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摘要]实现产业升级是中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但要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发现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本文以最新全球产品贸易数据库为基础，对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产品空间的异质性前提进行了验证，分析了中国和全球多数国家的产品空间演化。文章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对中国近期的潜在优势产业进行了预测，对不同邻近性阈值条件下产业的演化轨迹进行了充分讨论。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能力是有限的，当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种类虽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种类却小于全球平均水平，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演进的可持续性并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面临两难选择，产业升级的步伐如果过快，对当期的经济增长就会造成冲击，如果过慢则无法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中国产业升级能力仍然有限的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最佳策略，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产业多样化的优势，发挥组合效应，实现包容性升级。

[关键词]包容性产业升级 潜在比较优势产业 产品空间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必然会体现为结构的变迁。政府要在结构变迁中发挥作用，企业要成为经济增长的成功推动者，其前提是政府、企业能甄别结构变迁的方向，找出不同时期最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2012，pp204）。但发现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并非是一项可轻松地得以完成的工作，经济学虽然不断地致力于对此提出一些工具和方法，但长期以来仍不能为经济实践提供细致、具可操作性的指导。近年来，此种局面有所改观，经济学在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识别研究上获得了很大突破。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与其同事合作提出了增长机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简称GIFF框架。这个框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选择的重要指导之一，就是选择那些人均收入相当于自身2倍左右、资源禀赋大致相同的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追赶对象，把为私营企业发现并成功地得以发展的产业纳入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合（林毅夫，2012，pp107，pp203-238）。GIFF框架的开创者虽然为这一框架开展过案例研究，展示了这一框架应用的具体步骤，但因为这一框架要评估国家与国家之间资源禀赋相似，所以，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如何评估资源禀赋这一难题。如果简单地用资本或劳动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作为评估依据，就会遭遇到“具有近似的资源和要素禀赋，然而却擅长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丹尼.罗德里克，2012）这样的挑战。这一框架要求一个国家盯住先行者，很多发达国家因为其发展水平已经位居前列，所以，GIFF框架即便能很好地解决资源禀赋相似性评价的难题，也难以对发达国家提供指导，因而只能是指导发展中国家产业选择的框架。

近年来兴起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发现的另一种理论，就是哈佛大学豪斯曼(R. Hausmann)和巴莱（Bailey Klinger）、海德尔格（C.A.Hidalgo）提出并加以发展的产品空间理论（Hausmann, Ricardo, Bailey Klinger,2006；Hausmannn etc.t.,,2007)。这一理论从2006年被提出迄今，已为不少学者、国际机构将其用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研究（Arnelyn Abdon Jesus Felipe，2011；Connie Bayudan-Dacuycuy ,2012;Andreas Reinstaller，et al.，2012）。国内将这个理论应用于指导中国产业升级实践的研究始于2008年（张其仔，2008;曾世宏、郑江淮，2008），此后相继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对于此理论的评述和力图运用这个理论解释中国产业升级的论文和报告。但既有文献关注得较多的是如何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去测度经济的复杂性，进而估计其影响（伍业君、张其仔，2011，伍业君、张其仔，2012；张其仔、伍业君、王磊，2012；伍业君、张其仔、徐娟，2012）；国内外虽有少量文献虽然力图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去发现中国产业潜在的升级机会，因数据的原因，其运用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产品的邻近性采用了替代性算法（曾世宏、郑江淮，2010）；用局部产品空间代替全局产品空间（万金、祁春节，2012）；对影响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选择的邻近性阈值缺乏必要的讨论；对未来产业的演化仅进行一期模拟（张其仔等，2013）等。本文力图在克服上述局限性的基础上，以最新的全球贸易数据为基础，在重新构建全球产品空间的基础上对中国潜在产业升级机会进行识别。

