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是南朝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心雕龙》体例周详严密，论旨精妙宏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

刘勰的时代是文学真正自觉的时代。然文人圈子内，“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学批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曹丕《典论·论文》），各从所好。或“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或“才实宏懿而崇己抑人”，或“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文学批评呈混乱局面。

锺嵘《诗品·序》里也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这种据己之好恶，衡文之优劣的不良状况，肯定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家作品，也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有鉴于此，刘勰试图为文学批评领域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以便批评者“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文心雕龙·知音》）

于是，刘勰“一方面要‘弥纶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纲领，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无标准者得以折衷。”（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刘勰论文，持论平稳，长短兼顾，“同异是非，称心而论，本无成见，自少纷纭。”（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有同乎旧说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折衷，即折中，取正之义。宋代朱熹曾经说：“折中谓事理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取其中，若《史记》所谓‘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是也。”“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折中就是要持论公允，不以一己之好恶来衡文，不做偏激之论。

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南朝的批评家才是纯粹的批评家。……正因为当时的批评家是纯粹的批评家，所以要对各项问题加以持平之论，对各种方法也要适当运用，于是要分析，于是要博观，于是要从分析、博观的结果获得公正的态度。”

刘勰正是通过博观、比较、分析，对他以前著名作家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时人对曹丕和曹植评价，抑丕而扬植，“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他以为这是不公平的。

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文心雕龙·才略》）

兄弟二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各有所长。曹植“思捷而才俊”，他的诗，文采飞扬，他的表，洒脱俊逸；曹丕“虑详而力缓”，他的乐府诗，清新悠扬，《典论》，议论精要。说曹丕相去曹植千里，“未为笃论也”。

他评司马相如和桓谭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文心雕龙·才略》）

既看到作家的长处，也看到作家的弱点。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曹丕《典论·论文》），每位作家都有所长和所短。

刘勰以为文学受个人气质和时代影响，所以他主张评论作品要做到“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文心雕龙·知音》）要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作品，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是所谓“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刘勰运用“折衷”的方法评价作家作品最典型的是《辩骚》篇。对屈原《离骚》的评价，刘勰之前各执一端。

刘安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汉宣帝以为“皆合经术”，扬雄亦言“体同诗雅”。刘勰认为这些评论都不够全面，不符合实际。

他说：“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他从考证《离骚》原文语义立说，认为屈原述说尧舜的光明伟大，称颂夏禹、商汤的虔敬严肃，符合典诰的体例；讥讽夏桀、商纣的行为荒诞不检，感伤羿、浇的灭亡，符合规劝讽谏的意旨；用虬龙比喻君子，用云霓比喻谗邪，这是诗经“比兴”的义例；不忍离去而又不能不离去，每一回头，都掩面流涕，感叹君门之高，难以进入，这是忠怨的话。这四方面是与风雅之义相同的地方。

至于那些“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与经典不同的地方。所以说，《离骚》与经典有合有不合，“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这是因为屈原既取法于夏商周三代，又受战国时诸子思想的影响。

单从宗经这个角度说，《楚辞》“乃雅、颂之博徒”，但从文学的角度看，《离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奇文郁起”，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实。”“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成为“辞赋之英杰”。

总之，《楚辞》继承了《诗经》精神而又受时代的影响，用经典这把尺子衡量有同也有异，但其文采华丽，叙事含情，写貌传神，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刘勰“折衷”的文学批评思想，使他“有殊于流俗”。他批评“嵇康师心以谴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左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都已成为定评。正为此，他才写就了《文心雕龙》这部文学批评理论巨著，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卓然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