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几年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机构普遍遭遇了较大冲击，但社区金融机构却表现较好，且在危机后的十年间持续保持了稳健的运营态势。目前，社区金融并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只是一个集合概念，涵盖面向社区的各类金融机构，及其为满足社区各群体金融需求开展的各类活动。对社区金融的研究主要围绕各类社区金融机构展开，包括社区银行、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和社会银行。

一、社区金融的先行者与主力军：社区银行

最早关于社区金融的讨论缘于社区银行在美国的兴起。作为社区金融先行者，社区银行发端于美国建国初期，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成长为社区金融主力军。从80年代开始，研究社区银行的成果陆续出现，随后一直都是研究热点，且绝大部分都基于美国实践。

（一）难以统一的界定

“什么是社区银行”没有权威统一的答案。早期主要用描述性语言进行归纳，如：社区的金融生命线；将人、产品和服务“烹饪”在一起的特别组合。后期基于资产规模进行界定，《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资产少于5亿美元”、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资产或储蓄小于10亿美元”的标准较具代表性，该界定操作性强且易于定量分析，但存在界定不准确、核心特征体现不清楚等缺陷，除规模外还应关注服务对象、经营活动范围等因素。De Young（2004）等提出了多维界定标准，即本国所有、资产不超过10亿美元、至少一半存款来自当地、主要经营存贷汇等传统业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进一步将规模标准定在数百万美元至几十亿美元之间不等，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并重点强调服务的社区性。近几年，部分社区银行规模已提升至百亿美元级，但其业务的社区性、经营的独立性以及商业化原则等特征使其理所当然地归类为社区银行。

（二）与生俱来的优势

虽然社区银行如何界定难以统一，但都离不开社区性这个核心特征，即主要面向社区，深度服务当地的小微企业和个人，通过与目标客户的长期接触与合作来获取并利用难以被量化、编码及传递的“软信息”，并据此制定信贷策略。Cole等（2004）基于美国“全国小企业融资调查”指出，与大型银行更倾向于服务存续时间长、财务记录正规、规模较大的客户不同，社区银行更依赖于与借款人建立长期关系，基于“软信息”提供关系型贷款。

社区银行倾向于关系型营销服务手段缘自其与生俱来的优势。一是信息优势，如Banerjee和Besley[1] （1994）的“长期互动”和“共同监督”理论认为，社区银行与小微企业等客户长期合作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且企业之间为了共同利益还会进行自我监督。二是成本优势，如Filbeck和Preece（2010）发现社区银行本地客户的利率敏感度相对较低，有利于获取大量稳定而且成本低的核心存款，此外信息获取成本也更低。三是组织优势，Stein（2002）和Brickley等（2003）分别从控制权激励与所有权激励视角论证了组织结构优势，即管理架构简单、沟通层级少，有利于处理 “软信息”。

（三）源源不断的挑战

含着政策金汤匙成长起来的社区银行并不一直处于舒适区，也面临着各类挑战。一是技术进步。1967年第一台自动取款机动摇了社区银行的地缘优势，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金融服务不断突破地理限制；此外，Berger（2011）等发现小企业信贷评分等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关系信贷的优势，Bassett和Brady（2001）研究表明互联网货币基金等投资工具分流了核心存款，弱化了社区银行的成本优势。二是监管变化。80年代开始的监管变化包括地理和业务两方面，地理管制放松使得社区银行不得不参与激烈的同业竞争，而业务管制弱化导致原有盈利能力的优势消失；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三是银行并购。90年代开始的并购潮带来了近万起银行并购，大量的并购都与社区银行直接相关，使其数量锐减；同时，银行并购能够拓展合并后银行的业务地理区域，进一步加大了社区银行的竞争压力。

（四）最新的发展及展望

社区银行历经各类挑战，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Hoenig（2005）认为一些小微企业拥有前景可观的项目，因成立时间短等原因难以通过信贷模型，需要社区关系型服务。Berger（2004）等发现并购潮期间大量社区银行新设，反映了市场的需求与认可，因其具有大型银行没有的服务社区的独特能力。Jagtiani和Lemieux（2016）发现社区银行并购未对关系型信贷产生冲击，反而提高了系统的整体安全和稳健性。此外，虽然在危机期间大量社区银行倒闭，但大部分社区银行在危机中的表现优于大型银行，甚至个别社区银行变得更加强大，比如富国银行等。危机中的社区银行还展现了独特的优势， Rossi和Barboni（2019）发现基于软信息形成的服务在危机期间更稳定，能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区银行关系营销的核心优势一直没变，如Mencken和Tolbert（2017）发现社区银行越多，本地企业越有可能获得融资拓展其业务[2] 。除核心优势外，丰富的服务手段及业务类型有利于社区银行持续更好的发展。业务方面，Kennett（2004）论证了社区银行服务高技术企业的可能性，Estes（2014）发现资产多元化可以改善风险调整后的业绩；规模方面， Hughes（2018）等证实大型社区银行有更好的经济绩效及更低的不良率，同时大银行的进驻能提高竞争水平；信贷技术方面，Milani（2017）发现交易型和关系型贷款都有利于减少逾期，当两种技术结合时，能更好地控制风险。

