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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巴里·艾肯格林

来源：华章经济金融（ID：hzbook_tzlc）

如果金本位制导致了严重的衰退，那么它的终结是否能将世界从大萧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呢？

根据传统思想，金本位制的废除会导致货币贬值，但是货币贬值并不能改善废除金本位制国家的状况，反而会加剧仍保留金本位制国家中的大萧条。

这与现有证据完全相背离。

贬值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几乎在任何尝试过的国家中，货币贬值都刺激了经济恢复。在废除了金本位制的国家中，价格得到稳定，而本国的产出、就业、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都远远大于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

货币贬值的好处是它解放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不再需要限制国内信贷来维持可兑换性，也不需要在已经混乱的国家中缩减公共支出。当1931年9月英镑被迫贬值时，凯恩斯这样说道：“所有的英国人都为我们的黄金羁绊破裂而欣喜。”

金本位制不仅是阻碍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制度，还是一种思潮。尽管为了采取紧缩政策必须废除黄金的可兑换性，但是这仍旧不足以满足需求。金融危机可能会迫使一个国家废除金本位制，但是并不能使其摒弃传统金融观念。只有抛弃了传统金融观念，经济才有可能得到恢复。

当贬值促进国内信贷扩张时（例如在比利时），国内开支才能推动经济恢复。产出和就业对需求变化做出了快速反应。因为信贷扩张抬高了国内价格，所以国内货币中真正的汇率不会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于国内同行业的开支，以国内货币描述的外国商品开支）。而国际竞争力并没有提高。如果真的发生了变化，那么就是出口开始缓慢上升；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贸易平衡也只会缓慢加强。

在货币贬值并没有促进国内信贷扩张的国家中（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出口扮演着重要角色。

相对于国内商品，贬值提高了国外商品的价格，使得需求转向国内，因此仍然有可能恢复经济。但是国内信贷扩张减少，意味着通货膨胀减少。由于出口更具有竞争力，贬值也巩固了收支平衡。黄金进口满足了随着经济复苏而增加的信贷需求。

但是由于国内需求较低，产出和就业恢复缓慢。英国等国家采取了与这些极端不同的温和措施。其他的国家中（如法国）一旦发生货币持续贬值，他们就会采取措施抵消利益。

与金本位制度相比，大多数国家摒弃金本位制传统观念的过程更加缓慢。在中止黄金可兑换性之后，通货紧缩行为就不太可能受到刺激。官员们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开始扩大货币供给。他们需要在这段时间内使公众和决策者相信，摒弃黄金并不会导致通货紧缩威胁（这是质疑金融传统观念的必要先决条件）。

只有政府对政策进行刺激，最终才能将本国经济引导至恢复的道路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货币贬值不会快速促进完全就业。

因此，导致恢复缓慢的原因是没能采取更加扩张性的政策，而不是货币贬值本身。

对贬值有益影响的分析与大多数文献中的消极评估不同。然而，此处展示的修正主义观点至少在一个方面可以与现有的解释相媲美。

先前的作者强调的是外国竞争性贬值的破坏性影响，即臭名昭著的“以邻为壑”效应。而这些影响并不成立。通过调整相对价格和将需求从国外转向国内商品等手段，贬值促进了倡导国的经济恢复。它在增加国内商品需求的同时，还加剧了国外竞争力问题。

“以邻为壑”效应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伴随贬值的政策本质。贬值国越是扩大国内信贷，进口商品和其他商品的国内支出水平就越高。越是扩大国内信贷，贬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就越少。而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遭受的储备损失更小，并且不必将货币供给调整到同一水平。

外国可能会遭受损失，但是决定权在它们自己手中。事实上它们有能力完全避免破坏性影响。它们也可以选择摒弃黄金并紧缩通胀。如果所有国家都贬值，那么有益影响就会消除这一点并不成立。

一旦废除了金本位制，所有的国家就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没有金本位制限制的情况下，国际合作将不再举足轻重。尽管一旦完成贬值循环，就会将货币间的汇率保持在初始水平，但是这也允许各国采取更加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必须承认的是，贬值的偶然发生方式放大了“以邻为壑”效应。金本位制国家采取了提高关税和紧缩配额等方式来应对竞争力的丧失。这些措施经常被认为是对国外贬值的回击。尽管总体影响不大，但是保护主义是合作中进一步的障碍。

一旦在保护壁垒中扎根，国内生产商就会不遗余力地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在法国等国家中，保护主义者情绪的力量是大萧条国际协调反应协商中主要的障碍。

不可预测的外汇波动同样促进了外汇储备的流动。随着中央银行努力用外汇取代黄金，剩余金本位制国家中的储备压力上升。一个更有组织的贬值（例如1963年法国协商的那样），可以缩小不确定性并缓解对黄金进行的紧缩性争抢。但是只要国家仍维护金本位制，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协商。

最终的问题是各国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坚持金本位制，以及那些摒弃了金本位制的国家为何不更加积极地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固执地不愿解放金色的羁绊呢？这一问题带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讨论，即针对国际经济制定的国内政策的重要性，以及20世纪20年代经济事件对30年代经济结果产生的持久性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各国不同的决策反映了政治力量平衡的不同，如受益于通货紧缩的贷方和遭受损失的借方，或者是受益于贬值的国际贸易商品生产商和遭受损失的国内贸易商品生产商。