二、全球产品空间与产品空间的异质性

产品空间理论把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机会定义为能力的函数。生产新的产品、转型到新的产业，是由现有生产能力所决定的。所以，科学地识别一国的能力成为发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关键要素。产品空间理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最为古老的指导一国产业选择和能力发现的理论就是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要求一个国家按其比较优势选择产业。这个理论就其早期版本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期，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国际贸易中和全球产业分工中发生的现象。为了应对此种挑战，该理论做出的回应之一，就是把越来越多的要素纳入到比较优势考虑的范畴之中，这种拓展虽然可以更多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一些现象，但也使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各国的产业选择实践上更难以发挥操作性作用。决定一国生产什么或不生产什么，可能取决于很多要素，当起作用的要素越来越多时，决策者做决策的难度就越来越大，理论研究虽然可能找出一系列决定性因素，但未必可以穷尽各种因素，容易陷入是什么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无休止的争论的漩涡。

产品空间理论发现各国能力的方法与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通过要素，也就是通过投入去发现一国的比较优势和能力的，产品空间理论则强调从产出的角度发现一国的能力和比较优势。不同国家的能力可以用产品空间加以测量。一国当前生产的产品反映了一国所具备的生产能力，所以，在产品空间理论看来，不同国家在产品空间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方向、路径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绩效。一个国家产业升级具备什么样的升级机会，可以从现有产品空间结构找到。这一操作性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从投入方面分析一国究竟具有什么比较优势的复杂争论。

既然一国的能力可由产品空间来测量，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去识别一国的产业升级机会，首先就需要构建一个产品空间。产品空间由所有可能被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及产品间的关系构成。所谓产品间的关系就是指不同产品之间所需生产能力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操作层面，可用产品间的邻近性进行测量。当产品A和产品B与产品A和产品C相比较，在更多的国家同时进行生产时，那产品A和产品B二者的关系，相对于产品A和产品C二者的关系，就可以定义为更具邻近性。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或产品必须满足一定的邻近性特征。

建立产品空间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所有的可生产的产品全体的集合。潜在的比较优势产品的识别，就是要从这个产品全集中找出满足特定条件的产品子集。很显然，产品全集所包含的产品种类越多，潜在比较优势产品集就可能越准确。理论上而言，产品全体的集合，既要包括现有的产品，也要包括未来的产品，但未来产品还没有生产出来，所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所谓的产品全集只包括了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全球生产出来的产品种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这一集合也要随之不断的更新。为了对中国潜在比较优势产业进行识别，根据数据的可获性，我们以2009-2011年贸易数据构建了全球产品空间，包括了3118类可贸易产品。

豪斯曼、海德尔格提出的能力理论，虽然也被他们冠之比较优势理论的名称，他们称之为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但这种理论与其他被称为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不同。其他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产品空间的均质性，就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距离”相等。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模型中，有一类被称之为产品种类扩张模型，专门研究产品种类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类模型假定了产品空间的均质性（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2000，pp.198-216）。但可以设想，如果产品空间不存在异质性，生产不同产品所需的生产能力就没有差异，对一个国家而言，下一期生产这种或那种产品并无差异，因而可以随机选择，研究上也就无法用产品空间方法去识别国与国之间的能力差异。产品空间的异质性是产品空间理论得以成功应用的前提。

豪斯曼等人提出产品空间理论，是建立在他们对产品空间的真实研究基础之上的。他们利用范恩斯特拉（R.Feenstra）、利普塞（H.D.Lipsey）等人构建的1962-2000年世界贸易数据库，构建了全球产品空间图，包括了775种产品类型。他们通过构建的全球产品空间图发现，产品空间图呈现出中心—边缘模式，就是一些产品与另一些产品相比，其周边显得更加稠密，一些产品与另一些产品相比，其周边显得更加稀疏，全球产品空间具有不均匀性。对于这样的结论，从研究的角度可以提出两点质疑，一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否只适用于某些特殊时期？二是如果运用真实的生产数据，产品空间的异质性是否会消失？运用产品空间去识别一国的生产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产品的生产数据，但因为全球各国产品生产的详细数据不可得，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产品出口数据替代，对此，可以提出的质疑是，如果用产品生产的数据得到的产品空间图，产品空间的异质性这一性质是否依然存在？

为了解决第一个质疑，我们用与豪斯曼等人分析全球产品空间图时同样的方法、不同的数据重新构建了全球产品空间图。图1使用的是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绘制的1992-1994年、1999-2001年、2004-2006年和2009—2011年的全球产品空间图。为减少不同年度的意外波动，各图是通过计算各期产品的平均邻近性加以构建的。图1描绘的产品空间网络呈现出显著的中心—边缘特征，如果在图中的节点上标出具体的产业名称，则还可以发现，机电、化学和仪器仪表等高端制造业产品位于中心，农牧渔产品和矿产采掘等初级产品位于外围。比较各期的产品空间图，不难发现，虽然不同时期的产品空间的连通性有所变化，但产品空间的异质性特点一直没有消失。

