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基金治理是一套旨在促进各方高效合作，繁荣行业的游戏规则，那么如何制定这些规则自然离不开某些指导原则。综合各国经验，我概括出其中较为重要的三点，分别说明如下。

首先，缔约自由原则。无论公司、基金，其本质都是契约的联结。既为契约，那么缔约各方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各方也应本着自由、自愿的原则交易、缔约。各方平等，缔约自由，不可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基础。在基金行业中，这个原则至少可以体现在：

（1）只要满足监管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并发售基金产品。换而言之，基金行业准入虽然有门槛，但不应该是审批制，而应是注册制。审批制将行业准入的权利控制在监管机构手中，人为制造了进入壁垒，不仅会带来寻租和腐败，也会限制竞争，使得行业缺乏活力，服务性价比差，损害消费者福利。在中国，基金行业发展时间不长，大众对此感受可能不深，或可参考上市公司发展的经验教训。上市公司和公募基金都是针对非特定对象，也即普罗大众发行证券，影响面广泛，纳入监管是各国共识，但究竟采取审批还是注册制，各个国家模式不同。从我国经验来看，经过多年发展，股票上市发行从审批转为审核，虽有改进，但监管机构审批权力依然巨大，注册制有名无实。后果有目共睹，不足称道。

中国基金，尤其是公募基金行业，应该以资本市场发展为镜鉴，推行强监管，弱审批的行业治理模式，鼓励行业良性竞争，让中国基金投资者获得更具性价比的资产管理服务，让百姓财富得以保值、增值。

（2）基金投资者可以自由、灵活解除基金契约。市场经济中，一般而言，各方可以自由缔约，也可以自由解除契约。但现实中，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针对某些情况，法律往往也会对解除合约有所限制。比如大部分国家的公司法规定，对于公司投资者，也就是股东，是没有退股的权利的，股东只能通过股权转让来完成资金退出。但纵观各国基金相关法律，基金投资者（无论是契约型还是公司型）都有权利随时赎回持有的基金份额。相比公司股东具有更为自由的契约解除权。如果说公司股东不可退股的法律规定保障了公司经营的稳定性，那么基金持有人可灵活赎回份额的法律规定则让基民们在基金管理人面前多了一份话语权，是其利益的一种平衡。

其次，基金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基金是为了理财投资而设立的汇集资金的法律载体，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信托法律关系，以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为核心。信义义务包括忠实义务（Duty of loyalty）和注意义务（Duty of care）。忠实义务包括两条规则：一是避免利益冲突规则，即受托人应避免其个人利益与受托义务相冲突；二是不牟利规则，即受托人不得利用其受托人地位牟利。注意义务要求基金管理人在经营决策时专业、审慎、勤勉。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托管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不对称，很容易出现欺诈、侵占投资者利益的事情，长此以往，会摧毁基金投资者的对行业从业者的信任，对行业带来毁灭性打击。因此从法律法规上突出强调基金信托关系，明确各方对基金投资者的信义关系，甚至给出行为标准（如美国2019年美国证监会正式发布的IA-5248号释令（Release），Commission Interpretation Regarding Standard of Conduct for Investment Advisers，Release No. IA-5248）），是各国基金治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

最后，信息披露原则。各类信息及时、准确、充分，是获得基金投资者基本信任的前提，也是投资者自主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的基础。因此避免基金投资者被欺诈、隐瞒和误导，加强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一直是各国基金治理的重要关切，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自治规则非常丰富。其中除了对基金运行财务状况的信息披露，更重要的是关于如何落实忠实义务的信息披露，以便切实落实基金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规定基金投资顾问必须全面、公正地向客户披露与顾问关系有关的所有重大事实；必须消除，或者至少通过充分、公平披露，揭示所有可能导致其有意无意提供不公正建议的利益冲突。客户可以选择同意或者拒绝投资顾问存在的利益冲突，但其前提是投资顾问对重大事实与利益冲突的披露必须足够明确、详细，使客户能够做出知情决定。可以说，没有信息披露，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信托关系！

事实上，缔约自由、投资者利益优先和信息披露其实不仅是基金治理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金融服务行业治理的基本原则。在这三个基本原则的指引下，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基金从业者相互博弈，竞争合作，精巧繁复又各具特色的基金治理结构与机制由此而生，基金行业也因此繁荣、壮大！毋庸置疑，良好的游戏规则是中国基金行业兴盛发展的基础，但值得思考的是，良好的游戏规则又从何而来？我认为，对基金治理基本原则的高度共识或许就是答案。

内容源自巫景飞个人公众号“商业知行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