大挑战的事实，不同的问题呈现方式将为选择者提供不同的参照系，从而将选择问题映射为不同的问题，既可以将收益结构化为损失，也可以把损失结构化为收益。选择行为与选择问题的形式、背景高度相关，离开决策者所处的背景，离开选择问题呈现的具体形式，是无法讨论偏好关系和选择评价的。

由于选择问题的不同陈述隐含地假设了不同的参照系，决策者在分析选择问题时，应该首先解决参照系的选择和转换问题。就正如在地球上称重量与在月亮上称重量或者在水中与真空中称重量，在对两个重量进行比较时，必须首先进行引力参数或浮力参数的调整。忽略隐含的参照系假设问题，势必导致正统经济分析与行为现实发生系统偏差。

2.偏好关系的程序依赖——偏好的引出效应

我们先看行为经济学家的赌局选择实验。对P赌局（8/9，4$）^[41]和$赌局（1/9，$40），按照比较选择和匹配定价两种方式进行比较。采用比较选择时^[42]，71%的被试者选择了P赌局；而在要求被试者作为赌局的提供者对两个赌局进行匹配定价时，67%的被试者对$赌局的定价高于P赌局。^[43]上述案例中的偏好逆转可能被归于三种假设失效：标准经济分析的偏好传递性假设，或者标准经济分析对程序不变性的隐含假设，或者回报安排独立性假设。Tversky，Slovic，and Kahneman^[44]的实验研究表明，程序不变性假设失效是导致偏好逆转的主要原因。这样，选择问题的引出过程对偏好顺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人们在比较选择（好比用天平比较两个物体的重量）时的选择，却在匹配定价（好比用弹簧秤分别称重）时被赋予更低的价值。

为什么人们在匹配定价时会高估低概率、高回报的$赌局，而在进行比较选择时却高估高概率、低回报的P赌局呢？Slovic，Graffin，andTversky^[45]基于刺激-反应相容性^[46]概念的扩展提供了解释，即度量相容性假设：外部刺激与人们反应模式的相容性与其影响人们判断选择的效力紧密相关。人们特定的反应模式提供了结构化外部刺激的框架，相容性好的刺激被突出，反之则被弱化。在赌局选择实验中，当被试者进行赌局匹配定价时，由于需要确定赌局的现金价值，按照相容性原理，赌局的回报维度被突出，而概率维度被弱化，因此低概率、高回报的$赌局被高估。而在进行赌局比较选择时，由于主要关注获得的可能性，概率维度被强化，因此高概率、低回报的P赌局被高估。

这样，选择问题的启发程序对选择评价和偏好关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使得决策者“有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的传统假设受到了严重质疑，这产生了值得深思的结果：偏好的程序依赖性表明，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是在问题展开过程中被塑造的。

3.动态演进的偏好——占有效应

行为经济学对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系统分析，取消了正统经济分析中关于偏好关系外延无关性的假定。偏好关系对于选择问题被呈现的背景框架和呈现过程的依赖，揭示了偏好关系在特定背景下、特定过程中被塑造的事实。这取消了正统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有一个预先界定好的选择集和基于选择集上的偏好关系。行为经济学对占有效应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取消了偏好关系事先得到完备界定的可能性。

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对给定的商品，决策者的买价和卖价应是同一的。但许多实验研究表明，在买价和卖价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Thaler（1980）给出了著名的例子：一个消费者以5美元单价购买了一箱葡萄酒，几年后，葡萄酒商愿意以100美元单价回购但被其拒绝了，尽管他现在绝不会以高于35美元的单价购入新的葡萄酒。