二、社区金融的补充与拓展：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虽然美国联邦1977年出台的《社区再投资法》引导社区银行加大了社区金融服务力度，但仍有一些区域处于“银行荒漠”，这在其他社区银行并不发达的国家更为严重。作为社区金融的补充与拓展，各类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并坚持经济、社会“双重底线”。和社区银行相比，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研究有待丰富。

（一）缘起“银行荒漠”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出现缘于“银行荒漠”问题的存在，并以帮助“银行荒漠”中的社区获得基本金融服务为己任。“银行荒漠”在世界各地均存在，甚至连社区银行体系高度成熟的美国都未能避免。Benjamin （2003）等发现美国由于隐性歧视性规则的存在，部分区域金融服务依然不足。经济发达的欧洲也不例外，Murtagh和Goggin（2015）发现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一些信用记录差或者金融资源不足地区的个人或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融资。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体系不完善，社区银行发展滞后，“银行荒漠”问题更加严重。在部分亚洲国家，如南亚的尼泊尔、斯里兰卡，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和泰国，以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均存在大量贫民社区，即使在城市也有很多非正规居住社区，这些区域的家庭无法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在拉美地区，Hudon和Meyer（2016）以巴西为样本，发现最贫穷的居民，特别是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工作的人，极度缺乏基本金融服务。

（二）相关界定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类型很多，比如社区发展公司、社区发展银行、社区发展信用合作社、社区发展贷款基金、小额贷款基金和社区储蓄团体等。而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存在差异，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设置也有差别，即使是同一类机构，具体业务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对其功能的描述比较一致，即能给社区的居民、企业等提供他们在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无法获得的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改善当地居民或企业的经济状况来带动社区的整体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英国社区发展金融协会[3] （2005）认为，社区发展金融机构通过填补金融和商业支持方面的差距来实现社会变革，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回报，尤其是通过提供资金和支持使个人或组织能够在处境不利的社区或服务不足的市场中开发和创造财富。而“新经济基金会”[4] （2005）将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视为一种更具社会责任感的“新经济”组成部分，即通过对社会、社区和当地企业的支持，来创造和维护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运营及成效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种类各异，具体运营模式也存在差别，但在资金来源与使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资金来源方面，Appleyard（2011）发现英美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主要通过获取捐赠、慈善款、社会投资以及为社会企业设计的贷款来获得贷款资本，Ledgerwood和Wilson (2013)也发现塔吉克斯坦有着类似的多元化资金来源。[5] 一般而言，多种渠道获取资金有利于保持机构的独立与自治，也更容易平衡社会和经济目标。资金用途方面，主要用于那些被金融排斥的社区，给居民或企业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成本较低的信贷以及用于生活生产的投资资本。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在信贷决策中从经济回报出发也会通过尽职调查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并采取关系型信贷来减少逆向选择，但更主要的是基于社会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平衡进行决策，而不仅仅追求经济回报最大化的机会。[6]

社会和经济“双重底线[7] ”之下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成效评估较为复杂。Benjamin等（2003）认为可以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层次进行评估，前者是指由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融资或援助产生的影响，而后者来自于包括但不仅限于社区发展金融活动相关的事情[8] [2]。Appleyard（2011）认为可以从数量结果和质量结果两方面进行评估，前者包括贷款数额、服务客户数等，而后者因机构间差异大等原因难以评估。此外，美国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也尝试简化评价指标，并开发了评估和评级系统，但并未有效覆盖所有社区发展金融机构。

（四）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关系

缘起于“银行荒漠”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两者关系的判断有“补充说”和“替代说”两种观点。“替代说”认为，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崛起是对传统金融机构一直不能满足弱势社区金融需求的回应，是社区表达其服务当地价值观的一种手段，可替代传统金融机构。但更主流的是“补充说”，即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是低收入、金融服务不足的社区与常规金融市场及机构之间的中介，作为现有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与传统金融机构紧密合作。但无论是“补充说”和“替代说”，都要理顺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社区银行的关系。大多数传统金融机构目前不能替代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提供专业化、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仅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低收入社区的所有金融服务需求。

三、社区金融的发展与升华：社会银行

有一类特殊的金融机构，有文献把它归类为社区发展金融机构，但却有着商业银行的属性；有文献把它归类为社区银行，但却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它就是社会银行，坚持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9] ，并在金融危机后广受关注，推动了社区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一）相关概念溯源

