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2016年美国大选，我们无法忽视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这些作用早在2008年就开始显现，并且在2012年得到过第一次演练。

媒体顾问机构140 Elect 负责人扎克·格林（Zach Green）说，Twitter具有“左右全国舆论导向”的潜力。Twitter消息可以传递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不能报道的新闻，从而助候选人以一臂之力。

前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托尼· 弗朗托（Tony Fratto）表示，Twitter具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潜力——

“候选人能以你所能想象的最廉价的方式与大批潜在选民进行即时沟通。他们不仅可以向数百万人传递某种信息，还能对竞争对手的抨击迅速做出有力回应。”

具体来看，这些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使选民沉浸在同类信息中

传统媒体报道逻辑失效，社交媒体以“社交性”为传播量保障，越擅长制造网络话题的人就越容易在社交圈中被传播和关注。

这就是社交媒体——使用挑衅性语言制造新闻；追求最大曝光量，吸引偏激或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支持者；看重情感，偏爱零碎片断，信息越粗俗偏激，越耸人听闻，传播速度越快，眼球效应越佳。

这样的社交媒体就像胶水一样能把看法相似的人们粘在一起，使他们互相影响，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偏见。

大多数社交媒体用户对于热门新闻的接受十分被动。因此，越会制造网络信息的候选人越容易被网民所熟悉。

（二）为民调提供海量数据资源

社交媒体中呈现了人类在虚拟平台中的“社交”——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互动和分享在平台中产生——这些信息提供一整套人为作用下的指标，逐渐成为民调机构的新宠儿。

在众多失败的民调机构中脱颖而出，成功预测特朗普获胜的印度人工智能系统 MogIA AI， 就是直接从Google、YouTube和Twitter等网站上搜集近2000万个数据点，对全部信息进行完全独立的学习和自主完善，进而成功预测最终大选结果的。

根据Twitter发布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推特平台跟踪器”，自2016年9月以来，除2015年11月被桑德斯反超之外，特朗普在Twitter上被提及总量上始终“艳压”其余总统候选人。

（三）承担收集选民反馈的功能

传统的民调需要通过电话或网络问卷开展选民反馈的收集，但是通过社交媒体等新形式，选民可以直接将自己的观点反馈给候选人。

（四）监督和引导选民投票、捐款

一是开展选举事务提醒。在2010年美国的国会选举中，Facebook在6100万用户的新闻推送中激活了“提醒”功能。

加州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Facebook对34万人的投票参与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当候选人得票数相差很近时，这些投票将足够改变选举结果。

二是利用社交媒体开展募捐。针对 2016年选举，Facebook 开发竞选视频结束后的“call to action”功能，选民可以上传文件，让候选人更好地了解支持者和民众诉求。

Twitter 和 Facebook 成为总统候选人主要的募款平台。选民捐赠后还可以发布到自己的朋友圈，使捐赠效应滚雪球式扩大，有效地帮助竞选者发掘潜在选民和金主。

（五）加剧选民倾向极端化（回声室效应）

社交媒体提供的定制内容，一方面聚集了相似喜好的用户，形成网络社群；另一方面，演算法会根据用户喜好提供内容，让民众接触到的信息同质性越来越高、单一化程度加深，使数字新闻环境加剧了选民的政治倾向两极化趋势。

在2016 年的总统大选里，社交媒体上的机器人账号的规模、使用策略以及将会带来的潜在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

它们会控制和增强网络“回音室”的效果，在定制内容的推送中，高频率推送用户偏好的内容，而削弱其他的立场和观点，使用户获取内容的时候不断强化自身既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