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资料解释，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计划经济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

计划经济资源的分配，包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计划决定。

计划经济可以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可以避免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复建设、企业恶性竞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

在建国初期，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目标；在对经济管理形式方面，以行政命令方式制定颁布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56年底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中预定的大部分指标。

中国计划经济与苏联相比有四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强调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同时强调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1954年3月，中央又决定：“地方国营企业超额利润可以作为地方工业投资”。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党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了初步总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1956年国务院还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具体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明确规定了地方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凡关系到国民经济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事业尽可能交地方管理；对企事业的管理，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由各部门分头下达的办法。

二是以计划管理为主，同时重视市场管理。由于客观上始终存在着商品市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没有完全取代价值规律，也就不可能用产品经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故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没有放松市场管理，努力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在稳定市场物价中，一方面采取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控制物资和市场价格，由银行控制货币、贷款等行政措施，严厉地打击投机倒把行为；一方面采取了调整工农业产品税收政策和公、私营的税收政策以及发行公债等经济手段以保证财政收入。为了解决粮、棉、油及某些副食品严重短缺的现象，我党又多次依据供求关系调整价格。如1950年10月提高粮棉比价；1951年8月进行全国物价调整，调高棉纱、棉布价格；1953年10月实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后，1954年再次提高棉粮比价；1956年又调低重工业产品调拨价格等等。此外，为了活跃农村市场，在农村集镇上设立了由国家管理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对完成统购统销后的多余产品进行自由买卖，对一般农产品更不加限制。为了活跃城市市场，以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仍提倡在商品品种、质量上的竞争，允许夫妻店、手工业者、摊贩等长期存在。1956年4月，中央指出：“小商店的形式，是我国商业中一种特别发达的形式。”并正式决定凡经营日用杂货、食品杂货、油盐酱醋、纸烟等行业的商店，不合并集中；饮食业小商店大部分不合并组织；“要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商店或小商店在经营上的优良特点”，蔬菜一类的商品应提倡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在价格上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三是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多种计划类型。

1953年8月，中央在关于编制计划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不同的经济成份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它经济成份，实行间接计划。”“对中央各部所属的国营经济，要求作比较完整的全面的计划；对地方国营经济，只要求计划几项主要指标”。1955年又进一步提出：“对于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应加以区别，不能一律看待”。这实际上已有划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思想。据统计，上海1956年按间接计划完成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四是比较注重宏观调控，综合平衡。

这主要表现为在综合平衡上比较重视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与个人，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我们与苏联的模式有较大的不同。1956年11月，陈云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毛泽东强调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也要予以兼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955年8月，中央规定国企超计划利润中的40%可留给企业主管部门使用。当时职工和干部的个人利益主要是通过“按劳付酬”原则领得的工资来实现的。

在处理重、轻、农的关系方面，由于1950-1952年中国农业连年丰收，工业建设也随之有较快的发展，而1953-1954年农业的连年歉收又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正是据于这样一个国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放在了首位。他强调必须重视调整这三者的投资比例，应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既是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更多更快地提高积累的有效途径，并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这表明我党已开始形成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路。

我们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在短期内有助于医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恶性波动，以顺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

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的局面，中财委在1949年关于稳定物价斗争的总结中曾指出：在市场物价问题上的较量，不但需要统一的指挥，而且要有保证实施这种统一指挥意图的能力。就是说，要能做到集中使用力量，灵活调度物资，全面指导物价。薄一波后来在总结这一条历史经验时说：“40年来，我们看过来看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还不富裕的大国里，要长期保持金融物价的基本稳定，经济的基本稳定，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政治与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是不可缺少的，中央有力量，各个地区都会得到益处”。

其次是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运用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奠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物质基础。在“一五”期间，正是由于国家利用手中的行政力量对重点建设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才建成以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一些骨干企业，使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际工业体系的骨架，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说：“原有的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因为，国家政权力量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产生负效应。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反应的局限性，才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责，主要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对微观的经济活动反应滞后，所以应该把微观经济活动交给市场主体一一企业，原来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最大弊端，就是限制和排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包办或代替了本属市场经济主体一一企业的权力范围和微观营运职责。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让市场主体发挥出自己的积极性。

可是现在，还有人对我们建国初期27年的计划经济进行全盘否定，有的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我真的是为这些人感到遗憾，受过高等教育，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学到的是什么呢？

我只能说这些人对中国近代史缺乏全面的了解。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话看问题，不能像一个小孩那样不动脑子，随心所欲。看事情一定要全面的、客观的、去看，不能用孤立地、片面的、静止的观点去看。

对中国解放初期，搞了27年计划经济，也是有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我们不能把计划经济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切割。一、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始，党在根据地生存艰难，经济发展就是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保障供给，量入为出的计划经济，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堵困死中共的目的。二、当时蒋介石实行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结果不说你也知道。三、中国刚解放，基础差，底子薄，又加上美国西方等国家的封锁制裁，再加上国家地盘大，自然灾害不断。如果当时中国不搞计划经济的话，就不是吃不饱饭的问题，而是要饿死人或是人吃人的问题。用票证保存了当时资源分配最大的公平合理，不然小老百姓就会被特权搞得家破人亡。所以说，中国当时这样做不仅是发展工业的需要，也是保障国计民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