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下简称“剪刀差”）说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农产品和工业品按照现行市埸价格体系相交换时，农产品的价格通常会低于其价值，而工业品的价格通常会高于其价值；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这种不等价交换的现象还会越来越加剧。如果将此现象画成一个图表，代表工业品价格的那条线会相对于其价值不断地上升，而代表农产品价格的那条线，会相对于其价值不断地下降，在同一张图表上，这两条线就好象是一把张开的剪刀口，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现象叫作“剪刀差”。这个“剪刀差”现象，最早是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时发现的，以后被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承认并写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

首先要说明的是，“剪刀差”这个概念，只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个概念。因为上面所说的“价值”概念，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概念。西方经济学大多不承认劳动价值理论，所以，也就不存在“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这类的说法。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一件商品的价值量多少，是由生产这件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就是劳动者使用当时社会一般的（或标准的）生产条件用平均的劳动强度来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比方说，在纺纱这个生产领域里，如果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用手摇纺车纺纱，那末，手摇纺车就是社会一般的（或标准的）生产条件，如果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用机器纺纱，则机器就是社会一般的（或标准的）生产条件。

如果有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他们在生产中都使用了他们各自生产领域里的一般的（或标准的）生产条件，而且，他们的劳动强度也相当于他们各自生产领域里平均的劳动强度，那末，就意味着他们在生产中都使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末，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个农民1小时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与这个工人1小时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在价值量上是相等的。如果假定，这个农民和这个工人在1年内或1月内的劳动小时数相等，那末，这个农民和这个工人1年内或1月内分别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在价值量上也是相等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原理，在市埸上，不同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价值量相等的商品可以相互交换，比方说，一个农民1年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在市埸上，应该能够换得一个工人1年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但是，现实情况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工人1年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可以换得一个农民1年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好几倍，而且，这个倍数仍在不断地扩大。

这里再说明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可分为C＋V＋M，其中，C代表从各种生产资料（如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等）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V＋M代表劳动者在生产中新创造的价值，其中，V代表新创造的价值中相当于劳动者报酬的部分，M代表剩余价值，即形成利润、利息、地租、税金等非劳动者收益的价值。上面所说的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1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应该价值相等，指的是他们生产的产品价值中V＋M部分相等。

那末，上述“剪刀差”的现象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如果我们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农民一年中劳动的时间普遍比工人长，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强度也比工人大得多。有人说，工人干的是复杂劳动，农民干的是简单劳动，那是因为说这话的人没有亲自从事过农业劳动，一个熟悉农作物生长过程和全套农活的农民，其劳动远比普通工厂里的一个操作工要复杂得多。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都无法解释“剪刀差”形成的原因。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无论是农产品的价格还是工业品的价格，都是由政府统一规定的“计划价格”，所以，人们怀疑，政府在规定计划价格时，是否人为地将农产品的价格定低了，将工业品的价格定高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剪刀差的存在持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剪刀差”的存在，在理论上持否定态度。无论在当时出版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的各种媒体文章中，还是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相关讲话中，都认为，“剪刀差”现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原则的，是对广大农民不公平的。

所以，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产品调高价格，同时，也多次调低工业品的价格。但是，调价以后的测试结果，发现“剪刀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依然越来越大。

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的农村集市上，1盒火柴可换4个鸡蛋，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1个鸡蛋的价格为8分钱，而1盒火柴的价格为2分钱，即4个鸡蛋可以换到16盒火柴，也就是说，鸡蛋对火柴的比价提高了15倍，但是，经测算，鸡蛋与火柴之间的“剪刀差”不仅没有缩小，反倒是更大了。因为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农民生产鸡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有限，所以，生产1个鸡蛋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生产火柴的工厂却实现了技术革命，用高效率的自动化机器生产代替了原来的半机械半人工生产，生产火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数十倍，也就是说，工人生产1盒火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一个火柴厂工人1年生产的劳动产品，可以换得更多农民1年生产的农产品。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政府每实行一次农产品全国范围内的调高价格，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农产品提高价格，必然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开支，所以每一次调价的同时，还必须给全体城镇居民发放粮食补贴和副食品补贴，这就要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了。

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这样说的，虽然“剪刀差”的存在不合理，但是，我们在现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不可能立即消灭“剪刀差”，只能尽量不断缩小这个“剪刀差”，直至最后将其消灭之。

第三个问题：我国现在还存在“剪刀差”吗？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在我国现行的市埸价格体系中，“剪刀差”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可能比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剪刀差”更要大得多。

因为现在我国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推崇的是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屑一顾，所以，在现在的经济学论著中，极少有人谈到“剪刀差”。更有甚者，某些人压根儿并不了解“剪刀差”的含义，却将“剪刀差”问题用作了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攻击的工具。

