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摘要]本文提出了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两种模式：被动吸纳型和主动参与型。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参与国际分工的主导权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还是本土企业手中，反映在代表性行业层面，就是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些特征变量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差异。分工模式影响到技术进步效应，对4个行业进行的微观层面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进口还是“干中学”对企业技术进步的贡献力度，主动参与型模式都优于被动吸纳型模式；在被动吸纳型模式下，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小于“干中学”效应；而在主动参与型模式下，进口技术溢出效应是“干中学”效应的2倍以上。

[关键词]产品内国际分工；技术进步；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

JEL: D21 O14

 

一、问题提出

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共同纳入全球分工生产体系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并非仅有一种模式，以往研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论著，基本上只关注到了中国企业以代工方式加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分工体系这一种模式，而忽视了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品以形成整机生产能力后在国内销售的模式。

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后进国家企业获得外源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分工模式同样会影响到技术进步效应。关于参与产品内分工对于产业竞争力、企业效率以及技术进步的作用，国外研究大多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发达国家企业为对象，认为由于将非熟练劳动投入较多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而提升了发达国家的企业效率和整体技术水平（Feenstra,Hanson,1995）。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国际分工往往是处于被选择的位置，能否提升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以及这种提升是否存在“天花板”的问题，理论和实证研究均存在较多争议。

本文提炼出中国制造业两种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模式，从主导者及其分工目的、投资和贸易特征、代表性行业及其产业链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入手，对两种分工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区分，并进一步探讨了两种分工模式下产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从4个代表性制造业行业入手，实证检验了两种参与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

 

二、中国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两种模式

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已有的研究虽然有不同表达方式，如垂直专业化、价值链分解、国际化生产分担、外包、国际化生产网络，等等，但实际观察和表达的几乎是同一个现象，即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加工组装业投资，建立起“世界工厂”或“制造飞地”，各加工组装点之间产生大量的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此外，还有一类产品内国际分工却一直受到理论界的忽视。以中国的机械装备制造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机生产能力的提升，中国走过了一条从大量进口技术装备整机到大量进口关键零部件的发展路径。这也是一种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方式。表1对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异做了归纳。

1. 两种模式的主导者及其分工目的

前一种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其主旨在于充分发挥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可流动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的比较优势，提高其掌控的产业链的整体效率。后一种模式的主导者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其驱动力在于，在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拉动下，本土企业实现产品升级、替代进口的努力，主旨是通过进口关键零部件，解决中高端产品生产能力从无到有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中国企业在前一种模式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命名为被动吸纳型模式，而将后一种模式命名为主动参与型模式。

2.两种模式的投资和贸易特征

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一般有3个渠道：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口装备和中间投入品、出口产成品。两种模式在投资和贸易特征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以被动吸纳型模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采用FDI和加工贸易的方式，而加工贸易则体现为大量进口中间投入品和出口产成品。以主动参与型模式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并不具有明显的FDI和加工贸易特征，参与国际分工的渠道主要就是进口关键中间投入品，与大量进口中间投入品加工组装再出口的被动吸纳型模式相比，来自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比重也相对较低。

以被动吸纳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代表行业有电子通信、纺织服装等行业，而以主动参与型模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代表产业则集中在投资品行业如机床、工程机械行业。这种行业集中性得到了来自行业层面统计数据的支持。

3.两种模式下代表性行业的产业链特征

两种模式下代表性行业的生产环节可分离程度、各环节要素密集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并成为一个产业以某种模式而不是另一种模式加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以电子通信产品与机床产品为例，二者的价值链分布就有很大不同。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结构、零部件数和制造工序等一般较为简单，尤其是生产流程中的劳动密集部分，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技能而更重视对制造成本的节约。但是，与电子通信产品不同，机床等机械装备产品更为复杂，需要范围较广的专业技能，无论是部件生产还是最终产品的集成，都更关注企业作为专业厂商的技术力量。虽然生产环节可分离以及各环节要素密集程度差异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但是机械装备类投资品，其价值链各环节间的要素密集程度差异要小于电子通信类产品，而各生产环节的可分离程度也低于电子通信类产品。

产业链特征方面的差异根源于行业间技术经济特性差异。机床以及工程机械行业都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代表，装备制造业所特有的产业技术经济特征也同样体现在这两个行业。装备制造业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特点决定了，必需加强企业内部各生产工序之间、以及上下游生产企业之间的协同，因而各生产环节之间的可分离程度相对较低；而加工组装环节的技术要求不逊于关键零部件，也导致了价值链各环节间的要素密集程度差异缩小。