为了解决第二个质疑，最科学的方法是搜集全球各国的产品生产数据，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计算各种产品之间的邻近性，并构建全球产品空间图，但这在目前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尝试用中国的产品生产数据计算各种产品的邻近性，画出中国的产品空间图。图2就是依托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省为基础计算每种产品平均邻近性的基础上画出的，横轴为每一种产品的编号，纵轴为产品的平均邻近性，等于某产品与所有其他产品的邻近性之和除以产品的种类数。如果产品空间是均质的，那么，图2中的各柱形的高度就会一致，但图2中的各柱形却呈现高低不一致的形态。它表明的是不同的产品，其平均邻近性不同，邻近性最高的产品，其平均邻近性为最低产品的近20倍，所以，与此相对应的产品空间图必然具有异质性。如果根据产品的邻近性画出产品空间图，再在节点上标出产品的名称，与图1中的节点都标上名称，我们虽然会发现，这两个图的连通性、同样产品的空间位置有所不同，但仍然呈现出中心~边缘的异质化的格局。这个例子表明，用生产数据重新构建产品空间，也不会改变产品空间异质性这一基本特征，这就保证了用产品空间去识别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的可行性。

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筛选

1．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筛选的三个原则

根据产品空间理论，从中国现有比较优势产品出发，其最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应是在产品空间中与其邻近性最高的产品，因为这两种产品生产所需能力差异最小，从此种产品跳到彼种产品，升级的成本最小。在两种产品价格既定的情形下，企业所获利润最大（张其仔，2008）。这是总的指导原则。在具体操作上，何种邻近度的产品和具有同等邻近度的产品中何者应进入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合，则需要通过以下三个原则的检验。

第一、目前不具有比较优势，就是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小于1。从显性比较优势上对产品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一种产业在邻近度上需要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要求，但如果已经属于有显示比较优势的产业，就不能再进入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

第二、目标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于演化起点产业的技术含量。目标产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起点产业就是当期具有比较优势、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邻近度符合要求的产业。从比较优势演化的趋势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要不断发展，其产业演进的方向应是从相对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演进，所以，根据产品邻近性原则选择出来的具有潜在演进潜力的产品集中，将比原有产品技术低的产品删除掉较为合理。就理论上而言，产业演化也可能会出现从高技术含量向低技术含量退化的情况，但这种变化无需新的能力建设，会造成能力闲置，所以，从企业的角度而言，除非经济发生重大衰退，否则就不可能做出这种决策。

第三、邻近性阈值。筛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需要设定企业的临界跳跃距离，也就是需要设定邻近性阈值。任何两种产品，都可能计算临近性，差别只在于邻近性的程度不同。有的较强，有的较弱或显著偏弱。因此，如果不对邻近性设定阈值，那么，一种与当期有比较优势产业可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邻近性的产业，也可以被划入潜在比较优势产业之列。这一操作须假定，企业具有无限的能力、从而可能实现任何跨度的惊险一跳。如果这一假定合理，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筛选操作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这一假定下，任何产业对企业而言，都是可达的，唯一约束的是需求，这显然不合理。所以，一个产业在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后，还需要通过邻近性程度的测验。我们在识别潜在优势产业时，需要确定一个邻近性阈值。

产品之间的邻近性也可以用能力距离加以定义。如果把两种需要完全不同的专用能力生产的产品的能力距离定义为1，那么需要某种相似能力生产的两种产品，其能力距离可定义为1与邻近性值的差。所以，确定一个邻近性阈值，也可能理解为一个国家和企业在产业升级中需要跨越的能力距离，我们把产业升级需要跨越的能力距离，也定义为产业升级幅度。