为什么说现在的“剪刀差”更大了呢？事实是很清楚的。据了解，我国目前大多数地区种粮食的农民，辛苦一年所生产的粮食，如果折算成钱，再扣除他一年内所耗费的各种生产资料的成本（如种籽、化肥、农药、农机折旧、汽油柴油等，不包括他及其家庭成员1年内所付出的劳动），1户农民的1年净收入只不过是几千元钱，这几千元钱只够勉强维持自己家庭一年的生活，连供孩子上学读书（更别说是读大学了），供老人看病，供儿子娶媳妇都很难很难。要想挣到钱，要想供孩子念书、供老人看病，男性青年要想娶媳妇，只能离乡背井地进城打工，哪怕是到建筑工地当劳工，一个人每月少说也能挣到四、五千元；哪怕是到私营老板的厂里做工，一个人每月也能挣到三千多元；哪怕是给城里人的家庭当保姆，一个妇女每月也能挣到几千，怎么说，都比留在老家种地挣得多。

我们都知道，现在农民种地已经不必向国家缴纳农业税了，原来给集体交的“三提五统”也大多减免了，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留在家里种地的农民，其一年劳动所创造的价值V＋M，基本上都是农民自己独得了；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其一年所创造的价值，他只得到了V那一部分，至于M那部分，则要转化为老板的利润、企业上缴国家的税费、银行的利息，等等，而且我们都知道，工人所得到的V部分，比起M部分来，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即使这样，打工农民所得到的他所创造的价值中的V的部分，依然比种地农民得到的几乎全部V＋M还要多。这就充分说明，目前“剪刀差”依然严重存在，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剪刀差”的存在，种地农民辛苦一年生产的农产品，如果按现行的价格折算成钱，还远不如进城打工农民所得，更不如那些进城经商的农民所得了。

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农产品的价格，还是绝大多数工业品的价格，都放开由市埸自由调节了。在市埸自由调节的情况下，“剪刀差”仍然严重存在，而且越来越大，这就说明，“剪刀差”并不是新中国前三十年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人为抬高工业品价格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这同时也说明：市埸并不是万能的，市埸并不能实现所有商品的“等价交换”。

再举个例子，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我国的粮食价格上涨了20多倍，蔬菜价格上涨了50倍到100倍，而大屏幕彩电，现在的价格却比上世纪八十年代低很多很多，而且性能更先进、质量更稳定。照理说，“剪刀差”应该缩小了吧？但是，种粮食、种蔬菜的农民依然很穷，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依然在赚大钱，说明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剪刀差”依然在扩大，原因就在于，在过去这些年里，电子产品生产领域里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领域里的技术进步。

而且，我们还发现，“剪刀差”不仅在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存在，在农产品内部也存在，例如，种蔬菜的农民就比种粮食的农民收入高，种茶叶、种鲜花等经济作物的农民又远比种蔬菜的农民收入高，等等。在工业品内部也普遍存在“剪刀差”，例如，纺织业等一些传统的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企业，其利润率就相当低，而生产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企业，其利润率就相当高。

当然，西方经济学从来不为“剪刀差”的理论问题烦恼。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为什么生产有的商品不挣钱或挣钱很少，是因为这些商品的“附加值”低；为什么生产有的商品能挣大钱，是因为这些商品的“附加值”高。至于为什么有的商品“附加值”低而有的商品“附加值”高，西方经济学家们从来不作解释，似乎“附加值”的低或高，是一种商品天然的属性。

第四个问题：如何才能消除“剪刀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今也无法说明“剪刀差”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所以，也无法提出消灭“剪刀差”的根本途径。

但是，总结以往的经验，我们发现，“剪刀差”的扩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相关。正是因为在过去这些年里，工业领域里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领域，这才导致了“剪刀差”的不断扩大。那末，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推论：如果让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超过工业，“剪刀差”就会缩小？如果让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持续地、大幅度地超过工业，是否最终就可以消灭“剪刀差”，甚至形成“反剪刀差”？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看到过一个资料，美国有一个家庭农埸主叫韩丁，整个农埸只有他一个人，他种了1500多亩地，每年生产粮食100多万斤，而每年只劳动150多天，其余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据说美国的拖拉机在耕地时奔跑的速度，比汽车在公路上奔跑的速度还要快；据说，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现在的农田不是传统的方块形状的，而是圆形或椭圆形的，为的是更便于无人驾驶的拖拉机耕作，这些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按事先设定好的电脑程序工作，或者是由人在室内遥控操作；美国家庭农埸的播种、施肥、喷洒农药和除草剂等工作，都不必自己动手，而是由专门的服务公司来完成，农埸主们事先跟服务公司签好合同，到时候打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粮食收割，则使用大型高效的联合收割机，集收割、脱粒、秸杆粉碎为一体，收割后的粮食用大型烘干机烘干后入库。

所以，据有关资料，美国的农业劳动者都属于中产阶级，每年的收入要比城市一般居民的收入高得多，因此，美国也就不存在什么“剪刀差”。其他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也大致如此。

所以，要消灭“剪刀差”，要实现务农收入赶上并超过进城务工、进城经商的收入，其有效途径很可能在于需要极大地提高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我国政府目前在提高种地农民收入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已经免除了对农民的全部农业税，甚至还给种粮农民发放补贴。但是，“剪刀差”的严重存在是由客观市埸形成的，背后真正的形成机制我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政府财政的力量毕竟是很有限的，无法对抗强大的市埸客观规律，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其破坏作用。要想真正让种地农民的收入超过进城打工或经商农民的收入，从而将优秀的农业人才长久留在农村，只能是让我国目前的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我们在短时期内能做到吗？这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