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曾实行过某种形式的汇率目标制，即通过盯住某个低通货膨胀国家的强势货币或者由这些国家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从而控制本国国内货币存量、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但在经济开放度和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汇率目标制使得一国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还容易受到投机资本的攻击。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数次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盯住汇率制度有关，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等。因此，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原先的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更富弹性的汇率制度。但是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各国汇率波动频繁，因此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名义目标变量作为货币政策名义锚来加强中央银行的公信力、稳定物价和引导公众预期。在寻找适合国情的名义锚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发现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货币乘数也变得不再稳定。因此，货币供应量目标制也开始不再适应本国金融创新和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于是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公开宣布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或目标区间，并以保持物价稳定作为本国货币政策长期首要任务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限制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框架，兼备了“规则”和“相机抉择”的优点。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下，不仅把较低的和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而且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感，因此能够有效地避免时间不一致性和通货膨胀偏差。自从新西兰1990年率先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已有40多个国家先后陆续放弃汇率或者货币供应量目标制而转向这种新型的货币政策框架。根据Roger(2009)和Svensson(2010)等学者的研究及各国央行公开政策文件资料，已经正式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工业化国家包括： 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正式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兴市场国家则包括： 以色列、捷克、波兰、巴西、哥伦比亚、智利、韩国、南非、泰国、墨西哥、匈牙利、秘鲁、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近年来，采纳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框架的国家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编制的《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发达国家中的日本，新兴市场国家中的印度和俄罗斯，以及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格鲁吉亚、加纳、危地马拉、牙买加、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巴拉圭、塞尔维亚、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等发展中国家也已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框架或者正在为全面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做准备。

　　Taylor(2000)认为弹性汇率、通货膨胀目标制和货币政策规则构成了一个理想的货币政策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如果将通货膨胀目标比喻成航船航海时的目的地，货币政策规则就像是调整风帆和适应风向的行动指南，弹性汇率则有助于一国货币政策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和货币政策规则的早期研究文献大多针对封闭经济，而当越来越多的开放经济的新兴市场国家采用了这种新型的货币政策框架后，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规则及汇率作用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处于发展阶段，各国宏观经济运行也会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受到各种各样不确定性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于在更富弹性的汇率制度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对汇率波动作出响应这一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Masson等.(1998)、Taylor(2001)和Mishkin(2008)等学者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成功运作要求中央银行以追求物价的长期稳定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不应再存在对某一具体汇率水平的承诺。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增加汇率因素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利率和产出波动，而且货币政策对汇率波动过分的关注还会使公众怀疑通货膨胀目标是否居于明确的优先地位，削弱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名义锚的可信度和有效性。Svensson(2000)、Morn和Winkelried(2005)、Cavoli(2008)等学者则认为，纳入汇率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可以将政策利率的调整对经济的总效应内生化，尤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汇率波动对进口商品价格和国内物价的传递程度较高，因此汇率往往还包含了通货膨胀的预期性信息，纳入汇率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功能。另外，如果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较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对汇率波动作出直接反应的货币政策规则还可以减少货币错配风险造成的负面影响。

　　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外汇汇率或外汇行市）两种货币之间兑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一般来说，本币汇率降低，即本币对外的比值贬低，能起到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若本币汇率升高，即本币对外的比值上升，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事实上,对于汇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4世纪初期，在15世纪的时候，罗道尔波斯提出了第一个汇率决定论：《公共评价理论》（又称为供求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货币本身对汇率的影响。到了18世纪，大卫·休谟在《论贸易平衡》中提出铸币平价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货币的价值按等量黄金来确定，两种货币之间的比价，按各自的含金量对比来决定。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保尔·艾因齐格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初步建立起的古典利率平价理论框架基础之上完成了古典利率平价理论体系，其核心观点是远期差价是由两国利率差异决定的，并且高利率国货币在期汇市场上必定贴水，低利率国货币在期汇市场上必定升水。19世纪末，乔治·葛逊在《外汇理论》中提出了国际借贷理论，又称为国际收支差额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只有流动借贷相等时，外汇供给也相等，外汇汇率保持稳定；当流动债权大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大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当流动债权小于流动债务时，外汇供小于求，外汇汇率上升。1992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 Cassel）提出汇率如何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是决定汇率的基础，汇率的变动是由两国货币购买力之比变化引起的。