2．不同阈值条件下产业升级机会的比较

为了运用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筛选的三个标准确定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合，我们利用2000至2011年的全球产品贸易数据库，计算了中国不同产品各年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然后将其进行平均，如果其值小于1，就可以进入到潜在优势产业的备选集。根据这个标准筛选出来的潜在优势产业集合，因为是无向的，所以必定包括部分比演化起点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为此必须利用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进一步缩小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种类。

为了识别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豪斯曼等（2007）提出了PRODY测度指标。本文也采用这个方法衡量产品的技术含量。在计算PRODY时，出口商品数据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各国的人均GDP数据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以美元2000年不变价格计。对潜在优势产业的筛选的基准是1999-2011年平均PRODY。利用这一标准将PRODY小于演化起点的产品加以排除。

根据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技术含量的高低筛选出来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需要进一步根据邻近性进行筛选。用这个标准进行筛选时所面临的难点在于临界距离的确定。既有的研究都是在假定一定跳跃距离的基础上进行的（Connie Bayudan-Dacuycuy,2012,pp59-66），但对于这种假定是否合理？用什么标准去进行判断其合理性？可以用两个标准加以判断，一是要看这样的跳跃会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重大冲击，二是看这样的跳跃和国际上的其它国家相比是否过大或过小。

阈值的设定对于预测中国潜在优势产业有着直接影响。图3（a）和图3（b）是用不同方式表达的不同阈值条件下中国潜在优势产业种类的变化。图3（a）的横轴代表的是不同的阈值，纵轴代表的是潜在优势产业种类，所以，图中曲线代表的是处于同一演化阶段潜在优势产品的种类。图3（b）横轴代表的产业演化的期数，纵轴代表的是潜在优势产业的种类，图中曲线代表的是同一阈值下不同产业演化阶段潜在优势产业种类的变化。从图3（a）和图3（b）可以发现产业演化的、饶有兴味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变化趋势看，0.5俨然是一个拐点，越过此点，阈值增加挤出的潜在优势产业种类随之成倍下降。

从数量上看，如果产业升级幅度被设定为0.2，则潜在优势产业种类是1400多种，阈值被设定为0.55，则潜在优势产业为270种，如设定为0.5，潜在的优势产业数量就增加到522类，超过0.6则中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品基本消失，如果超过0.7，则中国将不再有潜在优势产业的存在。如果假定经济增长与产品种类呈线性关系，那就意味着，要维持同样的增长，让企业跨过0.5这一阈值所达到的潜在优势产业，平均每个产业新增加的产出要相当于阈值0.2时的1.6倍，把阈值设定为0.55时，则增加到了4.2倍。邻近性是产品间相似的一个量度，随着邻近性增加产业的平均产出被要求增加的这一趋势表明，在同样升级幅度的前提下，产品越多样化，经济增长就越能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产业升级对邻近性的要求越高，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就越低，依靠产品种类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就较弱。把产业升级幅度选定为0.5可以较有效地维持中国产业多样化的特性。

比较不同邻近性阈值下的产业机会不仅要比较其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种类，而且还要考察其结构。把潜在优势产业识别时的邻近性阈值设定为0.5,不仅有助于维持中国产业多样化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它包括了很多传统产业、属于产品空间边缘部分的产业。分产业考察，通过小距离跳跃既能实现产业升级的多数为化工、机电、仪器仪表行业。如把邻近性阈值设定为0.55，能进入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名录的属于机电、化工、仪器仪表等行业的产品，占到55%左右。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原材料行业都被排除在外。把邻近性阈值设在0.5这类产业将被大量纳入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范围。从中国未来产品空间图的演化看，随着邻近性阈值的提高，产品空间的边缘部分会变得越来越稀疏，中间会变得越来越稠密。当邻近性阈值被设定为0.65时，产品空间的中心部分与邻近性阈值为0.5时相比，也出现了稀疏化（见图4）。

为了研究中国在筛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时设定何种邻近性阈值较为合理，我们对全球158个国家按不同阈值进行产业升级时的后果进行了模拟，结果如图5。图5横轴代表是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种类加潜在优势产业种类数，纵轴代表的是国家数量。从图5不难看到，当阈值为0.2时，大多数国家的潜在优势产品加上现有优势产品的数量超过2000种，当阈值为0.5时，绝大多数国家的优势产品集在500到1200之间，如果阈值为0.55,则大多数国家的优势产品集合都会在500种以下，有不小国家则在100种左右。在阈值为0.5时，图形呈现出我们常见的钟形形态。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0.5阈值同样是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拐点（见图6）。所以，对全球而言，为了保持稳定增长，总体而言，也要实现邻近性为0.5左右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要跨越阈值为0.5的能力距离。对中国而言，为了稳定增长，就其最低平均水平和短期而言，至少需要跨越0.5这个能力距离。

