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打通了企业与金融服务机构的合作链，依托金融机构的行业支持与资源积累引入企业的客户流量和应用场景。从理论上讲，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改善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拓宽融资渠道等路径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首先，企业对外信息不对称及由此衍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造成非效率投资的主要缘由。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信息技术对企业实行较为精确的风险评估，促进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业务协同，实现两者信息交流的帕累托改进，从而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融资与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可以解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次，大量的资金占用、现金分红、资产转移等行为导致企业的投资现金流量严重减少，管理层出于融资成本和财务风险的考虑而减少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凭借云计算等技术发挥信息整合作用，处置成本与交易成本大幅减少，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极大提高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例如，数字技术手段不仅使贷款审批速度提高将近20%，还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最后，部分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受抵押品不足、经营能力较差等因素的限制，往往被传统金融服务排斥在外，制约了企业对投资项目的潜在驱动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打破传统金融服务受基础设施和地理距离等硬件条件的约束，扩大了传统金融服务的覆盖度，同时借助其多样化、多维度服务模式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解决了长尾群体的融资难题，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独特的便捷性、低成本与普惠特性，可以降低利益相关者对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与价值评估风险，缓解筹资环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企业的投资现金流量与投资机会，解决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

然而，当企业现金流量和投资机会大量增加时，经理人有足够的动机进行过度投资。一方面，在经理人效用是企业规模增函数的情况下，当企业现金流量和投资机会增加时，第一类代理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导致经理人为了谋求私利，而将资金投资于净现值为负但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的项目，进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由于经理人并非受利益相关者完全监督，其很有可能利用职权产生在职消费等违背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经理普遍具有“经理帝国主义”，他们希望企业规模越大越好，以此掌控更多的资源并从中谋利。可见，尽管数字普惠金融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但现金流量和投资机会增加为经理人过度投资创造了一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