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基于体系的设计、建设和运行经验，是体系成熟的表现，具有理论与实践衔接的重要性，也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用体系模式能够抽象和放大其在信用治理方面的工具性，是其取得国际认同的桥梁。社会信用体系理论模式用于阐明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作用和愿景，实现体系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理论论证和衔接，有助于社会信用体系在功能结构上的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工程模式是以工程项目形式向国际输出中国创建的信用治理方法，以及传播制度性的中华诚信文化，有助于中国参与信用领域的国际治理和规则制定。将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化，将保证模式的完整性，涵盖从模式创建到模式推广的全过程。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运行，使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发挥出关键性作用，逐步成为我国主要的经济社会治理工具。二十多年来，我国已经积累了许多社会信用体系运行的成果经验，信用治理的效果十分明显，形成了信用规则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模式的客观条件趋于成熟。

一、 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化概念

“模式”是主体结构和行为的一般样式，而主体可以是物质性的事物或精神性的思想。模式用于描述主体不断重复出现的、稳定或稳定变化的结构，抽象出隐藏其中的规律和关系，说明其结构的主观理性形式。通俗而言，模式是指前人经验的抽象和升华。在实际应用中，模式起到连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纽带作用，指明解决方案的核心所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例如，东亚经济模式和莱茵经济模式属于宏观模式；商业模式中的多方平台型模式或长尾型模式属于中观模式；各类技术模式则属于微观模式。

通过一系列理论和技术创新，又历经二十余载的设计、建设和运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功能已经初步完善，形成的信用规则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还引导政府改变了传统的市场和金融监管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

社会信用体系在四大领域的信用治理有效性显现之后，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公共型社会信用体系发力，国际上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使用的一种治国新手段。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回答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一系列问题，诸如社会信用体系“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则是提供答案的最佳方式。

理性而言，社会信用体系模式是客观存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模式探索》文集，是信用理论界和信控服务业界将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化的初次尝试，标志着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化研究的萌芽，以及让其成为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重要话题的期望。

在方法上，研究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就是将社会信用体系的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功能、框架结构和运行方式做出的理论性和技术性抽象，以简单形式刻画出其要素和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理解或传播社会信用制度文化的方法论，以及工程化复制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信用体系模式是对体系运行成功经验的归纳，能够直观解释其对市场和社会实施信用治理所采用的方法论和标准样式。

采用模式化方法描绘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基于工具性视角对它进行剖析，能直指它的本质所在，便于人们了解它。将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化，可以展现其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信用体系的结构和运行原理进行分解，使这个既复杂又庞大体系的物理结构和精神文明性呈现出一目了然的完整形象，帮助人们快速认识其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包括寓于其中的价值观、文明要素、制度文化和道德伦理。

本文所指的“模式化”包含从模式创建到模式推广的全过程。

➥从模式化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国家对经济社会实施信用治理的方法论及其物理形态的设施支撑，将社会信用体系看作是一种可用于经济社会治理和文明建设的技术工具。

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可分为两类，一是基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在学理意义上的“理论模式”；二是基于社会系统工程学和信用管理技术的、在推广意义上的“工程模式”。构建理论模式具有学术意义，除了结构和运行逻辑之外，还有助于世人认识和理解社会信用体系的愿景，包括政府推出基于体系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政策。构建工程模式的目的是为了以工程项目形式输出社会信用体系奠定基础。

将社会信用体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化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模式化中国的成功经验，学界对此问题早有深刻认识。“对中国来说，中国模式既已存在，那么重要的就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

➥从中国角度看，国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逾二十年，取得了丰富设计和运行经验，证明了它在经济风险控制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有效性。将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向国外解释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治理上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和文明观，即中国用什么方法跨越工业化阶段的道德陷阱，以及信用治理方式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让国外了解，在工业化时代（可延用至后工业时代），因使用社会信用体系这个信用治理工具，中国会收获怎样的适配信用经济和数字经济的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以及如何使中华文明中诚信文化传统回归。因此，对于已经运行社会信用体系多年的中国来说，将社会信用体系模式化视为一种使其得到国际认同的方式，有着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 社会信用体系的理论模式

社会信用体系的理论模式是对体系的核心特征进行整体性分析，是对体系的设计思想进行理论提炼，用以说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及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设计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是由我国创建的超大型信用治理体系，在我国的治理工作覆盖范围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大领域。社会信用体系用信用信息基础设施提供“数据驱动”，具有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是用社会系统工程学术语描述的“复杂巨系统工程”。

社会信用体系设计所依据的核心理论是信用管理理论，在方法上对征信体系中的主体和客体关系做了颠倒。信用管理方法对信用风险采取事前防范、事中转移和事后控制的全程信用管理模式，并援引征信、信用评级、信用评分、信用保险、商账管理、信用担保等诸多信控服务业分支提供嵌入式的外部技术支持。当然，影响社会信用体系设计的其它理论还包括信用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技术工具则主要包括征信、信用评级、戴明环、信用监管等。从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和技术渊源看，它必然具有一般性和通用性的属性，成为凡市场经济国家均可使用的市场或社会治理工具，不应因其只有中国经验而被定义为“只适合中国”的一种特殊工具。

在2003-2012期间，我国展开过市场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尝试，其间创新了“城市信用体系技术”和“行业信用体系技术”两种技术方法。在2014年之后，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重点推动了公共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交予的建设任务，其间创新了“社会信用”概念和应用。鉴于公共型社会信用体系的性质，在《关于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的指导下，对信用规则中的法律规则部分发力，大力推动社会信用立法和信用标准化工作，使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步入法治化轨道。另外，技术工具箱的新工具不断增加，例如居民诚信分、信用+、信用承诺、信用修复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社会信用体系的设计思想和理论依据仍是一脉相承的。

通过上述背景介绍可以看出，社会信用体系的工具性是明显的，由物质及精神的技术路线清晰，前期的治理工具特征明显，而后期的社会道德（含公共道德）建设工具特征逐渐显现。当然，对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模式，体系的治理工具特性尤为重要。

由于社会信用体系所具有的数据驱动、多功能性、可调谐（能伸缩）性等特点，它可以被用作市场治理工具，也可被用作社会治理工具，而且能将其功能延伸到政务、司法和网络社会。也就是说，对社会信用体系“是什么？”的回答是，它可以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治理工具，能满足一国实现经济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 关于 “做什么？”的问题，涉及设计社会信用体系的愿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角度看，一旦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时代，就会遭遇“道德陷阱”。如果说18世纪英国爬出道德陷阱使用的是“百年道德重建”这只“拐杖”，那么能应对更为复杂的经济信用、社会诚信和公共道德问题的社会信用体系，就可视为是能助力一国跨越工业化时代道德陷阱的桥梁，成为快速且能整体性提升一国文明程度的利器。社会信用体系以诚信建设为切入，能对一国社会道德重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且在技术上能适应信用经济、数字经济和网络社会的发展。从发展经济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其基本路径是让守信的人获得有利对待（奖励-激励）和让失信的人获得不利对待（惩罚-惩戒），最终建起符合当代经济形态的商业伦理。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以“天罗地网”式的覆盖解决失信和违规引发的社会公共问题，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信用体系在中国实践还说明，体系的功能还可以扩大到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领域，甚至进一步延伸到反腐败和反恐领域。社会信用体系的愿景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