3．中国潜在产业升级能力的评价

国家间的产业升级能力差异，首先表现在潜在优势产业的种类上，一个国家的潜在优势产业种类越多，产业升级的能力就越强。图7是中国的产业升级潜力与全球平均水平的比较。图7表明，中国现有优势产品种类数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中国产业演进的潜力并没有明显优势。中国具有可演进潜力的产品种类数在邻近性阈值低于0.5时，要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高于0.5才开始与全球平均水平接近。

国与国之间产业升级能力的差异，不仅表现为潜在优势产业数量上的差异，而且还表现在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性上。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国家因为技术能力的差异，可实现不同距离的跳跃。这里跳跃距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产品之间的差异性，用邻近性测量。产品空间的差异越大，实现产品之间跳跃所需的距离就越大；二是跳跃的步数。从图论的角度而言，每个产品相当于图中的一个节点，所谓跳跃的步数，也就是从一种产品升级到另一种产品所需要的经过的节点数，也就是本文所称的演化期数。具有可演进潜力的产品数量可作为潜在优势产品种类的一个测度，产业可演进期数可作为产业升级可持续性的一个测度。

和全球水平相比，中国产业可演进的期数直到邻近性阈值超过0.6才与世界持平（见图8）。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可演进的产品种类上并不处于劣势，但在产业演进的可持续能力上却不占优，只有当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动力极低时，就演进的可持续性而言，中国才能与发达国家相当，在图8中的表现，就是邻近性阈值很高。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潜在优势产业可演化的期数较少，而且到一定时期后，潜在优势产品的种类也开始处于劣势，这可以通过中美之间的对比加以证明。表1列出了中国不同阈值条件下不同时期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种类。如果把产业的跳跃距离划分为大、中、小三种，把阈值超过0.55以上定义为小距离，0.35到0.5为中距离，0.3以下为大距离，那么，中国的产业升级只需实现小距离跳跃的近期有77种，远期有270种；需实现中距离路跃的近期有410种，远期有947种；需实现大距离跳跃的近期为72种，总计各期为190种。从数量上看，中国能实现中距离跳跃的产业占大多数。表2列出了不同阈值条件下美国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种类的演进。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国产业升级通过大距离跨越就能实现的产业近期有43种，远期也不过187种；通过中距离跳跃即能实现产业升级的产业，近期为312种，远期为952种；通过小距离跳跃即能实现产业升级的产业，近期为63种，远期为131种。从由此可见，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可演进的产品种类上并不处于劣势，但在产业演进的可持续能力上却不占优，如中国与美国相比，产业在演进到位第4个周期后，美国的潜在优势产业的种类数开始超越中国（详见表1和表2）。

企业或政府也可选择产业升级的步数，实现跨越式升级。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实现跨越升级的幅度越大，可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种类数就越小，产业升级的机会就会迅速缩减。如在阈值为0.2的情形下，如果产业升级幅度定义为1，相当于表1中的演化期数，那么，可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种类就是559种，如设定为2，则下降到481种，设定为4，可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种类就下降到77种（见表1），如果没有新的能力的拓展，产业升级的机会就会很快发掘殆尽。美国如果采取跨越式升级策略，设定产业跳跃步数为2步、3步、4步等，其产业升级的机会也会出现衰减，但总体而言，衰减程度弱于中国（见表2）。