社会银行的相关术语纷繁复杂，如道德银行、慈善银行、可持续银行等，其中，较为常见的概念是社会银行和道德银行。社会银行主要出现在英文文献中，“社会”侧重的是银行的活动过程；而道德银行主要来自西班牙语文献，“道德”更多地体现目的或结果。道德银行比社会银行的内涵更加宽泛，但在以英语为主流的学术文献中使用不多，指向更明确的“社会银行”使用更为普遍。

早在1989年，Green就指出社会银行不仅重视经济回报，而且优先考虑社会目标。90年代初，德国汉堡大学Reifner对社会银行进行了界定，即“社会银行业是战胜贫穷的银行”，但这个界定过于狭隘，因为大多数社会银行除了解决贫困外，还要应对社区发展、环境问题甚至社会变革等。社会银行是为以社区为导向的项目和社会企业提供资金的混合金融中介，社会银行协会[10] （2006）将社会银行定义为“致力于服务人与地球的长远发展的银行”[3]。随后相关研究不多，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推动了理论界对社会银行的讨论以及对传统金融的反思。

（二）次贷危机后的金融反思

次贷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金融的批判与反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1] 等都认为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社会责任缺失、不透明和不可持续三个因素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4]。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12] 所言：“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就是金融体系偏离了本质”，法国前总统萨科齐[13] 认为：“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也是不道德的”[5]。总之，危机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社会银行却展现了另外一番图景。

Weber和Remer（2011）研究发现危机期间没有一家社会银行需要动用公共资金来纾困，大多数社会银行走出了危机且变得更加强大。以欧洲为例，2006-2008年期间，社会银行资产保持年均20%至25%的增速，2009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达到30%左右；Weber（2013）进一步发现，2007-2012年期间，全球社会银行净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6%。究其原因，Janik（2017）认为社会银行能有效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Mykhayliv和Zauner Janik（2018）基于2000-2014年期间3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与社会银行的数据发现，两者在业务模式、经济效益、资产质量、稳定性以及金融危机对业绩的影响等各方面表现相似。这一定程度上离不开较高的社会信任度，Kanagaretnam（2019）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国家，银行风险较低。

（三）社会银行的崛起密码

社会银行的发展与经济金融危机关系密切。20世纪上半叶经济危机以来，社会活动家和创新者推动了早期的社会金融运动，21世纪初，次贷危机的发生引发了对社会银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11年，《社会银行与可持续金融的未来》和《社会银行与社会金融：经济危机的应对之策》[14] 两本著作同时问世，对社会银行发展历程、核心特征、前景展望等进行了梳理，并系统论证了社会银行的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

“三重底线”由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专家、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于1997年首次提出，[15] 随后比利时特里奥多银行以及全球价值银行联盟联合创始人弗朗斯·德·克莱克首次将其引入金融领域。在此基础上，Benedikter（2011）进一步指出社会银行的核心特征就是遵从“三重底线”，即：利润（Profit），如经济合理性、不能造成影响银行整体发展的损失；环境（Environment），如自然栖息地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人民（People），如社区的优先地位、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并将社会银行的服务理念从本地的（Local）具体社区上升到全球本地化（Glocal）的视野，推动了社区金融向社会金融的升华，除强调社区的优先发展外，更关注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

四、我国社区金融相关研究及启示

我国对社区金融的研究也是从社区银行开始的，较早的文献见于谢葆珑1991年编译的《社区银行的战略计划制定》，随后大量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主要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国外社区银行的介绍，主要对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历程、核心优势、经营模式、监管制度、效率与绩效等进行了详实而系统的分析，对欧洲、洪都拉斯、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的社区银行也有介绍。二是国外社区银行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从关系型贷款到中小企业融资、从风险控制到普惠金融，结合我国实际提炼了相关借鉴经验。三是我国社区银行发展研究，结合民营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甚至大型商业银行发展实际，讨论了我国社区银行发展路径。而在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及社会银行方面的文献极少，宋湘燕（2019）、黄政宗[16] 等（2018）分别对美国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社会银行模式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借鉴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社区金融的研究还存在重美国轻其他区域、重机构轻功能、重经验介绍轻落地措施等倾向。展望未来，我国社区金融的研究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广度，加强对世界各地社区金融发展的研究。关注美国之外其他地区的社区银行发展，关注社区银行之外其他社区金融机构的发展，给我国发展社区金融提供全面系统的借鉴经验。二是拓展深度，加强基于功能观的研究。目前社区金融机构类型繁多，且大多数文献都基于机构观进行研究，而从社区金融功能着手研究更有利于把握社区金融的核心本质，以针对性地开展社区金融实践。三是提升高度，加强社会金融的研究。在厘清社区金融相关概念、构建社区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社区金融的外延，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开展社会金融的研究，为助力金融建设“好的社会”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