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学研究范式主要有两种：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规范性研究，就是以一定的价值标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实证研究则是通过样本观测数据的分析验证得出结论。规范性研究强调演绎推理、价值判断；实证研究基于客观事实的检验分析，强调结论要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事实上，推崇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实证经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其基本特征是对未来进行预测，并且将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从而考察其精确性和一致性。他强调，现实假设与理论有效性是独立无关的，一个命题是否是科学的，要看其是否能证伪或被否定，能被否定、被推翻，则其是科学的；反之就是非科学、形而上学的。而规范经济学代表人物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则认为，经济学是建立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特定联系基础之上的，必须区分经济学研究的实证性和规范性，将经济现象的经验事实与社会伦理道德完全隔离开来是绝不可取的，可以强调实证科学的重要性，但决不能贬低和排斥规范方法。他们强调，规范性的规律和价值判断依赖于人类的主观意志，并且始终处在不断修正和完善过程之中，规范经济学中的原理、假说、论证不一定非得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实证模式，经济学结论的对与错、是与非并不源自经验现象的观察结果，而是源自人类对行为规范的倡导。

虽然为了各自所持的立场和认知，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曾有过激烈的论争，但最终并没有得出一致性意见，反而是这一议题被搁置下来，经济学研究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且，西方典型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微观经济学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理论上一体化的趋势。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微观基础、微观分析中的宏观意义，继而选择从微观层面的经济人行为出发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或者乐于从宏观研究中观察微观经济世界。这使得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边界渐趋模糊。因此，区分一项经济学活动中的研究范式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而且也是困难的。所幸的是，无论是使用严谨的逻辑推理，还是依靠客观事实的检验分析，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在于揭示经济现象的本原，提高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提高国民福祉。因此，殊途同归，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目标指向是相通的，这决定了两种研究范式互通共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讲，研究目标、研究结果是根本，研究范式是形式、工具和手段，并不构成研究活动的决定要素。事实上，现代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事实影响因素众多，单纯的规范性研究或者单纯的实证研究已无法应对日趋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经济、资本市场、产业升级、跨国贸易、科技革命，等等，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彼时经济学家的设想和预期，极大地挑战着当代经济学家的认知、智慧和研究能力，颠覆着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和研究思维。显见的是，再严谨的逻辑推理也难以导出经济危机的治理良策；再理性的价值判断也无法定性所谓“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再全面的经验观察也尚未触及微观世界的所有经济个体；再精准的数理运算也不能预测复杂经济现象运行的必然结果；再科学的事实检验也未能洞悉经济现象背后的随机因素。更多情况下，经济学研究既需要实验观察、数据处理、样本分析，也需要假设检验、演绎推导；需要研究手段、研究范式的多元化。

当下，中国经济学界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经济学研究精细化、数学化，相当多的经济学论文追求数学模型的唯美，数理推导的严密，语言表述的雅达；追求成果的所谓的学术性，而忽视了研究内容的价值，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解决，使研究超然于客观现实，成果无益于社会，无益于大众，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精神，背离了科学研究的本质。因此，经济学研究应该正本清源，强调科学研究的精神，追求科学研究的本质，倡导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

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探索本原，追求真理。故而科学研究的成果必须源于实践，经得起实践检验，是实用的，是能为人类服务的。自然科学成果之所以比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受宠，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自然科学成果更能直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更能直接促进人类福祉的提高。因此，经济学家要把解决问题、服务人类作为一切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需要认识到，无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有其局限性，都有不足或缺陷，二者需要互补，而不是排他。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范式要服从目标，无论选用何种范式，都不能脱离根本，都要服从目标。价值判断不能存偏见，事实陈述不能带主观，个人选择不能留偏好，实验分析不能有虚假。研究中，需要价值判断便作判断，需要样本分析就作分析，需要实证检验就作检验，研究范式可以是规范性研究，也可以是实证研究，还可以是其他形式的研究，这是当今经济学家应该秉持的科学研究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