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自守是愚昧落后的重要根源，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和深化进程中，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在不同时期体现为“对外开放必要论”“加快对外开放论”“提高开放水平论”等，回答了在不同阶段基于对外开放面临的形势和实践任务变化应实行的理念、思路及重点。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来自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和逻辑。而在新时代，应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理论研究，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强大支持。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历程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提出与局部开放理论的实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作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方针确定下来，逐步打开国门，提倡与各国开展贸易合作，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外发生转变，拉开了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序幕。随后，党中央实施了建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重大举措，并鼓励其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实行特殊的管理政策。1984年，我国对外开放区域从四大经济特区向沿海城市转变，在鼓励以经济技术吸引外资企业的情况下，进一步开放了上海、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并将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强调了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为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全方位经济开放的进程加快

1992年，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再次迎来进展，“南方谈话”及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成为对外开放进程加快的重要契机。与此同时，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向沿江及内陆地区扩散，对外开放水平及层次不断提高，外贸体制改革以市场化标准推进，全方位、多领域的经济开放新格局的雏形已经形成。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首次提出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念，预示着我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的开始。1997年，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上提出了更高要求，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商投资，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效益。2000年，我国首次将“走出去”战略与“引进来”概念紧密结合，强调要积极有效利用国外资源，积极与国际经贸准则接轨，拓宽了经济对外开放的内涵。

（三）对外开放步入经济全球化阶段

2001年，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WTO使中国从渐进式、局部性的对外开放转为大推进式、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向体制性开放转变，有力地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机遇与挑战并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意识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进行改变，以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很容易受到环境、资源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如何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及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2007年，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扩大开放领域、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战略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

（一）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有贸易理论支持

对外开放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长久以来我国发展实践所验证出的真理，这背后其实有着传统贸易理论的支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交换和分工必然会成为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产物，而深化的分工又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出增多，国民经济得到发展。换言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之间的深度分工协作构成了国际贸易往来的基础。

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形成国际贸易的基础，这些生产要素不仅仅指劳动力，还包括资本、土地等，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是形成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即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获得两国效率的共同提升。但是在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要素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转移，比较优势也相对发生变化，此时一国政府就需要因势利导，转变发展方向促进形成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寻求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如何通过提升劳动力即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他通过列举制针工厂说明了深度分工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异造成的，与国际市场中的利率互换原理相类似，每个国家都应该积极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种专业化的分工会使双方在贸易交易中获利。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专注于生产具有本国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他国优势的产品即服务，都会在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中获益，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中国作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中的受益国，也将进一步加强制度性及结构性安排，促使改革开放进程更具效率性和质量性。

（二）对外开放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

自1978年改革开放提出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与此同时，我国逐步接轨国际经贸准则，实行开放性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为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党的改革开放理论创新发展进程方面，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说明高效、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能够使我国在面临国际竞争时，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共同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国内也需要对内实施开放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引入外资，促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市场的有效流动、资源的有效配置，把握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推进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求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包括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等五大理念，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2013年9月和10月，决策者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一国企业能否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企业本身是否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优势、区位优势三个基本要素。这可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理论支撑。实践证明，“一带一路”能够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包括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带来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建立新型国际金融机构为国际市场提供准公共金融产品，在全球化时代为世界带来共同发展的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动力。

（三）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全球化的开放性对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可以在历史事件中寻求全球化发展的逻辑。19世纪6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来强大自身，各国人们也会通过战争、对外贸易、宗教和文化传播等渠道，使人类在历史阶段实现物质、信息的交流，由此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和信息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有效配置，全球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开放性。为使各种要素在全球市场中流动和配置，就需要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经济活动不仅仅局限在一定区域内，而是通过积极吸引外资，吸收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到全球市场竞争环境中，使国家不断强大。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存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但无论是在冲突中沉淀还是在融合中学习，都是在开放的大环境下产生的结果。同理，政治全球化也要求一国以开放的态度处理，各国执政党只有以开放的态度解决政治问题，才能获得充分的执政有效性与合法性。由此可见，全球化使得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往更为密切，有利于形成互利共赢的友好关系，而这些全部要建立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