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能力会受一国采取什么的升级策略的影响，但中国产业可持续跳跃的能力，无论何种模拟情景都不容乐观。对中国产业未来演进模拟可以发现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象，就是无论中国初始期选择何种策略，产品演进到第4期之后，阈值在0.5以下的策略，其潜在比较优势产品的数量都开始接近。所以，届时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取决于新产品的出现，以及中国能否在新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届时全球的产品生产集扩充了，中国跟不上全球创新的步伐，中国的经济增长都会出现问题。如果对全球的创新能力持乐观态度的话，那么，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如何在未来的新产品创新与生产中赢得比较优势，这就需要能力的积累。就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而言，中国选择实现邻近性为0.5左右的产业升级目标较好，但从长远来看，让中国的产业升级跟上全球的步伐也是必要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使中国能力的积累不能慢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中国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位置，在现阶段让产业升级幅度大一些，使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是较好的选择。这里指的让产业升级幅度大一些，不仅仅是指高新技术产业，而且还包括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4．对识别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对于依据现有产品空间对潜在优势产业进行甄别所得到结果有没有意义或者说有没有价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并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力图通过两种方法，为这个问题找到初步的答案。一种就是要比较我们所预测的演化方向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另一种就是要分析所预测产品近几年显性比较优势的走向如何，以考察这种方法的新的价值及其合理性。

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就需要建立与发达国家大体相似的产业结构，考察产品空间的演化方向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就是要考察中国产业未来的产品空间是不是越来越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似。我们曾构建过美国、日本、德国、东亚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产品空间演化图。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空间演进的轨迹可以看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产品数量较多，且在空间中心区域密度较高，东亚四小龙的产品空间演进规律也是越来越趋于中心化（张其仔等，2013）。我们识别出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在全球产品空间图中的位置，绝大多数处于全球产品空间中心。所以，预测的潜在优势产业与比较优势演进的总体方向有一致性。

一个产业作为近期的潜在优势产业，如果用显性比较优势进行衡量，则总体趋势应是趋于增长的，但如果用产品空间理论所发现的潜在比较优势行业都可以通过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所显示的信息中找到，这个理论的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根据潜在优势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对识别出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优势是近几年来趋势于上升，一种是近几年有所下降。在上升的一类中，又可分为其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很低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对较高两类。在下降的产业中，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过去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现在下降了，另一类是本来就没有比较优势，但现在更是下降了。图8中的曲线代表的是部分潜在优势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近10年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从潜在优势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看，绝大多数是上升的；但部分潜在优势产业当前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还很低（见表3）。这可能一定程度上表明，利用产品空间理论，可以发现仅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发现潜在优势产业难以发现的一些潜在产业（见图8）。

四、结论与政策讨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曾经借鉴过原苏联、日本等国家的经验，企业在产业选择上，通过模仿不断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脚步，但并不总是获得了成功，其原因可能在于这样的选择行为是否合理受到能力供给约束。发现自身能力，基于能力基础之上去发现新的产品或产业，就能获得成功，否则，失败的风险就很高。发现新的潜在优势产业或产品，涉及到未来因素，市场价格信号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找到一种发现能力的方法。产品空间理论，通过产品空间发现一国的能力基础，并基于能力的基础，为识别潜在优势产业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方法。本文尝试利用这个方法对中国潜在优势产业进行了预测，找出了不同邻近性阈值条件下的潜在比较优势产业。这些潜在的优势产业的甄别，并不能完全依赖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变化或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这就为利用产品空间理论进行潜在优势产业的识别留下了空间。

本文对中国产业升级机会的甄别建立在利用最新全球贸易数据库重新构建的全球产品空间图的基础上，但在产业升级的机会甄别上仍存在局限性：没有包括不可贸易品和服务业和全新的产业类型。构建一国产品空间结构最好的方式是利用生产产品的数据，但由于数据可获性方面的原因，目前并不能走到这一步。相比于全球生产数据，出口数据相对完整，所以，这里发现的潜在优势产业建立在基于出口数据基础上构建而成的产品空间之上。利用基于出口数据为基础构建的产品空间难以发现中国不可贸易品的能力。在现有的产品空间中也没有包括服务业。产品空间理论对产业升级机会的甄别是基于当前全体产业的基础上，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完全可能出现全新的产业。产品空间理论并不能预见这类产业的出现。由于存在上述局限性，目前识别出的潜在优势产业并不代表中国潜在优势产业的全体，但已经识别的这些潜在优势产业，仍可作为国家和企业重点关注的产业，而且从潜在优势产业的分析中，还可得出一些有启发性的政策含义：从目前的比较优势考察，被识别的潜在优势产业，有的显性比较优势很低，部分甚至成下降趋势；特别是部分关键性行业，已经具备成为优势行业的条件，但目前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还很低，这就需要政府调整相关政策，扫除这些产业发挥潜在比较优势的障碍。部分关键性行业，不能被识别为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对这样的产业关键是要加强能力建设。