 

三、两种分工模式下的产业技术进步效应

1. 即期的外源技术进步和内部化的技术进步

理论界一般从内生技术进步和外源技术进步两个来源分析处于技术追赶国家的技术进步源泉。而从时间维度来看，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和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从外源技术进步效应来看，有些技术溢出的效果是非常直接的，能够体现在当期生产率改进上，如进口中间投入品；但更多渠道的技术溢出的效果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内源技术进步中，“干中学”效应正是体现了经验累积的效果，企业一旦选择了能够有效促进自身发展的产品领域，就会通过“干中学”效应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 进而不断强化已经形成的竞争优势。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促进自主技术进步的研发活动还是来源于国外的技术溢出，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都会体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不断累积生产经验。技术转移的效果受到各种因素的作用恰恰说明，外来的先进技术除了少数能够体现为企业当期的技术进步，大部分还要经过或长或短的过程才能内部化为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而这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也就是企业积累生产经验的过程。因而，“干中学”效应既是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也是研发活动、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结果。

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把技术进步效应按照来源区分为即期的外源技术进步和内部化的技术进步。前者是直接来源于技术溢出的，即FDI、出口以及进口中间投入品对技术进步的即期作用，可以称之为技术溢出效应；后者是通过企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形成的，用“干中学”效应来归集。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反映了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技术进步效果由表及里的逐步渗透。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溢出效应最为直接，是以进口中间投入品中的先进技术直接进入最终产品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干中学”效应则是经验、人才、技术能力等多方面长期积累推动的生产率提升，是外来技术内部化以及自主技术创新转化为企业技术能力的反映。

2.参与国际分工模式影响技术进步效应的机理

被动吸纳型模式下，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网络是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生产外包进行生产布局的结果，跨国布局及其调整的依据是追逐生产环节的要素需求与东道国比较优势要素的动态匹配，因而布局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环节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以充分发挥东道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控制权目标之下，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通过有意识的技术扩散“培养”投资企业或者“接包”企业的技术能力，使其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强化比较优势。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于产业升级类型的概括来看，主要集中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阶段。二是对跨越现有价值链定位、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的技术进步活动的“抑制”。在控制权较为强大的情况下，东道国企业从低附加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从低附加值产业链跨越到高附加值产业链的技术创新活动将受到抑制，遭遇到技术进步的“天花板”效应。三是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空间调整也将影响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一方面，产业重大技术突破会改变价值链内部各环节的价值结构；另一方面，全球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主动参与型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企业缺乏来自全球生产网络内部有意识的技术扩散的“培养”，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掌握了技术创新的主动权而具有更强的能动性。持续技术进步的实现需要来自创新动力、创新能力方面的支撑，以及寻找到适用的集成国内外资源、以我为主的技术创新路径。目前，主动参与型模式下的中国企业并不缺乏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无论是在资金能力积累还是技术能力积累方面，中国企业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技术创新路径方面，为突破技术进步的“天花板”效应，一批企业走上了“以我为主，集成外部资源”的道路，绕开技术创新“短板”而发展重大装备的技术集成能力。复杂装备制造的产业链条长，一家企业不可能也没必要掌握每一项技术、每一个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尚不掌握某一项关键技术或者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进口关键零部件可以补足“短板”首先发展起整机生产能力。在这一技术创新路径中，随着自我技术能力的累积提升，进口中间投入品不再是技术进步的主导推动力量，而是以进口中间投入品推动“干中学”，在“干中学”的过程中, 企业技术能力得以进一步锻炼和提高。

3.两种分工模式下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

（1）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上，两种国际分工模式下都应该存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跨国直接投资最初的动因就是为了保护企业内部优势。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发达国家企业在产品进入成熟期向国外转移生产能力时，为了保障企业的内部优势不会外溢往往采用跨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因而外商投资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技术转移，外资的持股比例愈大技术转移的力度就应该愈强，FDI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就应该愈大。从对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来看，一些文献的实证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并提高了技术效率（姚志毅等，2010），但不同行业中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很大差别，外资依存度越高的行业，FD I技术溢出效果可能越不理想（蒋殿春，张宇，2006）。

