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兴起的新中产阶级使旧绅士阶层的某些成员感到苦恼。他们用自己的钱购买了以前属于旧绅士们的房子和土地；他们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有时甚至是大学；他们试图走到贵族社会的边缘，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态度和品味都不太好，急于想改进；有时，他们还企图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结婚，结果成功了。他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这要感谢他们在贸易中赚了大钱，并且比一些地位高于他们的阶层拥有更好的资产流动性。1894年，随着遗产税的引入，地主乡绅的财富将受到真正的打击。但从废除《谷物法》开始，一些人的财富减少了。难怪会有敌意。在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的小说《菲利克斯·霍尔特》( Felix holt)中,牧师林贡( Lingo)对律师杰梅恩( Jermyn)有着明显的非基督教的看法，他把杰梅恩概括为“一个肥胖、油嘴的家伙，用香喷喷的细布手帕；一个受教育程度低的伙伴；一个弃儿，在基督医院免费学了拉丁文；一个中产阶级暴发户，他想和绅士们一起竞选，认为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做这件事，并添置新家具”。有一次杰梅恩在一家客栈里给当地乡绅哈罗德·特罗姆( Harold Transome)系纽扣,男爵马克西姆斯·德贝里爵士(SirMaximus Debarry）用一种“傲慢的、轻蔑的”的声音告诉他：“离开房间，先生！这是一次绅士聚会！”2

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每周出版的小说杂志上都刊登着阶级斗争的文章，资本的新主人被描绘成受到地位高的人鄙视，受到地位低的人阴谋反对。工业化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为自己的新影响力付出了代价，贵族们嘲笑他们的粗俗，但在两代或三代之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加入贵族行列。然而，一些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却有几分得体。小说《康宁斯比》中的米尔班克（ Millbank）先生或许是一位自由党人，可能对他的漂亮女儿嫁给地位更高的侯爵的孙子一事态度坚决，而他是一位开明的工厂主。他厂里的职员详细地向康宁斯比讲述了米尔班克先生为他民众的身心健康所推行的计划：他如何建造教堂、学校和学院，在房屋和农舍里使用新的通风系统；他如何分配花园，建立了歌唱班。”盖斯凯尔夫人在其小说《北方与南方》（ North and south）中塑造的人物桑顿（ Thornton）先生更加功利主义，但他心肠很软，依然让个帮助领导罢工的人继续工作。盖斯凯尔展示了阶级偏见是如何两败俱伤的。玛格丽特·黑尔（ Margaret Hale）是一位牧师的女儿，他的祖父是地主乡绅，她“很高兴我们不用去拜访在贸易中发财的一家人”。“我不喜欢生意人”，她继续说道，“我认为我们的生活更好，只认识农民和工人，以及不装腔作势的人”。4

玛格丽特的父亲怀着对宗教的质疑搬到达克郡（ Darkshire）的制造业城镇兰开夏做私人教师，他的女儿疑惑不解地问道：“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和成为绅士对工厂主究竟有什么用？”3玛格丽特觉得很难理解，一个靠自己发家致富的制造商竞然可能是一位绅士：这样的人所能做的就是“装模作样”。她从母亲那里接受了这样的教导。她母亲想知道，如果她的丈夫想当一名家庭教师，为什么他不能回到牛津大学“给绅士们当家庭教师”。面对米尔顿盖斯凯尔虚构的曼彻斯特形象，黑尔夫人惊呆了。“竟然想生活在工厂当中，想生活在工厂里的工人中间！”

玛格丽特一见到米尔顿就感觉他盛气凌人。她询问桑顿关于另个不同类型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绅士对吗？”桑顿以前是一名店员，他回答说：“我不是那种决定别人是否有绅士风度的人……我不太明白你对这个词的用法。”（金斯利将在《水孩子》中教导他，在书中，他把鲑鱼描绘成鱼界的绅士。“像真正的绅士样，他们看上去很高贵，很骄傲。然而，像真正的绅士一样，他们从不伤害任何人，也不与任何人争吵，而是只顾自己的事，让粗野的人自行其是。”）后来，当桑顿以一种他认为亲切但对方认为无礼的方式对待玛格丽特时，她指责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是个绅士，看不到自己的过错。（同样，金斯利也可以帮忙：“鲑鱼，和其他真正的绅士一样，总是选择他们的女人，爱她，对她忠诚，照顾她，为她工作，为她战斗，正如每个真正的绅士应该做的那样；而不像粗俗的白鲑鱼、斜齿鳊或梭子鱼，它们没有高尚的感情，而且不照顾他们的妻子。”）黑尔一家不仅是从南到北，而且相当于去了另一个星球。

上层社会几乎无法理解经济转型。他们的财富植根于土地，他们主要是农业业主，但在一些地区是矿主，贸易在这两个领域没有优势。没有农产品和煤炭的贸易，他们就没有收入。他们的财富来源与新富阶层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拥有他们的创收手段只有几年，而不是几个世纪。一旦《谷物法》被废除，农业用地的价值就会下降；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制造业为其所有者和股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这对国家财富的贡献将体现在选举权的扩大上，但那些老牌富人却不总是这样认为。

《北方与南方》呈现了这一新的现实。桑顿自己赚钱，他试图告诉他的员工，如果订单枯竭，对他们劳动力的需求也会枯竭；罢工只会更加危及他们的生计；而对机器的投资需求吞噬了利润，使得工厂主几乎没有余力来满足工资需求，这种需求不能由生产力提供资金。桑顿的母亲认为罢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控制和占有他人财产”。在她看来，工人“永远对比他生活好的人心存怨恨”。

一名工人打算离开工业生活，回到农村，直到玛格丽特·黑尔让他了解了那种生活的现实：“你无法忍受。无论什么天气你都得出去。你会患上要命的风湿。终生从事体力劳动会让你崩溃。”她接着说：“它会像生锈一样腐蚀你。那些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习惯浸泡在积水里。他们日复一日在热气腾腾的田野里孤独地劳作，从不说话，也不抬起他们那可怜的弯下的身子和低垂的头。刨地的艰苦劳作使他们的大脑停止思考；一成不变的辛勤劳作使他们丧失了想象力可怜的动物，他们回家时累得要命！除了食物和休息外什么也不关心。”5下层社会中唯一接近幸福生活的人是家仆。对大众来说，生活始终是一场斗争。盖斯凯尔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描述，解释了为什么在19世纪上半叶，成千上万的家庭选择放弃这块土地，转而在黑暗、邪恶的工厂里碰碰运气。

然而，也不只是工人阶级对新资本主义缺乏了解。天生的封建主义者黑尔先生也不能理解，他还就转嫁给工人的苦难与桑顿进行交涉。桑顿努力向黑尔解释道：“随着贸易的进行，商业繁荣必然出现兴衰起伏；在衰落时期必然会有一定数量的业主和贫民陷入破产。”盖斯凯尔指出，“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这个结果完全合乎逻辑，如果这成为他们的命运，雇主和雇员都没有任何权利抱怨”。这种功利主义情绪震惊了黑尔一家，但这种观点奠定了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也奠定了维多利亚时代商业成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