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资本全球化的主导者与推动者。美国的地位还不止于此，它的货币美元在全球化时代还充当了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世界央行，美联储有意或无意地发挥着替代的作用，其货币政策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于世界的资本流动都起到了调控的作用。

就经济史而言，美国长期是一个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形成了大致类似于当时欧洲的财富分配结构，当然也有起伏，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曾通过再分配手段对最富有美国家庭的收入有所调节，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资本全球化凯歌行进，跨国企业致力于寻求实现商品价值内利润份额的最大化。

这里引用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严谨却也有趣的数据，1975至2015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3%，其中顶层10%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1%,顶层1%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3%，底层50%人口的人均收入年均0增长。作为对比，1950年至1975年间，美国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相对缓和，而同一阶段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2.3%。

贫者愈贫，富者恒富的结果是，当下的美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在收入分配上，从1978年至2015年，该国顶层 1％人口的收入份额从11％上升到 20％，顶层10%人口的收入份额则从35％上升到 47％。底层50％人口的收入份额则从20%减少至12％。令人惊异的是，整个富人阶层获得的额外收入有四分之三流入了顶层1%人口的囊中。在财富分配上，从1978年至2015年，顶层10%人口的资产份额则从 64％上升到 72％，显著高于欧洲的代表性国家法国的水平（约50%），也几乎高于其它所有发达国家。而底层50%人口的资产份额合计不足5%，这其中相当多的人没有任何资产或资产为负。

关于财富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界一直存在广泛的分歧。不少人从实际观察中得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经济在长周期内存在着高增长与贫富差距减少，低增长与贫富差距拉大的并行现象。美国也不例外。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三：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回应，大多数经济学家热衷于鸵鸟理论，闭口不谈或矢口否认两者存在着关联，即便承认两者并行的可能，也认为不存在特定的因果关系，或者抱持不可知论的态度。第二，皮凯蒂所主张的r>g的理论模型，这里r为资本的税前收益率，g为经济增长率，皮凯蒂认为，发达国家的r长期稳定在5%左右，当g值减少，资本将占有更多的收入，并逐步恶化总体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第三，就是消费不足理论了，这个理论主张收入与财富的逆向分配在先，由于富裕阶层的消费倾向递减，所以产生了消费不足（或过度投资）的现象，进而引致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下移。

很多人提到，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却被限制在一国的边境之内。跨国资本可以尽情的逐利，劳动力价格却面临着残酷的压价竞争。美国底层的收入四十年来徘徊不前，皆由此故。然而，美国的经济总量仍在持续增长，即便初次分配的结构恶化了，只要采取足够的财税措施，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完全有条件维持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问题恰恰在于，该国的政策天平彻彻底底地向顶层的富人倾斜了。

这一期间，美国先后实施了两次大规模地税制改革，一次是里根的减税，一次是近期的特朗普减税，两次减税都大幅降低了对资本家阶级的实际税率。在美国，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适用于最高收入）从1930~1980年的70%~90%，将至1980年~2010年的30%~40%。1986年里根税改后有一个28%的低点。最高遗产税边际税率也从1980年的70%下降到2013年的35%。2017年特朗普的税改，进一步将企业所得税从35%大幅降至20%。此外，对跨国企业囤积在海外避税天堂的大约2.6万亿美元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4%便可合法汇回美国。

四十余年来，少数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不断增长，美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却徘徊不前。如前所述，收入向上的逆向分配，引致了相当严重的消费不足趋势。消费不足的两种可能表现，长期停滞和危机，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日等其它发达国家频繁上演，凡此种种，都加剧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为近年来的逆全球化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全面回潮注入了强心针。美联储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一次作为2008年大衰退的应对，一次作为2020年新冠肺炎经济危机的应对，不论主政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每次的救助金额高达数万亿美元，而救助对象均以私人企业为主。例如，今年3月份，国会拨款的4540亿美元被记入美联储的账户，美联储通过 “贷款、贷款担保和其他投资”提供了10倍的杠杆，大约4.54万亿美元，去“照顾”该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公司。相比之下，随着失业率飙升，向个人和家庭直接支付现金(3,000亿美元)、额外失业保险(2,600亿美元)和学生贷款(430亿美元)的资金总额仅为6,030亿美元。美国的经济，甚至美国的政治，似乎已为顶层1%的富人所俘获。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自由化，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全球化，乃是美国宏观政策选择的主流倾向。

进入21世纪，美国开辟了互联网平台、生物制药的新兴产业，并处于全球绝对的垄断地位。美国的这一优势使其相对于西欧、日本等国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美国在为富人减税上也远远走在欧洲的前面，在财税竞争上不断压低底线，为其它国家的资本外移提供了动力。这一系列做法，在客观上都有利于跨国资本在美国的集聚和集中。

尽管如此，为了抵消消费不足的趋势，美国还是不得不付出巨额债务积累的代价，从1980年到2019年，其政府部门杠杆率（债务总额占GDP的百分比）从34%上升至 107%，居民部门杠杆率由50%上升至70%，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由51%上升至70%，实体经济总体杠杆率由135%上升至247%。总体杠杆率年均上升（可以理解为年度赤字率）约2.8%。2008年“大衰退”之后，美国总体杠杆率上升速率减缓，约为1.5%，但这是在美联储偏倚量化宽松政策才取得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政府支出增加、收入下滑，美国联邦政府2020财年财政赤字将高达3.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将达16%，为1945年以来最高。

综上，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美国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3%的水平，还远远不能称为稳态的长期均衡增长。太明显了，债务积累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没有年均2.8%的赤字率，可能的均衡点还会明显下移，很可能会低于1%，甚至是零增长的状态。

何以重回均衡？何以提升均衡增长率？左翼吁求已久的路线，那就是温和的社会民主路线，或者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路线，但哪怕是最轻微的所得税资本税率上调（很可能还不够），也会导致顶层富人的强烈反对。美国有走向寡头统治的现实危险，而民主可能并不足以遏制这一进程。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右翼，试图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转移国内阶级矛盾，不惜挑起国际冲突和重塑全球秩序。仅从经济考量，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当蛋糕无力做大时，重新划分现有份额，牺牲别人，壮大自身，历史曾有的一幕又不详地降临了。资本的全球化正在培育自身的掘墓人。

由于美元特殊的国际地位，美国需要以国际收支逆差的形式将美元提供给全球储备和使用。美国不追求贸易顺差，但完全存在控制与压缩贸易逆差的可能，从而为特朗普的贸易战提供了运作的空间。跨国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也在不断加剧，最近美国以联邦政府之名切断华为公司的芯片供应，及其对TikTok平台的强力施压与控制权争夺，都表明老牌帝国主义已赤膊上阵，在谋求削弱与击败竞争对手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争夺全球经济蛋糕的资本战、金融战、贸易战一触即发，并有全面进入白热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