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未来中国保持一个比较长期的能够持续地增长速度，需要思考什么是我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大概有这么五个来源：

第一点的话就是我工业化进程结束，我再来一次工业化、再工业化，数字化转型，因为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它本身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所以国内讲数字经济、讲数字化转型讲得非常多，它本身背后是实体经济的最根本的要求，我需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

那工业化完成了再工业化，那跟再工业化相关的一点就是新基建，那么它变成第二个来源。

第三点我还有一个大国工业，不管怎么讲我们现在整个制造业、工业的GDP占比比欧美国家要理想很多，就换句话讲的话只要我们制造业保持一定的体量，那么它本身的话可以拉动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速，这样会使我们经济保持比较高的增速。

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我想讲改革开放，特别是总书记讲的高水平的开放，我们按照国际的标准来建设一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样经济体。那本身的话它会带来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升，就会贡献我们经济增长。

最后其实我们正好处于文明交替的关键节点，碳中和它带来海量的投资、巨大的这种技术变革的可能性，以及新的产业不断崛起的这种可能性，它本身的话可以使得我们增长方式、增长模式有一个范式方面的一个大的变化。

我想这些合在一起之后的话，就基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讲中国经济增长底层逻辑跟碳中和之间这种亲密的那种联系。或者换句话讲碳中和本身它以投资的方式来谋求我们在未来、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仍然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我想这个核心要义的话其实跟底层逻辑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