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状态下,企业最优的投资决策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的投资水平,此投资水平下的投资效率最高,因而该投资规模为效率投资。但现实中,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无法准确把握实际投资的边际收益和风险,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多或过少的非效率投资。据此,将投资效率定义为企业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即企业实际投资规模与效率投资规模的接近程度,实际投资规模与效率投资规模偏移的部分则为非效率投资;企业实际投资规模与效率投资规模越接近,非效率投资部分越少,则企业的资源配置越有效,投资效率越高。根据实际投资与效率投资偏移的方向,又可以将非效率投资细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信息要素快捷流动、完善企业治理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企业无法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和及时发现较好的投资机会,也会使企业管理者对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认识不够,投资决策受到非真实的或是粉饰过的消息误导,因而更容易做出不合理的投资决策,扩大非效率投资水平。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信息流转更加快捷和高效,企业搜寻信息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能够掌握更多的市场信息,降低与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从而为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提供更加充分的参考,帮助企业合理的配置资金,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当企业经理人和所有者的利益出现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极有可能产生代理问题,此时同样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完善企业治理,增加企业管理透明度,缓解企业面临的代理问题。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分析与监控,可以抑制自利动机驱使下管理层的非理性决策行为,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性。此外,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培养了经理人的数字化素养,强化其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使其能更好地了解技术和行业趋势,准确把握市场动向,从而更好地选择投资时机并权衡投资的收益与风险,更多地投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

融资约束也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较高的融资约束会使企业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净现值较高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降低企业投资效率[18]。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更加有效地评估企业风险,使企业信用得到增级。互联网技术在“长尾”市场中发挥了重要的信息甄别作用,能够过滤市场信息中的噪音,撮合信贷资金供需,扩大了互联网金融的服务范围。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金融排斥”,使中小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扩展了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了其融资难度。因此,数字经济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

然而,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早期融合期,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加剧实体经济企业竞争,甚至挤出部分实体企业的生存空间。如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辉煌背后,是线下销售实体企业的门庭罗雀,入不敷出。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空间不足将直接影响对实体企业的实际投资规模,加剧资金流向虚拟经济而导致实体企业投资不足。另外,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特征,根据梅特卡夫法则,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扩大网络用户规模提高平均利润进而实现规模经济,而庞大的用户规模能够使企业通过增加销售品种形成“长尾理润”进而实现范围经济。

不难看出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积累起一定规模的数据信息,然而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需要投资大量资金用以建设数据收集、筛选与分析的软硬件设施,企业可用资金减少将导致效率投资规模下降,但实物投资具有一定周期性,存在部分维持性投资,企业可能因此出现过度投资风险。但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后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渐融合,相互促进;数字经济的数据积累过程完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逐渐凸显,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随即减弱直至转变为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