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经济日趋不平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为了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与竞争地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有重新抬头趋势。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两股势力相互博弈，对各国经济与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进程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阻碍，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各国纷纷转而寻求通过双边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以促进本国对外贸易发展。扩大自由贸易范围，坚持贸易自由化的道路是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与众多的国家签订了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据商务部统计，截止至2018年7月，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已签署16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4个国家与地区，正在谈判过程中的协定(包括新签署与原贸易协定的升级协定)13例，处于磋商阶段的自由贸易协定10例。中国已经成为贸易自由化的倡议者与领头羊。

随着全球化发展，产品生产与交换模式也发生深刻的变革，国际产品生产与交易已经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发展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再到全球化价值链分工，全球化生产使得各国经济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获得竞争优势，各国企业出现了新一轮的全球跨国并购浪潮。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统计，全球跨国并购总额从1990年的1866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6940亿美元，增加了3.7倍。近年来，跨国并购额占全球直接投资的比重维持在50%左右。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较晚，21世纪前期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不超过10%，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出台各种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保护主义对出口产品设置的种种障碍，避免贸易摩擦与贸易争端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逐渐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道亮眼的风景。从2005-2008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金额从68.41亿美元增长至358.78亿美元；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并购规模增速有所放缓，下滑至234.02亿美元，但在最近5年中国企业并购规模已经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而且，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要形式，商务部数据显示，截止至2017年，中国跨国并购占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为76%。

随着企业跨国并购浪潮的兴起，跨国并购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关于企业跨国并购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三方面：企业跨国并购动因、企业跨国并购经济效应以及企业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研究。关于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研究，Kim和Singal(1993)认为，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源于企业扩张规模获取垄断地位的需求，Buckley等(2008)则认为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是为获取战略资产、自然资源以及实现效率增长、资本增值与经营效率最大化的目标的驱使；Homburg和Bucerius(2005)认为由于企业内部开发新资源以及能力面临约束，为获取技术、专业化管理能力等无形资源，只能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得；谢孟军和郭艳茹(2013)从法律制度视角出发，指出中国企业为寻求东道国更加良好的法律制度运行环境以及产权保护制度进行跨国并购投资。关于企业跨国并购经济效应的研究，Gazaniol和Peltrault(2013)基于法国企业数据验证了跨国并购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积极影响；Larsson和Finkelstein(1999)则将目标公司在并购后企业绩效提升的结果归功于人力资源的整合与组织管理；Dang和Henry(2014)则通过将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对比，发现并购企业股东在发生并购后能获得长期的股票收益。关于企业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Krugman(2000)认为紧缩的信贷与恶化的宏观经济会导致企业低价出售资产促进并购交易；贾镜渝和李文(2015)以发展中国家为讨论背景，发现积累并购经验有助于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率，且影响效果还受到非相关经验、国有股权以及政府层级影响；Banalieva和Dhanaraj(2013)，Malhotra和Gaur(2014)则指出国家间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地理距离也会影响企业并购成功率。Buckley和Casson(1998)构建了一个双头垄断市场竞争模型，研究了不同成本因素变量对企业跨国并购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发现高垄断租金成本的存在将促使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Persson和Horn(1998)研究发现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在于并购成本与并购节约效应的权衡，并且当关税壁垒超过一定程度，跨国并购比国内并购更可能发生。

以上研究从企业和市场角度探讨了企业跨国并购的动机、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以及跨国并购产生的经济效应，但是忽略了国家层面宏观经济政策与贸易政策的作用。跨国并购作为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政策因素显然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如一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企业出口成本增加时，企业有明显的动机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Brainard(1993)发现美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替代关系；Feinberg等(1998)发现美国与加拿大的双边关税的下降会减少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贸易壁垒大幅下降，同时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猛增长，使得传统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互为替代的理论预期与经济现实出现了背离。此后，后续研究开始解释这一偏差。Norman(1996)提出贸易自由化通过出口平台型成员国的出口传导作用，促进对出口国的对外直接投资；Collie和David(2010)通过构建古诺双寡头模型，解释了多边贸易自由化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

总的来说，企业跨国并购关乎国家经济与企业实体的重要生存和发展决策，但目前关于跨国并购与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充分，尤其是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存在较大的空缺，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采用2000-2017年中国企业在116个国家(地区)的公开跨国并购交易数据，本文研究了区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显著的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效应”将使得中国与缔约成员并购交易平均增加110%。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并购国(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会对双方并购交易数量产生显著负向的影响，而并购对象国(地区)的关税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并购国(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开放程度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强本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交易动机。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效应”的持续时间以及第三国(地区)的影响。结果表明“缔约效应”仅具有短期效应，显著期限为两年且促进效果呈逐年减弱，此外该效应在不同行业与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异质性特征，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缔约效应最强；而与第三国(地区)签订新自由贸易协定会促进中国企业对原投资国(地区)的并购交易，这种“溢出效应”的作用效果将增加对原投资国(地区)2%的并购交易。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中国新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非本协议协定成员、现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均存在“排他效应”，新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分别减少与非本协议签订成员1.5%的并购交易、与现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4.3%的并购交易，且分别存在2年递减和1年增强的的持续影响。以上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在促进了中国企业对签署国(地区)跨国并购的同时降低了对非协定签署国(地区)跨国并购数量。

近年来，在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陷入停滞、多边合作举步维艰情况下，各国纷纷转向双边与区域贸易合作。通过双边与区域合作，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成为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本文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关系，文章的结果表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强区域贸易合作是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结果也证实了中国政府目前降低贸易关税，进一步扩大开放战略方向的正确性。此外，本文结论同时也表明，非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尤其是现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将会在区域贸易自由化下的跨国并购中处于交易劣势。因此，从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角度出发，中国政府应该积极主动与贸易伙伴发展双边与多边贸易合作的升级，进一步缔结各种区域贸易协定与互惠贸易安排以应对日趋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切实增强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对此，第一，中国应当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框架下，积极参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发挥大国的国际职责，推进双边以及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第二，深化与现有贸易协定伙伴的双边贸易关系，升级原有贸易协定，进一步消除投资、贸易壁垒。第三，适当开放资本对外投资的管制，简化审批、登记、备案等手续，拓宽企业融资筹资渠道，充分运用金融工具为企业跨国投资提供资金便利与支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来源: 社科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