Thaler利用局部选择理论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购入新的葡萄酒的价格在经济学上被解释为葡萄酒的机会成本，而出让自己收藏的葡萄酒的价格却不是机会成本，而是让渡成本。前者对应葡萄酒的获得，后者对应葡萄酒的损失。根据局部选择理论，消费者将是损失厌恶的。因此，由于消费者购进葡萄酒后，改变了消费者资源配置的初始状态，将葡萄酒的增加或减少转化为收益或损失的基准发生了变化。与获得的机会成本相比，放弃的让渡成本必然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即放弃带来的痛苦要大于获得带来的快乐，此即占有效应。换句话说，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的估值要高于他们不拥有的东西，占有效应将改变人们的喜好。由于让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不同，占有效应取消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无差异曲线的可逆性，这同时意味着两条无差异曲线可能相交。^[47]Tverskyand Kahneman （1991）的研究揭示了由于占有效应的影响形成的基准依赖的偏好结构，并对科斯定理提出了质疑^[48]：即使交易成本为零，由于占有效应，相对其他没有获得的物品，人们将提高对已经获得的物品的估值。这样，资源的最初配置状态将引起经济主体内在喜好的变化，引起无差异曲线的系统移动，并对资源最终配置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选择问题呈现的特定背景（结构化效应）和特定过程（引出效应）的不同会引起决策者的偏好关系发生逆转，这就好像具有特定面貌的人在不同的哈哈镜中看到了不同的影像。决策者经过学习、训练后，可以让选择问题背景隐含的参照系和不同的引出过程透明化，确认哈哈镜之间的转化关系，外部环境对决策者偏好关系的影响可以因此被削弱直至消除。但是占有效应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它通过改变决策者的资源边界条件，改变了决策者用以感知收益和损失、痛苦和欢乐的参照系，从而实质性地改变了决策者的偏好关系。占有效应不像外在的哈哈镜，而更像生物体的生长过程。对特定商品的选择和放弃，就好像生物体的消化吸收和排泄活动一样，对消费者的内在的偏好关系结构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样，预先界定的偏好关系被显现的内涵不变性假设遭到了行为现实的根本消解。

这样，在决策者与其所在的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随机性的选择背景和引出过程使决策者暴露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选择环境中。在随机性的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作用之下，决策者的现实行为是高度随机的。但随机性的选择行为却会产生实际的选择结果，而实际选择结果将进一步因占有效应^[49]对决策者的喜好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样，偏好关系不仅是动态演进的，而且完全是一个随机过程。我们既没有预先给定的偏好关系，也无法对动态演进的偏好关系进行预测，人类喜好或偏好并不是人们主动选择或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在与环境之间的高度随机的获得、占有、放弃实践中被塑造。占有效应、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结合，完全取消了正统经济学的内涵不变性和外延无关性假设。

4.经济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思维会计

在正统经济分析中，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这意味着，就决策者千差万别的选择评价或行为描述而言，尽管每一个决策者的主观感受不同，但却可以由中性的经济资源去客观度量，完全可替代的经济资源提供了一个客观度量主观感受的经验框架。在这个经验框架下，我们只需要关注经济资源的配置情况。但行为经济学家揭示的思维会计原理，则进一步对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质疑。

下述驱车购物案例是对思维会计原理的生动说明。^[50]

（1）你打算在附近某个商店购买一件价值125美元的衬衣和价值15美元的计算器。你被计算器销售员告知，在20分钟车程以外的分店，计算器价格为10美元。你是选择在附近商店买，还是驱车去分店买？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去分店购买。

（2）你打算在附近某个商店购买一件价值15美元的衬衣和价值125美元的计算器。你被计算器销售员告知，在20分钟车程以外的分店，计算器价格为120美元。你是选择在附近商店买，还是驱车去分店买？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就地购买。

根据Thaler（1999），思维会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跟踪资金流向，控制支出，而像财务或管理会计那样，在思维中将个人的财务活动进行记录、总结、分析和报告的会计活动。思维会计系统为决策者感知事件结果，进行事前或事后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像真实的会计系统一样，思维会计会将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进行分类，归入不同的思维账户。在驱车购物案例中，购买计算器和衬衣的支出以及驱车前往成本被分别记入了不同的思维会计账户。在第一种情形中，在计算器的思维会计账户中，就近购买计算器价格要高出33%，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交易^[51]；而在第二种情形中，就近购买计算器价格仅仅高出4%，是可以接受的。把交易行为归入思维账户的过程，实际上是确定该交易行为赖以进行评价的参照系的过程。这决定了决策者如何把交易行为结构化为损失或收益，而对实际的选择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预算内各种账户的钱是完全可替代的，时间也是可以完全替代的。思维会计实验表明，这两种替代性都是站不住脚的。在驱车购物案例中，人们可以为了一件小商品驱车20分钟以节约5美元，但却不愿意为了大宗商品驱车20分钟节约5美元。ShefrinandThaler在关于支出的研究中^[52]，验证了思维会计处理引起的对货币财富替代性假设的背离。在他们的研究中，财富账户被分为现金资产、流动资产、家庭权益（比如抵押贷款）、未来收入（退休储蓄等）四种账户。他们发现，现金资产财富账户中一美元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1，而未来收入财富账户则接近于0。这与Friedman（1957）的生命周期模型中把未来收入与目前财富视作完全可替代完全不同。