　　1997年8月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东南亚一带以至韩国的币值暴跌，随后很多人说人民币快要贬值了。如果当时中国解除外汇管制﹐让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会下降一些日子﹐跟着急速回升。当时其黑市汇率低于官方价格﹐很多人认为应当解除汇管﹐让汇率浮动﹐结果是人民币会跌得头破血流。管制外汇与管制汇率是两回事。前者是管外汇的买卖与进出口﹐后者是不让汇率自由浮动。香港没有汇管﹐但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汇率是被管制着的。内地目前还有汇率管制﹐虽然比十多年前放宽了很多。而在内地汇率维持官价﹐是管制着。外汇管制一无是处﹐要解除﹐但要不要让汇率自由浮动是另一回事。很多相关人士认为汇管与汇率息息相关﹐不可分离﹐解除汇管要让汇率自由浮动。昔日的金本位是管制汇率﹐非汇率管制，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也非汇率管制。

　　实际上，在面对日趋纷繁复杂的国际货币关系上，国际社会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其未来的讨论日趋激烈。总体来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会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元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走势。其中1985 年的广场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货币合作方面最重要的范例，其直接目的是扭转美元汇率大幅上升的局面。美元汇率在此前的五年间升值了一倍，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因此被推到了极致的高点。美国商品价格的竞争力下降在国会中引发了规模空前的保护主义，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崩溃的威胁。因此，广场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避免一场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贸易战。当时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五国集团很快达成共识：全球贸易体系处于风险之中，最可行的应对策略就是大幅调整汇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元下跌了30%以上，而日元和马克的升值幅度超过了50%。经过两年的常规时滞后，美国贸易逆差（以及关键的日本贸易盈余）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收窄了一半。贸易逆差是一国内部宏观经济失衡的结果，尤其取决于国内生产与国内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贸易协定和更宽泛的贸易政策，很少甚至根本就改变不了这些关系。特别是，双边贸易失衡的变化对一国的世界地位没有影响，而只是在不同的伙伴之间重新调整赤字。任何纠正贸易不平衡的重大举措，例如广场协议，都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的调整。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因此消退，没有推行任何重大的贸易壁垒政策，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得以维系。其中，中国是广场协议的主要受益者，其经济改革始于20 世纪70年代末，并自80 年代非常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五国集团国家间失衡的加剧，尤其是其他四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原本可能会扰乱世界贸易体系，从而限制甚至破坏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而开放在中国飞速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以及作为汇率调整一部分的韩元及新台币的后续升值，都有助于中国相对一些主要竞争对手提升竞争地位。因此，广场协议纠正的这些失衡，尤其是成功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面对近年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和中国大国崛起涉外经济金融发展诉求，人民币国际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2014年12月我国首次明确“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入2015年下半年，央行有关的各项政策改革相继加速落地，其中以下关键词贯穿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资本项目可兑换、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宏观审慎政策。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灵活性明显提高，但在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透明度、定价区间三方面与“清洁浮动”仍有距离。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随后，中国积极地利用合理的货币汇率实现人民币的崛起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伴随人民币国际化货币环境条件的改变，人民币汇率或从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区间收敛。

　　从根本上可以说，货币既是能量的一种储备形式，又可作为投入产出的度量，并且具有集结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启动社会生产的能力。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概括的，货币是“第一推动力”，并且伴随社会经济复杂性不断增强，需要以指数增加的货币的支持。正因为货币具有集结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启动社会生产的能力，所以，从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出发，货币不但是能量存储载体，货币状态还对应着一定能量状态（主要是指实体经济潜在产出的增长）。对于汇率动态，其不仅包括汇率水平走势、汇率弹性波动，也包括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货币制度优化不同时期以时间贯穿起来的汇率动态演进。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单边走势“从贬到升”、双向波动“从小到大”，市场化形成“渐进主导”的动态演进。

