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聚集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展开讨论前，首先让我们来了解空间结构基本理论：

（1）区位理论。冯·杜能（VonThunen）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认为离核心城市的远近是影响租金的重要影响因素。他提出著名的“杜能环”，即农业经济活动呈现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外依次是自由农作区、林业区、三圃农作区和畜牧业区，并呈向心环状分布。Alfred Weber在《工业区位论》中认为区位因子是工业场所的决定因素。Walter Christaller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中总结区域内城市职能、规模与等级的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的规律性。

（2）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厄尔曼在1957年提出了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并认为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是不断变化。赖利通过参考引力模型，提出“零售引力模型”，该模型反映出某一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受到城市规模和距离城市的远近影响；康弗斯化在赖利的“零售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提出“断裂点”概念，认为被某个城市吸引的面积大小与这个城市的规模成正向相关。

（3）核心-边缘理论。弗里德曼于1966年在其著作《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提出核心-边缘理论，他将某一地区空间结构演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空间结构混乱的前工业化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向局部集聚的低级有序状态的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利用空间结构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呈现的髙水平、动态的均衡状态，处于工业化后期。

国内外研究综述，产业集聚与空间结构研究。吕力提出，城市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其形成与工业聚集有着紧密的联系，工业集群与扩散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官英等也提出，城市空间结构是由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行为导致的不同用地之间的不同而形成的。王克婴和张翔认为，在城市内，产业聚集带来的就业机会易形成并培育专门的劳动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

梁琦和黄利春也认为，由于聚集与扩散的交互作用，在不同的空间区域形成了一个聚集体。张水清和杜德斌对上海市工业集聚进行分析认为上海的城市空间发展由中心向外“摊大饼”的扩展、点-轴的发展，但是马吴斌和储劲风认为，城市的单一核心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格局，发展速度较慢。工业集聚区的空间分布改变，使得中心城区密度下降，使得城市的空间结构变得优化，因此推动城市“多中心、网络化”的发展。

王克婴和张翔从一个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看，文化产业的聚集改变了中心城区的功能，改变了以往的单一中心，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都市。张芳霞等从银川市的工业、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来看，工业集中于各地区，使其功能分区扩大，必然导致其空间格局的改变。张云飞运用GIS技术，对大连区域1995-2010年4个时期内的城市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发现大连区域在工业集群发展的推动下，从单一核心向双核心，再到向连续的带状发展，城市的空间格局从单一走向复杂。

有关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在理论上，Baldwin和Forslid认为，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企业垂直联系的前提下，聚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Ottaviano和Martin根据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引入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用来说明工业聚集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并得到与Baldwin和Forslid结论类似。Fujita和Thisse认为，在假设技术劳动力流动是自由的情况下，利用内生增长理论也可以得到聚集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章元和刘修岩也根据中国各城市的实际情况，采用了工具变量方法，得出了经济集聚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的结论。另外大多数学者都通过研究确认了制造业聚集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陈广汉和任晓丽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和周边地区进行了分类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聚集和生产服务的协同聚集都与其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向关系。

王秀明和李非发现，产业聚集与服务业聚集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存在差异，尤其是产业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更为显著。陈迅和陈军认为，提高交通装备制造产业聚集度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谢雄军和何红渠通过对全国各省份1985-2011年工业聚集与经济发展的数据进行了空间分析，得出了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潘文卿和刘庆利用我国各省制造业HHI指标，构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制造业集聚的动态面板模型。

张强等运用空间计量模式对重庆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三产业的聚集对重庆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张同功和孙一君以15个副省级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对金融聚集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并得出了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工业聚集和经济发展的对立观点。有学者认为由于聚集和拥挤效应同时存在，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陈立泰和张祖妞利用区位熵和H指标计算发现服务业聚集程度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闫逢柱和乔娟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运用1999年至2008年的两位数字制造业统计资料，并运用C-D函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排除技术进步的影响，总体上对产业发展不利，对产业集聚的消极作用也随之显现。吴亚菲和孙淼运用空间面板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产业聚集对长三角都市群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

文丰安也表明，中国的制造业聚集并不能提高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在调整政府干预行为、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因素后，其拥挤效应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反作用将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成长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其特征是：产业集聚的前期能够带动经济发展，而产业集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则会产生负面的外部效应。

Bosker通过对欧洲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地区内聚集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负作用。Futagami和Ohkusa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率与以人口数量为代表的市场规模呈“U”形，无论大小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一些学者还发现，经济聚集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Brulhart和Sbergami利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了跨国实证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业聚集对GDP的拉动效应很小，但是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其效应就会减弱。胡霞认为，由于人口密集效应的影响，制造业聚集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张云飞使用GMM方法对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发现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当集聚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产业集聚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吴晓明等运用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对四川省石化产业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石化产业集聚与地区产量呈倒“U”形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