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政策透明度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理性预期理论

源于理性预期学派的长期货币政策中性论认为货币政策仅在短期内会对金融市场体系和实体经济运行产生较大程度冲击，而在中长期则会保持中性立场，即对二元金融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运行不会产生较大作用，保持一贯的平衡均衡倾向和政策偏好中性特征。

 

从经济表现看，短期内对通胀和经济产出具有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作用，但在中长期对具体货币政策执行和实践目标的实现不具有直接影响，即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口径的扩大、央行沟通频次的提高、政策预期执行承诺的口头与书面公告的发布、前瞻性指引和预期管理水平的提高均会使公众提前掌握大部分市场有效信息，降低信息噪声、信息偏差并改善异质性预期；

公众可以形成对货币政策未来发展趋势的整体预判，并通过提前做出前瞻性反应降低政策执行效果，造成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或政策局部失衡；同时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公众具备完全理性预期，能够形成对未来经济走势、政府行为偏好以及货币政策实践方向和调控范围较为准确合意的估计预判。

 

政府部门可通过在短期内调整货币政策影响市场名义指标以及实际经济变量。但在中长期由于公众能够及时准确了解到政府部分的决策目标、决策行为和决策意图，从而调整自身的投资偏好和风险决策行为，改变自身最优资产组合路径和信贷决策投向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状况，从而通过扭曲政策目标形成机制与路径，通过及时调整规范自身预期引导机制对未来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产生准确无偏的理性预期。

在理性预期假设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前瞻性指引建设的完善和预期管理体系的健全规范对于有效实现货币政策执行目标和提高宏观货币调控有效性和稳定宏观经济在长期而言是无效的。

但理论上随着适应性预期、有偏性预期、非理性预期和动态预期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推翻了古典经济学派关于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认为由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性、信息噪声、有偏性预期、债务负担、产权异质性等理论。

 

以及由于金融系统损失、流动性缺失、资产价格波动等现象导致的金融摩擦、金融压力、金融失衡、金融错配、金融抑制等现象的存在，关于预期管理理论的发展逐渐由静态预期向适应性预期过渡，由于公众在长期不具备完全理性，对长期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有偏差非饱和非稳健一致的。

这要求货币当局在适应性预期下，不断加强央行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扩大信息披露口径和前瞻性指引层次以及央行执行承诺和书面预期公告，通过提高预期管理效力和政策公开披露程度来规范前瞻性指引并加强货币政策透明度机制建设，降低政策执行阻力和缩短货币政策调控时滞。

 

在货币政策透明度实践趋势上，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经济滞胀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使得各国对隐秘性货币政策的实践效果提出了质疑，并通过改变单一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积极靠拢、由货币政策多元目标向单一目标制过渡等一系列政策实践操作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规范前瞻性指引、预期管理和央行沟通水平；

同时传统隐秘性货币政策也对央行决策独立性和决策可信度、政策公信力以及信息透明度提出来质疑，不利于央行最终调控目标的实现，比如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会对促进货币政策透明化、加强央行沟通频次和前瞻性指引程度提出新要求，通过合理引导规范市场预期，促使市场主体决策和意图与政府调控动态形成合意，减少政府行政阻力。

（二）时间不一致理论

货币当局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会自发调整自身政策决策和操作框架，导致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和政策实践偏离最优均衡和预先承诺机制，使得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目标、方向和手段在政策前后出现明显不协调不一致，同时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也会背离原先的政策意图与公众预期产生明显差异，造成一定政策不确定性和动态随机性与非均衡。

 

从时间动态不一致产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是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和央行效用函数的动态目标调整机制和政策实践实际范围的对象不一致性、多元性。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的目标看，货币当局的首要政策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和实现经济增长，但由于缺乏前瞻性指引和绝对理性预期，货币当局无法在政策初期就将通胀预期偏差和通胀缺口维持在一个较为合意的水平。

当公众在中长期形成对未来经济形势准确一致无偏的理性预期时，公众自发意识到未来经济发展形势与货币当局当前做出的最优政策执行承诺动态不一致，央行为了实现调控意图会违背之前的最优政策承诺做出相反的决策和判断，选择最优货币政策调控路径和框架，使得政策目标的落实在货币政策出台前后呈现非连续性和非动态一致性。

 

基于此，要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水平、央行沟通频次，健全预期管理体系和宏观货币调控框架并不断规范央行公信力、信誉度和独立性建设，有节奏的扩大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口径和引导政策透明度建设机制。正确引导市场预期使之与央行政策意图形成合力。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理性预期假设认为由于由于公众能够基本掌握市场全部动态均衡的有效信息和央行政策调控意愿，因此货币当局与公众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异质性预期，货币当局提高央行沟通频次、扩大信息披露口径、优化前瞻性指引水平和协调引导预期规范格局从长远来看无法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只能在短期引导市场预期，改善信息传递失真、信息布局失衡和信息不对称、降低异质性预期和有偏性预期对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

 

货币当局没有动力在开始就扩大信息披露口径，释放前瞻性指引信号，尤其是释放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方面的政策信息偏好，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在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适应性预期和非理性预期假说则认为公众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只能基于现实对未来经济发展形势做出适当和局部理性的判断。

对于名义变量（物价和通胀）和实际变量调整过程的（工资和产出）信息认知存在动态调整的周期，且需要在动态的变化中才能基本掌握二者的变动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异质性的预期假设，公众无法在市场均衡实现过程中实现对货币当局调控意图和政策立场偏好信息的完全理解与掌握，这种理解偏差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和实践效果，导致宏观货币调控局部失衡。

基于此，央行要不断优化前瞻性指引机制建设、扩大货币政策公告执行承诺和信息披露口径、完善央行沟通和交流效益并提高央行公信力、信誉度和决策独立性，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与央行意图形成合力，提高宏观货币调控有效性并缩短调控时滞。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以下作用：

 

一是公众与货币当局共享的信息越多，越能降低公众对于货币政策的不信任和不配合，使得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政策博弈由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二是提高政策透明度水平，有助于减少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疑虑和预测误差，降低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率。

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去理解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提高政策透明度减少了不确定性，这对于政策双方都是有益的。另外提高政策透明度还可以提高政策制定者的声誉和发布信息的可行性，有效引导私人部门的预期。

（四）委托代理理论

同信息不对称、时间动态不一致和资产价格波动理论一致，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是源于金融摩擦和金融失衡、金融抑制等金融市场不一致理论。

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由于企业所有者和代理人各自代表的利益目标不同，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也无法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有效评估和监督，这会造成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偏好不一致，甚至导致委托人背离代理人意愿做出侵害

 

代理人利益的行为，使得代理人行为偏离预期最优政策路径和效益最大化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缺乏明确直接而又行之有效的监管方式和制约手段来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决策，委托人和代理人间存在的立场差异和风险识别约束以及道德违约风险会造成委托人无法准确判断并监督约束代理人的信用决策行为和投资策略，对其可能存在的会危害委托方的隐藏行为取法采取强制性的干预手段。

由于政策动态不一致理论，政府不会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一贯的政策目标和决策倾向，他们会谋求自身利益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偏离原始最优路径和公众预期。委托代理理论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搭便车现象、时间动态利益不一致现象促使公众通过谋求一定机制和激励和约束代理人行为，促使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利益趋于一致；

除此之外，还通过提高信息披露程度来加强对代理人的监督。央行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和沟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央行提高政策透明度，减少与委托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从基础条件解决了委托代理理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