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的原因：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但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二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改善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问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以及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缺乏出路、城市化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根源。

经济学界普遍地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存在着严重误解。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笔者和笔者指导的博士生写过多篇论文对此进行讨论。针对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地把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指责为重商主义的问题，本书第二章讨论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外贸政策严重违背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自由贸易和大力引进外资政策是重商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而贱卖自然资源和黄金流失则更使重商主义者错愕不已。至于贸易顺差，它只是金本位时期重商主义政策的特征，而在美元霸权条件下，追求贸易顺差则与重商主义大相径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责中国政府实施的是掠夺性的重商主义政策，这种言论如果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出于贼喊捉贼的目的。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变革呼唤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革命：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大力发展高端产业，限制资源出口，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通过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

自由贸易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占据主流话语权甚至“价值观”的地位。但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李斯特的“生产力论”所占据的地位也不可低估。两种理论实际上是为不同的发展战略服务的。本书第三章讨论了我国不要陷入迷信“自由贸易”的误区问题。笔者指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对

  后者实施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所以，我国应破除对自由贸易神话的痴迷，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贸易保护看作与自由贸易具有同等地位甚至比之更重要的政策手段。据此，笔者提出，我国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针对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实施国家保护，这是我国抓住新工业革命历史机遇的前提条件。

第四章“中国为什么要远离‘请君入瓮’的Tpp①”指出，在历史上，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关税保护等制度安排，在国际分工中实现从“坏贸易”到“好贸易”的转变而实现国家崛起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当代世界，“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是“坏贸易”，而“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则是“好贸易”。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通过压缩低端产品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从“坏贸易”逐步实现向“好贸易”的历史性转变。如果我国加入TPP，美国乃至日本等发达国家将通过TPP的制度安排全面控制和支配我国高端产业和国内市场，彻底根除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反之，如果我国不加入TPP，TPP国家的贸易转向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该章的分析说明，赞成加入TPP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一旦人们从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就会识破美国在TPP上对我国“欲擒故纵”的伎俩。事实上，美国企图以TPP围堵我国，只不过是“纸老虎”的行径而已，我国应该坚定地拒绝TPP。

第五章“警惕自主创新战略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原文写作于2013年底。该章指出，当时我国自主创新的体制环境相比2006年初提出这一战略时并没有改善，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货币发行的美元化②导致我国科技创新投入的资金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根本无法与在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自由贸易正在使我国科技创新丧失赖以生存的国内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自主权；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是“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政府无法通过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对中资企业进行支持。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之上，这种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以下要素：保护民族产业及其国内市场，实施主权信贷，使用政府采购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