对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可以听到不小的批评声，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结构转型，尽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各级政府的迫切愿望。但如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步子迈得过大，就会出现“断档”现象。可以预测到这一现象正是豪斯曼、海德尔格提出的能力理论的独特之处。在比较优势理论那里，国家与国家的产业升级不会存在断档，本文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业演化的模拟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必须谨防产业升级和转型断档风险。

本文最饶有兴味的发现，就是产业升级的幅度超过0.5阈值，潜在优势产业的种类数就会急剧下降，这不仅对中国适用，对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也是适用的；中国的产业升级无论其初期采取何种策略，在跨过4个产业升级的台阶之后，产业升级的空间都将被消耗尽。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步幅如果过快，结果并不能如人所愿，但如果走得太慢，则同样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要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需要中国产业升级的步调不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问题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能力并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难题，在产业升级策略上，可以选择包容性产业升级策略，就是让升级机会少的产业，通过小步快走，通过产业内升级不断积累新的能力；鼓励升级机会多的产业，大步快走，积极追赶世界前沿水平；让升级能力中等的产业，中步快走。由于不同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和类型的需求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特点采取不同的升级策略，就可以让不同类型和不同素质的劳动者都能充分参与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更多地分享产业升级的成果，就能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多样的优势。由于这种策略，可以让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产业升级过程，所以，这种产业升级策略，也可以称之为包容性产业升级策略。这一策略可以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相策应，也是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根基所在，可以有效地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要避免“狗熊掰棒子”现象的发生。

正如全球产品空间所表明，不同的产业其升级机会是不同的。企业因此也在产品空间处于不同的位置，如处于中心位置的中心企业和处于边缘位置的边缘企业。处于产品空间中心位置的产业如机电、化工等产业，在升级中处于较有利的位置，因而从事这些行业的地区或企业也容易得到政府的青睐，实现跨越式升级。中心企业实现跨越式升级后，原来被占据的产业空间腾出来了，但腾出来的产业空间能否转移到国内其他地区或企业，却完全取决于后者的承接能力。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处于产品空间中心位置的优势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是边缘企业通过能力的积累不断地向中心地带移动。只有当边缘企业有机会积累承接中心企业的产业转移时，才不会发生“猴子掰棒子”问题。把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心企业使那些边缘企业或地区缺乏激励或资源进行必要的能力培育，以至于处于边缘地带的企业缺乏必要的能力跨进腾出来的产品空间，其结果必然是在新产业发展的同时，一些产业却因为后续承接能力跟不上而走向衰落或转移到他国。由此，“狗熊掰棒子”的问题必然发生，结果是产业升级的空间和潜力很快被耗尽，对经济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产业的多样化和多层次化，中国现有的优势产业种类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利用包容性产业升级策略，可以发挥组合效应，既可避免产业升级走得过快对当期产生的重大冲击，也可避免产业升级走得过慢造成未来的产业升级能力不足。采取包容性的产业升级策略，就是承认不同产业所具备的升级潜力不同。在这一策略下，政府主要的可以发挥作为的领域，一是为企业发现潜在比较优势领域提供必要信息，二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企业能发挥所长。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各国最容易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补贴。但中国对采用补贴支持产业升级的措施要慎重，因为这种措施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是企业不会充分发挥其所长，实现符合其自身能力的跨越，致使全社会的产业升级步伐都会出现过慢的趋势。

当前全球各国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呈上升趋势。2010年8月5日，《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专文宣称，国际金融危机后，产业政策在全球得到复兴。201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把政府扶持部分产业的发展作为发展成功的重要因素，纳入到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所提建议框架之中，利用产品空间结构理论发现潜在的优势产业虽然可以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提供指导，但是这不表明它理所应当地应成为这个潮流的一部分。利用产品空间理论发现潜在优势产业的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发现阻碍潜在优势产业发挥比较优势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发现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能力缺陷，以为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启示。