思维会计实际上是多元的结构化过程，它反映了决策者在进行选择评价时的重要特点：决策者进行选择评价的参照系是多维参照系，同一个选择问题的不同方面被归入了参照系的不同维度，在参照性的不同维度上被结构化为收益和损失。由于不同维度上参照基准不同，结构化的结果不同，不同思维会计账户中的经济资源失去了可替代性。多元结构化效应对正统经济学分析是破坏性的，一向被视为中性的、可以相互替代的货币或时间等经济资源的可替代性被取消了。

总的来看，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在偏好关系公设体系下依靠逻辑分析发展起来的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属于理想化的规范理论，不是对决策者的真实行为的描述。在致力于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心理基础进行现实化的过程中，行为经济学系统地解构了正统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为我们揭示了偏好关系的动态演进图像——偏好关系在决策者与其身处的环境之间高度随机的互动过程中被塑造，取消了偏好关系预先得到完备界定并在行为过程中保持一致的可能性。行为经济学由此跳出了正统经济学设定的基本框架，放弃了正统经济学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以理解、解释高度随机的选择行为。

二、行为经济学的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随着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的基础遭到系统解构，偏好在特定的背景中形成，在特定行为过程中被塑造，并动态、随机演进的观点逐渐成为行为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旧的框架已经被打破，他们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揭示正统经济学与行为现实的系统偏差，而是如何重构选择理论的新的心理基础，综合形成新的分析框架。

在最近几年里，为完成对丰富多变的心理现实的综合，行为经济学家在不同角度建立了多种由理性和非理性构成的双系统模型，给出了两个心灵的心理图案（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Kahneman，2003；Loewenstein and Lerner，2003；Loewenstein and O’donoghue，2004；Camerer，Ho，and Chong，2004）。下面我们以Kahneman等人建构的直觉系统、推理系统构成的双系统模型为例，来分析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建构的描述性选择理论框架。

1.直觉和推理双系统模型的基本结构

Kahneman等人建构的双系统思维模型由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组成。直觉系统具有以下与感知系统类似的属性：迅速、自动、联想、无须费力、不易被控制或调整。推理系统具有以下属性：缓慢、连续、费力、被审慎控制、相对灵活、有潜规则须遵循。当然直觉系统并不像感知系统那样，局限于处理各种当前的刺激，直觉判断可以处理知觉、概念，并可以被语言唤醒。而推理系统不仅通过审慎的推理形成判断，还具有监督思维过程和外显行为的功能，特别是监督直觉系统的运作。但推理系统的监督非常松散，许多直觉判断得以自由表达，而许多错误也由此而生（KahnemanandFrederick，2002）。^[53]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产生印象，这是所有判断的本源。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则在经验过程中形成的有效判断积累、知识和印象基础上形成判断。

2.可达性启发与判断偏差

与推理系统经过缜密的推理形成判断不同，直觉系统依靠启发过程形成判断。可达性^[54]是直觉判断分析的核心概念。可达性评价是决策者自然进行的评估过程，是对感知和记忆中认知流利性的自然评估（Kahneman，2003）。^[55]比如就高度或体积判断而言，叠加在一起的方块比一堆散放的方块的思维可达性要强得多。可达性是一个连续区间，在一端具有感知系统和直觉系统的特点：快速、自动、毫不费力；而在另一端具有推理系统的特点：缓慢、连续处理、费力。由于可达性具有感知的显著性、注意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反应触发的临时性与联想激活等含义，决策者的直觉判断不仅要受到与物理背景相关的物理显著性的影响，也会受到与历史背景相关的选择性的影响，还要面对反应触发和联想激活的随机扰动的影响。因此，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外在的刺激与决策者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可预见性。

当选择问题目标属性（比如正统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理论中效用就是选择问题的目标属性）可达性较弱时，决策者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呢？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建构了属性替代的启发式判断模型：决策者将判断对象之可达性较弱的目标属性替换为与之相关的、思维可达性较强的启发属性，并通过对启发属性的评价来间接形成关于目标属性的判断。简言之，启发式判断就是按照易于想象的原则，对待决事件具体化，以进行判断与选择。实验表明，属性替代的实质是：属性替代使得判断对象发生了变化，反应者答非所问，对他们没有被问及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答（Kahneman，2003）。比如，当被问及两支足球队谁更可能获得比赛的胜利时，我们马上将可能性（目标属性）替换成足球队的实力（启发属性）的比较（比如各个球员的技能、身体素质，球队的战绩等），我们最后回答的并不是哪支球队赢的可能性大，而是哪支球队的实力最强。决策者判断中的很多偏差，比如代表性、小样本、锚定效应产生的偏差等，都可以用判断启发过程中的属性替代来解释。