农民是贸易商品的债权人和生产者，他们是要求贬值的先锋，或者在德国等国家中，充当要求外汇管制的先锋。劳动力是矛盾的：工人在生产贸易商品的部门和生产非贸易商品的部门间自由移动，并且对贬值等通过降低雇员生活水平来降低失业率的措施的效力产生了质疑。一旦金本位制与银行体系稳定发生矛盾，金融利益中干预货币制度的传统反对就会被消除。

除了改变政治联盟之外，政策决策还反映了历史经验的影响。政府愿意废除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的关键因素是20世纪20年代危机的缓解。

在战争激烈时，各国经历了昂贵且社会分散的通货膨胀。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极端案例中，价格的不稳定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家，虽然通货膨胀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是其影响同样巨大。

决策者和公众仍然认为金本位制和价格稳定是等价的。他们坚持这一观念，直到1929～1931年价格的崩溃证明了其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仍然将“贬值”和“通货膨胀”混用，丝毫没有意识到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可兑换性的中止导致了对价格爆炸性上升的恐慌。

正如1930～1932年期间的德意志帝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于1931年6月向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解释的那样：“现在必须选择紧缩通货，或者是贬值货币。而我们只能考虑前者，因为在经历了6年前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之后，即使是微弱计量的新通货膨胀都是不可接受的。”

并不讽刺的是，在经济大萧条中，人们最担忧的是通货膨胀，因为通货紧缩才是真实存在的危险。正由于这一担忧似乎是错位的，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它的普遍性。

英国、瑞典和美国等国家并没有经历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金本位制和价格稳定仍然得到明确的区分。尽管决策者对通货膨胀抱有担忧，这些担忧并没有达到恐惧的水平。它们更不会担心贬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不稳定、社会动荡和政治骚乱。这三个国家中的官员最后都能够实施提高价格的政策，至少能将其恢复至大萧条前的水平。

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中的政治家则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为它是更深层次社会分化的反映。它反映了战前结算的瓦解，尤其是战前收入和财政负担分配共识的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收入和纳税义务的分配，破坏了长期存在的规范管理分配。人们对于选择恢复战前状态还是保持新的财政体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只要争论持续存在，战后联合政府就不能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公共开支来平衡预算。

通货膨胀与财政消耗战类似。预算赤字存在的时间越长，投资者们就越不愿购买政府债券，财政当局也就越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印刷机。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当通货膨胀上升到难以忍受的高度时，政府才能进行相应调节。金本位制就是这一妥协的标志。废除金本位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争论，并引发另一个极具破坏性的通货膨胀循环。

因此，明确区分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知识上的粗心。这两个概念的强大组合来源于共同的政治压力，而正是这一政治压力引发了战后的这两个现象。

消耗战非常具有破坏性，因此它对大萧条中，战前清算受到最严峻挑战的国家中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抑制作用—这些国家的财政制度受到极大改变，财产遭遇严重破坏，而收入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分配。此外，所有欧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这些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考虑额外的因素来说明它们为何产生不同的反应。

国内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在某些国家中，政治制度对妥协的希望产生了阻碍，而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消耗战则最棘手。

在比例代表选举制盛行的国家中，对于政治少数派来说，获得国会席位相对来说更加容易。政治候选人的策略是迎合小部分利益集体。政治党派迅速增加。每个缴纳额外税收的团体都有一个获选的代表来阻碍这一政策。

政府必须联合起来，不管是共同组成议会多数派的政党进行正式联合，还是由其他党派支持形成少数派政府。当政府试图调整财政问题时，受到不利影响的政党会撤回其支持，从而导致政府垮台。

相反，在多数代表制的国家中，边缘党派的立法意见更可能被拒绝。在选举系统中，在选举地区得到多数或简单多数投票的政党是唯一的代表。对立法多数派的保护使得政治党派缓和为了吸引选民而做出的行动。多数派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提高税收—罕见地由少数派支付；也能更有效地减少转移—通常由少数派获得。

有些国家的制度使其难以保持政治稳定，因此这些国家有足够的理由担心通货膨胀，从而难以对大萧条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法国等国家对政治体系进行了改革来缓和以往对比例制的重视，而人们则担心废除黄金可能会导致新一轮通货膨胀恐慌。尽管不再适用，但是前10年的经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历史记忆为整理和分析经济事件提供了框架。

其他作者也注意到，当情况发生彻底改变时，决策者们仍倾向于继续以历史为参考框架。此处的观点并不相同。公众也使用这种方法来借鉴历史。这进一步促使决策者沿着同样的方向犯错。公众担心废除金本位制会导致通货膨胀危机，因此一旦危机发生，他们很有可能会出售金融资产，使得这种担忧成为现实。因此，决策者们需要谨慎考虑此类行动。

一般政策和针对金本位制的特殊政策都在经济大萧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大萧条发生的关键因素，也是恢复经济的关键因素。

但是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凭空的。决策者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历史经验（首先是金本位制，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是20世纪20年代的通货膨胀）会改变他们的看法，调节他们的行为，并对经济事件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