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自由化相关理论

（一）麦克杜格尔模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麦克杜格尔提出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效应的一般模型，即麦克杜格尔模型。

该模型的核心观点为，各国应放开资本账户管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引导资本流向边际生产力相对较高的市场，从而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二）双缺口模型

有学者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次提出“双缺口”模型，其理论将经济资源划分为三种类型：技术与组织能力；国内储蓄；进口商品和服务。

他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中会受到上述资源的约束，相应地可划分为三种类型：技术约束；储蓄约束；外汇约束。

其中，技术约束主要指企业缺乏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将限制生产性投资；而储蓄约束在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中同样可影响投资规模。因而技术约束和储蓄约束可被归集为投资约束。

外资约束主要是指进口增速大于出口增速引起的经济结构性不平衡，贸易逆差扩大，且外汇资产减少限制了进一步进口，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投资约束与外资约束共同构成了双缺口模型的理论基础。进一步地，他论证了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如果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失去平衡，以投资超过储蓄，存在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的情况为例，等式再平衡产生外资需求，即需要资本净流入，因而需要促进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实现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平衡，达到经济目标增长率。

总的来说，双缺口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制约，在存在储蓄缺口超过外汇缺口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放开资本账户管制吸引资本净流入缓解，以实现经济均衡增长。

（三）金融深化理论及其拓展

二战后期，发展中国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旨在通过限制特定进口商品数量，实行外汇管制等措施扶持国内进口替代品工业发展，弥补工业短板，快速实现工业化。

 

这一发展战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系列“金融抑制”现象。

无独有偶，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后，开始奉行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强化了金融业稳定，但这种稳定却以金融抑制和损失金融市场效率为代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等经济自由化思潮复苏，麦金农和肖针对长期以来出现的“金融抑制”现象做出了深刻剖析，提出了麦金农-肖金融深化理论。

麦金农认为利率是引导储蓄形成投资的通道，高利率可以吸引储蓄者，引导储蓄积累形成实际货币余额，而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为互补关系。

在具体的机制分析下，麦金农认为企业出于扩大生产的需要，大量生产商会产生新增设备需求，要求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同时，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被人为分割，发展不健全，利率被人为压低，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此时实际利率非常低。由于储蓄倾向决定实际货币余额，在低利率条件下储蓄者减少储蓄，造成实际货币余额降低，从而阻碍投资。

这样，整个金融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政府只能相应地采取“信贷配给”政策，由此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产出水平下降，进一步地，收入下降将引致储蓄率降低，从而进一步减少实际货币余额阻碍投资，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压制利率，造成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率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被麦金农和肖称之为“金融抑制”。

针对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认为解除利率管制，使利率反映实际资金成本和供求关系，这样就使投资者必须权衡投资收益和资金成本，从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在此基础上，麦金农和肖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金融自由化与开放，破解金融抑制的建议，如解除利率、汇率、资本管制，实现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开放等，统称之为“金融深化”。

在麦金农和肖金融深化理论的指导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美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开始实行包括放松利率汇率管制、资本流动自由化等金融自由化改革，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这引起了多位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开始在金融深化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完善和拓展。

卡普-马西森模型突破了麦金农和肖的“互补性”假说，关注银行信用体系在货币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渠道作用。

该理论认为厂商所需要的实物资本由银行信贷供应形成，为了达到稳态均衡，需要解除利率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除此之外，卡普-马西森模型也指出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中，需要关注经济稳定，协调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两目标，妥善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

加尔比斯两部门模型突破了麦金农和肖的一部门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制经济结构，从而根据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异，构建了现代和传统两部门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依靠部门间的资源转移。

低效部门由于存在生产技术的劣势，可通过资源转移给高效部门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提高整体投资收益率，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资源转移需要依靠金融中介对资源进行归集和分配，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需要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解除利率管制，引导资源供需均衡。

 

加尔比斯突破了“金融中介引导货币资源积累形成实物资本”的认识，指出金融中介的关键作用在于资源转移，而货币资源形成实物资本只是其中一种手段。弗莱的开放经济金融发展模型将金融深化理论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至开放经济环境中。

他创造性地对储蓄进行了分类，即实物储蓄和金融资产储蓄，这两种储蓄形式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一点在通货膨胀时期尤为显著。进一步地，他指出实际利率的上升并不能带来真实储蓄量的上升，而是增加了资源流动性，从而提高了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在理论上，弗莱仍与金融深化理论观点一脉相承，主张实现金融自由化。同时，他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实际利率每低于均衡利率1%，实际经济增长率降低0.5%。

内生增长理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其核心思想指出，经济增长源于内生动力，而非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金融中介被定义为内生因素，因而影响经济增长。

诸多经济学家将内生增长的思想引入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关注金融中介的关键作用。

他们认为，金融自由化主要是通过储蓄率和资本配置两个通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通过金融自由化改革可以增加储蓄率和资本配置效率，从而增加信贷资源规模，促进银行体系效率提升。

进一步地，金融中介效率提升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忽视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过程性和长期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麦金农针对传统金融自由化理论出现的问题，提出了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

首先，他们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应该保证达到中央政府财政平衡等初始条件。若财政赤字不可控，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会带来通货膨胀和外债水平上升，增加本国金融风险。

其次，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顺序安排上，麦金农和肖也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选择实体部门先开放；国内金融和国外金融，选择国内金融首先实现自由化；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应选择经常账户首先实现自由化。

最后，虽然有少数学者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次序实际上取决于一国的初始条件和内外部经济环境，可不必拘泥于固定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顺序，同时实现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开放。

 

但大部分学者支持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顺序排在各项金融自由化改革项目的最后一位。

他们认为在未实现实体部门和经常项目开放的前提下，首先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会引起利率水平的急剧上升，从而诱使巨额国际投机资本快速进出所在国金融市场，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甚至将导致金融危机。

因此，应把握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的节奏，避免由于改革出现的金融风险。

总的来说，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因为存在利率管制、外汇管制等金融抑制现象，因此需要通过利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等金融自由化措施来解除这些金融抑制现象；

但同时应把握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的节奏，避免由于改革出现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