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不仅有助于定位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进展状况，也有助于识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基于以上重大意义，观察和研究经济结构的方法视角就格外重要。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近日举行的CF40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表示，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三种力量推动。如果不能从这三个维度去观察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是仅仅停留在统计数据的比较，那么这种研究是不充分的。

高善文所指的三种力量包括：第一，人的偏好的变化。随着收入上升、年龄增长，人的偏好会发生变化。这是牵引经济结构变化的关键力量。第二，技术的冲击。所有需求的满足都是用技术去组织实现，技术冲击是影响现代经济社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变量。第三，技术、偏好、资源禀赋、历史以及一些未知因素所导致的动态比较优势及其演化。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些关键的比较优势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动态和不断演化的，与技术进步、弯道超车式的追赶等有关系，这些因素同样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变迁。

“如果没有对这三方面的系统分析，只在某个局部进行点的分析，对做投资、制定政策，以及做经济预测的意义并不大。”高善文说，通过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些政策扭曲和限制行业增长的因素，从而政府可以取消这些限制推动行业增长。这类研究对我们理解经济结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萤虫之飞,不过数步；附之骥尾,可致千里。意思是说，萤火虫飞一下不过几米的距离，如果能够趴在千里马的尾巴上可以很快达到千里之外。现在很多官员似乎都在后悔为什么十几年前没有在浙江工作。如果在浙江工作，他的职业生涯会有很大的区别。现在马云的一个子公司负责人是他创业初期的公司前台。如果这个人当初不是跟着马云，可能他现在还是一个前台，但是跟着马云一起便实现了一个飞跃。

即便是从预测的角度，我们要知道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是有趣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历史上，产业发展总是此起彼伏，排浪式上升的。如果我们能够预测未来哪些行业处于蓬勃上升的风口，无论对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还是投资，乃至政府招商引资都是大有益处的。不过，我们不需要把经济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政策本身联系在一起。

我们非常好奇的是，产业结构是如何演化的。我个人的看法是，从更基本的意义来说，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三种力量推动。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三个维度去观察经济结构的变化，仅仅停留在统计数据的比较，这种研究是不充分的。

第一种力量是人的偏好的变化。随着收入上升、年龄增长，人的偏好会发生变化。这是牵引经济结构变化的关键力量。举例来说，目前中国缺少本土品牌的奢华五星级酒店。但实际上酒店行业并不像装备制造行业那样具备很高的技术含量，也没有很高的准入门槛。酒店行业是一个高度开放、充分竞争的行业。中国之所以没有在国际上名声响亮、对国内消费者也具有号召力的豪华酒店品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以前太穷了，没有对高端酒店的需求偏好。对高端酒店服务的需求一定是收入增长后才产生的偏好。这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最终能够引导酒店管理行业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方向成长。这是收入上升后需求偏好变化决定的。穷苦和富裕两种收入状态一定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也完全不同。

但偏好和偏好的变化不能简单认为与收入线性相关。五星级酒店代表非常精细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享受。中国当前的酒店管理水平差并非因为政府政策扭曲或税收，是因为人民生活很粗糙，没有这方面需求和偏好。莞式服务曾经是全球的行业标准，中国人生活水平不高，但莞式服务代表了对服务极其精细的要求，详细的分工和严格的标准据说吸引不少人去参观学习。再比如大英帝国将鸦片带到中国，而英国人、印度人并不吸食鸦片。

第二种力量是技术的冲击。所有需求的满足都是用技术去组织实现。技术冲击是影响现代经济社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变量。技术差异使原来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比如说外卖、电商物流的兴起，刺激了服务业的发展，这不一定和收入水平有关。最近十年以来，我们可能处于一个与工业革命可以相提并论的巨大技术革命浪潮中，这已经非常深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继续用工业时代对产业数据的研究、对国际比较的研究、对产业政策效力的研究，去把握未来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经济结构的演化，似乎会产生很大的偏差。，如果我们不能了解目前技术的演化，商业模式的变迁、产品和应用的快速变革，那么理解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会很困难。

第三种是技术、偏好、资源禀赋、历史以及一些未知因素所导致的动态比较优势及其演化。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集中于其比较优势领域进行生产，但比较优势并不是资源、劳动力、受教育好坏这么简单，一些关键的比较优势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动态和不断演化的，与技术进步、弯道超车式的追赶等有关系，同样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变迁。例如，中国支付系统原来是很落后的，但现在中国的支付效率赶超欧美，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这是技术、偏好、制度、资源禀赋等共同演化形成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我们做大量自下而上的案例观察，才能使得研究更为丰富和生动。

总的来说，我的观点是，第一，研究经济结构未来会朝哪个方向变迁，哪些行业未来会出现高增长，本身是非常有趣而且重要的，我们无须将它和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第二，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随着收入的变化，人们需求偏好也将发生变化；技术是如何冲击并影响这个过程的。我们正身处移动互联网、智能制造这样的重大革命浪潮中；偏好、技术、资源禀赋之间会形成一个动态演化的比较优势。如果没有对这三方面的系统分析，只在某个局部进行点的分析，对做投资、制定政策，以及做经济预测的意义并不大。

站在现在的角度，确定未来十年、二十年可能成为支柱产业的行业是有战略重要性的。例如，我们有非常大的把握相信，不管未来经济怎样变化，医疗和养老服务的增长很长时间内会显著高于GDP的增长，成为重要产业。这个结论对于中央、地方政府和投资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以及当前制度哪些方面存在严重扭曲妨碍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尽管无法基于产业政策和国际比较做出这么具体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本身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于其他一些具体的行业，我们也多少可以提出类似的判断。

高速增长行业的发展与技术、偏好变化有关。通过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些政策扭曲和限制行业增长的因素，从而政府可以取消这些限制推动行业增长。这类研究对我们理解经济结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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