在Kahneman建立的综合模型中，推理系统作为思维的监督者，参与了所有的随意行为。这隐含着直觉判断错误将可能来自于两个系统的失败：直觉系统产生错误的直觉，且推理系统没能检测并予以修正（Kahnemanand Tversky，1982；quotedfromKahneman，2003）。尽管判断启发会产生偏差，在推理系统的审慎参与下，人们可以通过在偏差中学习，使在特定环境下直觉判断所违背的规则足够早地进入思维，从而驾驭直觉判断，纠正判断偏差。比如根据模糊性来判断距离，在大雾天会出现偏差。对司机进行训练，让他们掌握大雾天产生距离判断偏差的知识，可以削弱判断偏差的影响。但是由于直觉印象通常首先形成，这将形成后续判断的起点和基础——所谓的“锚碇”^[56]，从锚碇开始的修正很难是充分的。因此，直觉判断的偏差并不会完全消除。

3.双系统选择理论：反射机制和适应机制

我们看到，在Kahneman（2003）提供的选择理论框架中，可达性和直觉与感知之间的类比发挥着核心作用。局部选择理论（Kahneman and Tverksy，1979）的核心思想就是变化与差距比绝对水平的刺激的可达性要强得多。在结构化效应中，虽然专业训练可以减少结构化效应中问题的不同描述或展现方式所带来的选择不一致，但是理性选择模型永远必须面对一个具有有限智力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将不得不面对缺乏客观陈述的现实。

由于直觉和感觉将根据可达性启发原则形成高度可达的印象，为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形成判断提供基础和起点。因此，直觉决策将被特定情形下的可达性启发所塑造，可达性较强的特征将影响决策，而可达性较弱的特征将基本被忽略。由启发式判断提供的可达性较强的判断或选择，将变成潜在的锚碇，成为后续选择和判断的基础和起点。即使推理系统深思熟虑地予以规范与驾驭，在锚定效应的作用下，推理系统也只能对直觉判断进行逐步的调整。这样，可达性启发与锚定效应将在判断和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在判断和选择行为中，从很大程度上讲，直觉系统提供了对外界刺激的反射机制，而推理系统则提供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机制。在决策者和外部环境的随机互动过程中，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构成的选择系统，决定了决策者高度随机的判断和偏好。

4.描述性转向：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

怀着对自然科学理想的追求，正统经济学一直按照理性原则建构经济学体系。但是逻辑上完备、一致的理性原则无法面对不遵循逻辑原则、高度可变的情绪性、本能似的非理性因素，情感等非理性因素长期被正统经济学拒之门外。因此，正统经济学建构了完全理性的自我作为其选择理论的心理基础，完全理性成为选择行为的根本依据。

在双系统模型中，我们看到的两个心灵的心理图画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柏拉图（《理想国》）建构的由理性灵魂、精神灵魂、欲望灵魂组成的马车模型，弗洛伊德建构的由意识和潜意识或者自我、本我和超我组成的心灵模型，与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建构的二系统模型都是同构的。在这些模型中，我们看到，人类行为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

正是由于完全理性的自我仅仅考虑了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而没有考虑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与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与行为现实产生了严重背离。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心理基础的非现实性，成为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选择理论进行了系统反动的直接诱因。

在早期，行为经济学心理现实化的努力，主要局限在正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在技术层面做修修补补的工作，比如把决策权重与概率的线性关系调整为更加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把价值载体从财富状态量调整为变化量，或者在确定决策权重时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比如模糊性）等。但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的技术改良，并没有取得比预期效用理论更加好的解释力。随着心理现实化的继续深入，行为经济学家更深地触及内涵不变性、外延无关性、经济资源完全可替代性等正统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由此对正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进行了系统解构，放弃了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建构了由理性和非理性系统组成的有限理性。