　　在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双向开放大背景下，伴随人民币跨境使用不断提升，经常账户和资本项下跨境交易日渐频繁，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增强，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名义锚的作用下降，作为隔绝外部冲击的缓冲器和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相应增强，汇率政策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变的核心问题。国外主流的DSGE新凯恩斯主义分析对于中国并不是理想的分析框架。DSGE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的英文缩写，也就是宏观经济模型是跨期动态的，带有随机不确定性，且以一般均衡的视角分析经济。但是，DSGE这个缩写却受到观念的限制，其传统内涵远比其字面含义要狭窄。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出DSGE模型的缺陷：以有效市场假设为模型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所涉及部门的内容，金融部门的行为没有很好地得到反映；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实不满足有效市场假设，经济实际运行比较强调经济结构和各部门之间的交叉联系，并且货币化和金融部门行为对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又非常重要。人民币汇率逐步趋向均衡汇率既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是经济新常态趋向长期均衡稳态之必然。

　　如果人民币的汇率水平明显低于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均衡水平（也即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就会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上升，从而带来更多的贸易顺差及经常账户顺差;与此同时，这会使得贸易品领域的投资收益率上升，从而带动更多的国内资源由服务业流向制造业，造成制造业欣欣向荣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汇率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适时的演变、改进和完善，大致经历了汇率双轨期、汇率并轨期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期三个阶段。从长远来看,独立的货币政策、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中国金融管制的必然选择。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2005年我国对人民币汇率管理体制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中国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次性升值2%；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就中国而言,汇率制度改革一直内生推进，而建立＂超主权货币＂的设想由于缺乏有效理论和实践支撑，无法真正改变目前内外受困的被动局面。基于主权货币理论并结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拥有主权货币的经济大国具有不受＂汇率制度＂约束而自主调控经济的灵活性与弹性，中国合理的汇率制度应该是中外经济交往内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过快推动或人为抑制人民币升值不但无助于贸易均衡的实现，反而会影响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进程，而内生、渐进地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不但能够强化人民币的＂货币主权＂，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还可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回锚2003—2013年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不仅出现了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而且出现了持续的资本账户顺差，这种格局被称为双顺差。在双顺差格局下，央行为了避免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实施了在外汇市场上持续用人民币购入美元的公开市场操作。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不断增加，以及海内外资金往来越来越频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间很难严格区分，资本项目管制的效果不断递减，难度有所上升。资本管制不仅无法有效解决汇率失衡的问题，还容易授人以柄，如美国就不时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威胁对我征收高额关税等惩罚性措施，并将之与贸易、国企改革、产能过剩等问题挂钩。因此，这种公开市场操作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迅速上升，从数千亿美元攀升至最高4万亿美元的水平。而问题在于，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原因之一是，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通常很低。事实上，尽管中国一直是全球净债权人，但由于中国海外资产中投资收益率很低的外汇储备投资占主体，而中国海外负债中投资收益率很高的私人投资占主体，因此导致中国成为海外投资收益一直为负的国际债权人。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仅一直借钱给其他国家，还一直向其他国家支付利息。原因之二是，外汇储备规模越高，则由于本币兑外币汇率升值而造成的外汇储备规模缩水的损失就越大；结果之二是，央行因为购买美元而释放的人民币（这被称为外汇占款）规模越来越多。如果央行对外汇占款的上升视而不见，那么这会加剧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升，影响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央行采取了大规模的冲销操作。在第一阶段，央行主要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来吸收外汇占款。然而，随着冲销规模的上升，央行不得不提高央行票据的发行利率（以吸引到足够的国内投资者购买），这就导致央行财务成本的上升。因此，在第二阶段，为了降低财务成本，央行主要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进行冲销。由于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要显著低于央行票据的利率，因此，冲销手段的上述转变的确降低了央行的冲销成本，但这实际只是将冲销成本转移给了商业银行。这是因为，原本可以通过放贷获得更高收益的资金，目前不得不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形式上缴给央行，并仅仅能获得很低的存款准备金利息。最后，商业银行又通过被政策压低的存款利率，将冲销成本转移给中国家庭。

　　总的来说，在面对日趋浮薄的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动荡环境下，如何在保持国内货币稳定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在汇率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达成丰富共识，一直是经济学家不断研究和探索的问题，相信在未来的技术和多面理论的相互碰撞下，汇率这一困扰各国经济交流中的障碍性难题会有更多更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