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党的十七大我国就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的重大战略决策。伴随着一系列创新战略的实施，我国以R&D经费为代表的创新投入逐年增长，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0.9%提升到了2014年的2.1%，已经超过了英国接近法国的水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伴随着R&D经费投入比重的不断提升，我国专利数也呈现了爆发式增长。但是，中国的创新活动就如经济增长一样，地方政府也陷入了“R&D崇拜”，认为只要是投入足够多的创新投入，地方的创新水平就能获得有效提升。但是，R&D巨额投入的背后，我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回报。对于自主创新的“过度迷信”使得我国创新活动也已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沼。

创新活动从模式上可以划分为模仿性创新和自主创新，从实际效果上，我们并不能区别哪种模式好哪种模式不好。我在《管理世界》上的一篇论文恰恰论述了对于区域发展严重不均衡的中国，创新模式的选择一定要与自身的要素禀赋相契合，这样才能取得有效的技术进步，创新驱动战略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这篇论文从产业政策视角，阐述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公共政策中的创新模式选择政策如何影响了一个国家生产效率。这可能对于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论文的讨论过程

对于在产业转型中是否应该实施公共政策，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意见。经过六七十年代公共政策的失败，八九十年产业政策基本上完全消失。不过，近些年来，产业政策又开始重回人们的视野。目前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是否要实施产业政策，主要有两种观点：新自由主义观点，即主张在产业转型只需在市场的作用下推进，而并不需要多加干涉。新结构主义观点，即可以选择性利用产业政策。但是，作者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怎么实行产业政策而并不是是否应该实行。

本文通过建议一个理论框架，基于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阐述了由模仿到创新的产业转型中公共政策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作者设定了两种模式，一种是无产业政策参与模式，一种则包含产业政策。作者认为，制造业是一国发展的动力所在，且制造业与各行各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通过制造业转型带动国家经济转型是可取的。制造业从模仿到创新可以带动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作者设定了如下的分析结构图：

作者将经济活动分为五个部分：①生产同质产品的部门②生产中间产品的两个部门：包括生产当前核心产品和继续加强当前核心产品的部门；③相对于上述两个部门的设计部门。如上图所示，模仿活动在缴纳一定的许可费以后就可以生产核心产品，此时只需要非技术性的劳动力，基本的公共设施就可以完成。反之，对于创新部门来说，是对当前技术的加强，需要技术性的劳动力和先进基础设施的辅助。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工人根据相对工资来决定自己是否要成为技术性人员。该模型的关键之处在于能够计算当前经济中模仿活动的总量与总研发活动的比率，而这个比率能导出产业结构指数。

紧接着，作者将经济政策干预分为三种情况：改善基础设施，降低培训成本和知识产权保护。作者分别对这三种方法实施后的作用进行了诸多的实验测试，发现：（1）改善基础设施有助于增强知识的外溢性，但却不利于创新且对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减小。不过，在转型初始阶段必不可少；（2）降低培训成本，劳动力更愿意参加培训获得技能，但是由于技能型劳动力增大，反而对非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增加，工资相应的也上升。因此，这项措施带来的效应具有不稳定性。但可在转型的第二阶段使用，增加技能型人才的数量。（3）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后，创新带来的收益更大，则企业更愿意投入创新活动。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是最为有效的产业政策，也属于最终成功转型的最关键的阶段。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模仿性创新可以使得一个产业在开始阶段获得明显的效率提升，并最终使得整个国家获得创新活动的收益。在工业化开始阶段，一个国家应该着力改善基础设施水平。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创新模式转换时机不正确，转换的条件不具备，那么强制性的推动本土化的自主创新会导致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一些启示

这是一篇带有政策意义的论文，并没有严格的学术论文中的计量模型，但是对于中国创新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有一些启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新常态，无论是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都是提升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创新在未来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但是，我们需要对目前实施的创新政策进行一个有效的评估：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积累是否完成？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存在一个门槛条件？如何有效激励科研工作者的热情与成效？创新的公共政策制定是否已经到了另一个“时间窗口”？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只有正确有效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政策，才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