（2）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关于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要区分是一般贸易出口还是加工贸易出口。主动参与型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由于在低端生产要素方面的巨大优势，中国出口产品集中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领域。这些低端产品的生产过程缺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交集，其竞争力完全建立在国内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之上。因此，一般贸易出口不会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被动吸纳型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一方面，加工贸易出口是伴随着先进的中间投入品进口的，而且加工贸易关系中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来自发包方的有意识的技术扩散。因此，加工贸易出口中应该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并且随着加工贸易生产占企业产出比重的增加，其技术溢出效应应该愈大。但是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出口同时还存在难以突破的技术进步“天花板”效应， 当加工贸易生产占企业产出比重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其技术溢出效应可能不再增长甚至下降。一些来自产业和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存在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结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低（汤二子，刘海洋，2011；李春顶，2009）。但是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出口对生产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张杰等，2009；马述忠，郑博文，2010）。

（3）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现有的国际分工地位下，进口设备和中间投入品一般都蕴含着先进技术，尤其是进口零部件，无论在哪种模式下，其被投入企业生产过程都应该会直接促进企业当期生产效率的提升。陈勇兵等（2012）的研究是国内比较罕见的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分析进口中间品使用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文献。他们的研究证明了进口中间品对于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没有将研究进一步深入到进口中间投入强度对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通过进口引进的先进技术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转化为企业技术进步的问题。进口中间投入品比重过低可能无法发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进口中间投入品比重过高，也有可能是企业从事简单的进口零部件的组装生产的反映，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产生积极作用。

（4）“干中学”效应。无论在哪种分工模式下，“干中学”效应都会促进企业生产率效率的提升。但是，在被动吸纳型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企业由于技术进步难以冲破“天花板”，因而在被“锁定”的生产环节，当工艺升级和产品质量改善的效用已经充分发挥之后，生产经验积累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就有可能减弱。而在主动参与型模式下，技术进步的控制权掌握在发展中国家企业手中，只要能够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则“干中学”效应可以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

 

四、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

1. 模型与方法

我们考察这样一个企业，其生产函数可以用标准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

里，进口的知识溢出效应大于“干中学”的知识积累效应。但是，在以被动吸纳型模式参与国际分工的两个产业里，“干中学”的效应更重要。

 

五、研究结论和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观察到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两种模式——被动吸纳型和主动参与型，在理论上探讨其技术进步效应差异的基础上，选择了中国制造业4个行业来分别代表两种模式，利用企业层面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无论哪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下，FDI强度以及出口强度都没有对当期企业生产率提升发挥正向作用。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所能获得的技术进步将主要依靠进口中间投入品和“干中学”。从有利于推进技术进步来看，无论是进口技术溢出效应还是“干中学”效应，参与国际分工的主动参与型模式都较被动吸纳型模式更具有优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通过主动参与型模式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尚停留在表面，建立在自主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干中学”效应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国家（地区）能够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占据何种地位，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国家竞争优势”，要素禀赋以及国内市场规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05年以后，我国原有的要素禀赋条件出现了加速逆转，劳动力报酬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所需支付的成本大幅上涨，低级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失去，而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的发育仍然严重不足。因此，被动吸纳型模式在中国所依赖的禀赋优势正在迅速减退，中国产业的这一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已经从高峰滑落，不可能继续承担推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主力角色。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走过了高速增长阶段，但从全球来看仍会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主动参与型模式发展于21世纪初期，其依靠的主要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高投资水平，即需求方面的内部大市场优势，这一模式赖以发展的外部环境尚未出现方向性的变化。

但是，主动参与型模式对于更高级生产要素的需求，例如，与复杂产品集成技术相关的人力资本、技术能力等，同样没有得到来自要素禀赋的支持。进口中间投入品能够直接投入当期的生产过程，因而其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最为直接，该模式下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幅高于“干中学”效应，正反映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溢出“红利”还处于较高水平。即由于国产中间投入品与国外差距巨大，通过进口补齐“短板”的技术进步效应极其显著，而超过了反映自我能力积累的“干中学”的作用。但是，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无疑会逐渐减弱；只有不断提升“干中学”效应，这一模式才能保持其生产率优势并不断发展。从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为主向“干中学”效应为主的转变，将是技术进步由表及里、从外在于产品到内部化为能力的重大进步。我们选择的两个代表性行业都属于复杂装备制造业，应该是干中学效应很强的行业，但是实证结果显示，这两个行业的“干中学”效应只是略高于另一种模式的代表性行业。“干中学”效应高度依赖于企业和生产者经验的积累，提高“干中学”效应要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和高效率的企业运营能力，而这在宏观上则表现为国家要素禀赋的升级，从依靠人口红利的成本优势，转向依靠企业和劳动者素质的能力优势。论文至此，我们关注的已经不是两种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的孰优孰劣，而是竞争优势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