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与欧美在人口规模效率上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以允许资产沉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具备全民所有特征的公共品，这个公共品连接与运行维护私人所有物的良性增量运行）的方式来生生不息合作共存，可以有效化解人口生命周期的迁移波动。后者不是以资产沉淀的方式，而是以人口生命周期的迁移为驱动，来运行过程，并取得收益（这个收益多指流向私人所有，不指向流入公共服务，优先权重是不一样的），（这也算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在现实中作用上的讨论，也是和平与掠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讨论）。以老挝为例，中国扶植其国内的基础设施，使其自发生成一个增量市场，双方互利共赢，老挝获得了发展，中国获得了外部增量市场份额；而欧美只愿意吸纳可劳动人口进入其产业的序列生产中去。虽然工资相对较高，但其并不参与老挝境内的建设，也不会介入工作周期之外的生存与生产。因为作为廉价劳工的来源地，不需要发展，也不需要富裕，他们要的只有生命周期更新再快一些，才是最有利益的。

即前者是生命周期全过程参与者，后者是阶段性参与，那么以保障为主的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后者的运营情况要大于前者，但实际标准保障指数，前者要大于后者。原因在于，前者在全周期参与所获得的积累收益，大于后者阶段性参与所获的的收益。即后者不具备前者天生赋予的可积累性。而且在参与的过程中，前者不需要支付后者在生命周期角色迁移上的成本。尤其是后者在这个过程中是单向不可逆的。

在此处如不加引导，会陷入一个推理陷阱，即前者工作到生命结束，后者是有工作有退休，这样的一个简单问题，即这是在以后者的概念环境来推理的，且这个已经在学界与舆论界大行其道，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前者的概念环境并不友好。用前者怎么来推理呢？即强保障的愿望诞生于强不安全的预期，且因为后者生命周期角色迁移不可逆，而愈发强化，而前者因为可以根据需要，可以再次参与过程，而弱化了这种强不安全的预期，此处做一个简单案例，即热带地区的居民很少考虑食物的长期储存，因为食物生长周期快；而冷温带就必须对食物有着长期储存的需要，不然冬天是活不下去的。以这个比方做引，即前者在带领人口角色，由温冷带向热带移动；后者带领人口角色，由温热代向冷带移动，直到后者运行艰难，而对前者刀戈相向。

在后者以人口更新为驱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概念，如就业率、失业率，在前者那里是要弱化一些权重的。

在人权上，两种模式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即前者的人权斗争是被弱化的，后者是被强化的。人权斗争也是市场的一个畸形增量方式。

在前者的概念架构里，公共品的增量带动并维护私有品的增量，荣损同共；在后者的概念架构里，公共品的发展需要，以维护私有品的增量来设计发展。两者在公共品与私有品的增减规模与效率意愿上的差别，是不难推算的。

在效率的活跃表现上，后者远远大于前者，毕竟后者活动的人口是挑选过的最优的那一部分比例，但边际增量在和平年代里后者边际增量有限。而前者在边际增量上是没有限制的，尤其是在和平年代。其中值得注意与谨慎的是，最让后者恐惧的是，它无法进行以指数为计量方法的边际规模增量，而前者可以。这中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于是，掠夺之战不远矣，无论是以热战还是以经济战的方式。

在应对本国本地区的人口结构问题上，中国采用一带一路为表现形式，扩大地区市场人口规模，提高人口效率，为本国的人口问题提供缓冲时间。欧美则一直以采用吸收移民的方式来解决。

前者把数字互联经济技术用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可获得与后者更多的建设空间与话语空间。在这个基础上与后者合作也会达到一个双方和谐的合作基础。后者因为信息流的普及而在话语权上最终会走向弱势，而放弃原本掠夺的合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