但是，完全理性也好，有限理性也罢，一个判断、选择着的自我，仍然是经济学为丰富多变的行为现实确定的终极依据。这使得经济学陷入了单极化本质主义的结构化陷阱。我们将看到，在单极化本质主义思想传统下的经济学，不仅要面临无法确定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知识依据和知识体系的完备性问题，也将不得不面对诸多深层次矛盾。正是这些深层次矛盾，孕育了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

三、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

在系统解构以完全理性为内核的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基础后，行为经济学建构了以有限理性为内核的描述性模型。在这个过程中，行为经济学家为我们揭示了人类丰富多变的行为现实。我们看到，人类行为既有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从本质上看，经济学面临的问题仍然是西方传统哲学一直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如何在复杂、混沌的行为图像中找到秩序，以解释人类行为。在行为经济学的描述性模型中，在引入理解着、解释着的有限理性自我以后，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和物理背景、人文背景与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被归于人类理性无法控制的直觉、潜意识或其他类似的神秘过程。在人类文明史上，把我们所知甚少甚至无知的领域或者无法控制的领域归于某种神秘实体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当代行为经济学对柏拉图马车模型的回归，并不是无谓的重复。在丰富的行为现实中，经济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凸现出来，经济学的关系论转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结构化陷阱

行为经济学揭示了结构化效应——选择问题的特定呈现方式塑造了决策者赖以进行选择和判断的参照系。决策者在进行判断和选择时，容易陷入哲学家罗素揭示的存在性假设陷阱，当人们否定“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而指出“当今法国国王长了头发”时，他们被引诱承认了“当今法国国王”的存在。

事实上，行为经济学本身一直处于正统经济学相关问题呈现方式隐含的结构化陷阱之中。虽然行为经济学家不断地意识到这样的陷阱，并以罕见的机智和勇气走出了一个个陷阱。当行为经济学家对预期效用理论的线性决策权重函数和状态量价值载体提出质疑并进行心理现实化时，他们所质疑的不过是近三百年前Bernoulli（1954/1738）建构的分析范式，但同时接受了这两个问题隐含的正统经济学基本假设——存在预先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而陷入了正统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

随着心理现实化的深入，他们更深地触及内涵不变性、外延无关性、经济资源完全可替代性等正统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对正统经济学的心理基础进行了系统解构，跳出了正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放弃了规范性理想，转向了描述性。但行为经济学家据以描述行为现实的结构化框架并不是一个不受结构化效应污染的中立框架。相反，它是第一个受到结构化效应污染的框架。事实上，在解构正统经济学完全理性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正统经济学更深层次的背景框架——存在一个判断和选择着的、作为行为终极依据的自我。行为经济学家打破了一张完全理性的结构化心理图画，却勾画了另一张有限理性的结构化心理图画。这样，经济学并没有摆脱结构化效应造成的困难，反而将经济学引向了更深层次的困境——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陷入了传统的认识论框架。^[57]

在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之下，正统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都把决策者所在的世界对象化，研究决策者在面对各种选择——决定性或非决定性，确定性或非确定性——时的有限理性或完全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过程。决策者成为这个对象化世界的中心，决策者所在的纷纭复杂的世界和其与纷纭复杂的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被简化为与决策者相对而立的决策世界，决策者持续的行为过程被分解为各个断点上的推理或直觉过程。这是根深蒂固的选择行为研究传统。

正像我们在Kahneman的双系统模型中所看到的，在人类行为中，既有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也有人类情绪性、本能似的冲动因素，更有完全由物理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背景激发的因素。后两因素直接被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决定。由于理性推理的基础和前提往往来源于现实，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也间接地决定了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决策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无法单一地归于决策者的心理本质，因此无法见容于以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只要我们还在单极化本质主义范式下，无论是规范性的正统经济学，还是描述性的行为经济学，都无法依靠决策者本身的属性来为决策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行为提供一致的说明。

要摆脱结构化陷阱，我们必须迈出更为关键的一步，放弃以选择主体为中心的单极化本质主义的分析框架，向现实世界和未知世界开放，在我们与身处的世界之间的关联互动过程中去建构、发展关系论的知识框架：人类行为的原因既不单一地来自于决策者，也不单一地来自于决策者所处的环境，更与决策者和环境之外的第三者无关，而是由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持续演进的互动过程所决定。我们不是自己的行为的设计者，也不是某个似真似假的逻各斯的奴仆。我们不是在自主选择或自主决策，也不是在机械反射或盲目跟从。我们是参与者，我们与我们身处的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构成我们行为的全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